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要去吗？万一后悔了怎么办？”母亲的声音像是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让我喘不上气。我低着头，手里捏着那个早已发皱的报名表，心里乱成一团，嘴上却闷声回道：“妈，不走还能咋样？不走，这辈子都没盼头了。”

这是1972年初春的事。

家里那口老灶台上，煮着一锅稀饭，柴火噼啪作响。母亲坐在小马扎上，双手不安地搓着围裙的布角，眼神一会儿落在我身上，一会儿又飘向门外的天井。那眼神啊，像是含了无尽的叹息，又像有什么话想说，却始终没开口。

屋子里潮湿阴冷，墙角的灰泥已经剥落了大半。风从破旧的窗户缝里钻进来，灶火晃了晃，熄了一半。

我知道母亲心里是舍不得的，可我更知道，我的去留从来都由不得自己。

学校的老师早就不教书了，学生也心思不在学习上。批斗会、学农、学工，闹哄哄的，转眼两年就过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农村插队，或者响应支边号召，到边疆去。

可我家是啥情况？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三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街坊大妈三天两头来家里劝，说“你们家老李啊，按规矩，三下二，轮到他了，再不走，街道可要上门了。”这话说得好像轻飘飘，可我知道，背后藏着多少冷眼和议论。

赖着不走的，叫“赖青”。“赖青”是要被戳脊梁骨的，家里也少不了被盯上。母亲虽然嘴上不说，可我知道她心里的苦，她一个女人，扛不住这些。我呢，也咬着牙不让自己多想，反正横竖一条路，早晚都得走。

那时候，云南支边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的人都说，去云南有工资，有商品粮，住集体宿舍，还能见到边疆的美景，啥“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听得人心里痒痒的。我琢磨了一阵，觉得既然要走，那就挑个“好点的地方”。

报名的时候，班上不少同学也动了心，教室里热闹得很。班主任陈老师站在讲台上，语重心长地讲支边的意义，说这是咱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责任，还说“去边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话听着振奋，可我心里却没底。

后来，招工团来学校选人。面试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轮到我时，我用力挺直了腰，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了什么。结果还真过了，名字贴在红榜上时，我心里又是一阵五味杂陈。

回到家，母亲没说话，只是默默烧了顿饭。吃饭的时候，她夹了一块咸菜放到我碗里，低声说：“去吧，到了那边，好好干。”

三月二十六日，出发的日子到了。学校为我们开了欢送会，锣鼓震天响，胸