保阪正康（日）著
高木清寿（1905~1996年），出生于茨城县。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报知新闻》政治部记者，后入协和会东京事务所，任石原莞尔秘书，战时与石原一起行动。与东条军阀对抗，并曾任东亚联盟常务委员。战后为普及东亚联盟的思想而尽力。曾任宇都宫市顾问，也从事过公司经营。著有《东亚之父·石原莞尔》一书。
我第一次遇见高木清寿是在昭和50年（1975年）9月。作为石原莞尔的秘书和崇拜者，他是最熟悉石原的人物。高木生于明治38年（1905年），当时已经70岁了。他住在宇都宫市，经营着几家企业。不过，对于他的战后经历我并不那么感兴趣。此后，直到他去世为止，我们保持了20年的交往。在此期间我们应该也有过关于战后的谈话，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不管怎么说，我对高木的回忆完全被有关战前的谈话填满了。
我萌生以采访实录的形式写昭和史这一想法后认为，写大的题材更容易把握昭和这个时代的背景。因此，我认为就东京审判进行一次彻底采访，并用自己的笔描写这个审判的整体状况，是一条捷径。想是这么想，可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而不采访与这个审判有关的数百人不可能描写出整体状况。总之，两手空空是不可能实现这个计划的。之后，我想写东条英机的评传。我认为，只要在国内认真采访有关人员，是可以写出一本东条英机评传的。于是我想，先对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进行一些调查吧。
为了全面评述东条英机，我决定从两个路径开始并推进。
一个路径是，采访东条英机周围的人，听他们叙述东条英机。也就是说，从肯定东条的路径进行采访。另一个路径是，采访站在反对东条政治立场的人物，请他们对东条进行彻底批评。我认为，石原莞尔当属于反对东条的中心人物。于是，我开始寻找石原莞尔的“代言人”。在查阅了很多资料后，我了解到有高木清寿这么个人。于是，我便向高木发去了请求采访的信件。
如果以倒序的方式写，那么我首先应该告诉读者的是，通过和高木的交谈，我了解了石原和他的“人脉”，了解了昭和初年代石原作为一个军人的立场和体现他的思想的东亚联盟，等等。我从高木那里学到了书本中学不到的深奥的知识。就这个意义来说，高木是我的老师。
在昭和11年（1936年）2月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之前，高木一直是《报知新闻》政治部的记者。正如高木本人也如此评价自己，他曾经似乎是个“血气方刚"的记者。他所谓的“血气方刚"这个词的意思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想说就说,不加隐讳的类型，甚至对军人中优柔寡断、说话暖昧的人，以及只会挑好听的话说的气量狭小的人，也口诛笔伐，进行尖锐批评。
但是在二·二六事件后，高木在采访石原询问事件的经纬时发现，石原比他想象的更有骨气。加上石原与高木同样是日莲宗的信徒，因此两人更加产生了亲近感。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要职的石原。
在石原的推荐下，高木辞去《报知新闻》从事了约10年左右的工作，担任了东亚联盟东京事务所的负责人。那是一个在“满洲国"与青年联盟及协和会提携的组织，石原由于身份关系，不在那里公开露面。高木是以石原的秘书或者说代理的名义掌管东京事务所的。
高木说话很明快，并且采用断定语气。高木的夫人是海军山本五十六的侄女。由于这层关系，他可以听到不少内幕消息。因此，我也得以从高木那里听到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有关昭和史的故事。后来，高木从宇都宫市迁居宫城县的一个小城，他的夫人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我在高木家一边仰望着山峦，倾听着泪汩流的水声，一边采访高木。在那种背景的映托下，他叙述的关于昭和史的往事，如同一首诗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高木八十多岁后迁居川崎，住在他女儿女婿家里。那时，也许是因为年事已高的缘故，高木身体比较弱，外出也相当困难。他有时一清早给我打来电话，直率地谈读了我近期出版的书之后的感想。在平成8年（1996年）春天，即高木将迎来91岁生日的时候去世了。当我接到讣告时，想着我从高木那里学到的许多东西，不由静静地为这位老人的冥福闭目祈祷。
高木总是向我重复强调“两个事实"和“一个信念”。我在结束对高木的采访后才感悟到，那里其实埋藏着理解昭和史的关键。所谓“两个事实”中的第一个事实，就是对于从旧制水户中学升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之后成为新闻记者的高木来说，军人视野狭窄是不能容忍的。“将国家托付给那帮家伙，我们也有责任"这句话，是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强调说：“许多军人脑子过于简单，他们既没有世界观，也没有历史观。不管日本今后怎样都不可再把权力交给军人。”为了叙说这个事实，高木列举了许多军人的名字，并揭露了一些被掩盖的真相。例如，他说了个原来在东条身边负责宪兵政治的军人的名字，说：“他们为了指控石原和我是赤色分子，要尽了各种各样的伎俩。”
为了确证这一事实，我去采访了其中一个被他提到的宪兵指挥官，并问他，某人是否确实伪造了调查记录？这个军人含混地承认：“有些是部下干的。”
确认了这一事实之后，我遂认为高木见证历史的话是可信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对“石原的本质被人误解”而感到愤怒。我试着概括了高木那段愤怒的话，大致如下：“石原确实策划了‘满洲事变’。可是，石原从没有说过要把‘满洲国’变成日本人的傀儡。不仅一句也没有说，而且以后他还主张关东军应该放手，认为‘满洲国’的运作应该全部交给中国人，关东军应成为防御的军队。独立'满洲国’应与日本有对等的关系。希望关东军不要运用其对'满洲国'的内部指挥权。”
按照高木的观点，虽然“满洲事变”绝不值得赞扬，但石原原先试图建立的国家绝不是现被定格在历史中的那个国家。我对此表示疑问：“为了达到目的和理想，是否可以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何况目的和理想岂不都是扭曲的？"对这一疑问，高木似乎已经听了无数次，已经腻了，遂以石原“目的至纯论”作了回答。
听了高木的话，我感到以“满洲事变”的谋略这个说法，并不能指出石原批判的本质。也许，高木是想让我知道，在满洲，石原原试图通过与日本政府的目的不同的、类似“革命”的军事行动，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最终，可以认为，按照高木的话语，由于石原的这一尝试本身没有成功，因此无法辩解（顺提一笔，高木说了具有相同意思的话）。
高木对我说的所谓“一个信念”，或许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认识"。如果用一句话表示，即“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败是件好事”。这句话“因容易产生误解，所以只能对年轻人说”。在设定了这一前提后，高木在我第二次采访他时（昭和50年10月），说了下面这番话：
“石原将军在大东亚战争失败时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创建‘大日本’。他说‘小日本’亡了也罢。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东条之类的家伙想使日本成为世界头号国家，但那样的国家充其量只能是‘小日本’。日本试图支配别的国家这种想法，是卑鄙无耻的军队官僚的想法。所谓“大日本”就是作为人，作为国家，要探究一条道路。亚洲各国都有自己的道路，这里所谓的道路，就是各个国家走以本国的历史和精神为基石的道路，最终这些道路将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共存共荣。石原将军的思想所述说的，就是将各条道路融合到一起，形成世界统一。
“战后，有些家伙一直在主张修改宪法。其实现在的宪法用不着修改。日本即使拥有军备，可要是被苏联正式敲打起来，不用两个小时就土崩瓦解（说这话是在昭和50年——保阪注）。有人认为可借助美国的力量。但他们也不想一想，美国会以削弱其国力为代价帮助日本？实在是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话了。日本暂且像今天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或可通过堪称精神革命的一种力量，在精神的支撑下，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以武力充其量只能建立‘小日本’，而以精神革命创建的则是‘大日本’。战后石原将军的这一思想，在于首先产生一种非武装的强大力量，可惜他在没有说出这番话之前已经去世了。”
高木对战后社会的肯定（当然并不是全部）令我感到很吃惊。
我想，原来石原也打算走那种路线啊。我对此迄今仍保持关注。
石原是在昭和24年（1949年）8月15日去世的。
当时，他躺在山形县酒田的自己家里。“一周前开始，他身体急剧衰弱，而且丧失了意识。他的门生和夫人一直在照看他。”高木和石原夫人一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石原的枕边。高木一直拼命念法华经。他说，他知道临死前石原的灵魂将离开他的肉体，所以拼命念法华经。
“石原将军从他病死的床上静静地起身，然后飞升的身姿我都看见了。可能你会说：那是‘天方夜谭’？是，我确实看见了。
我从高木那里听到这话，是在和他交往二十多年的最后阶段。我有时候想，高木说他看见了死后的石原莞尔从他病死的床上起身的姿势，说不定是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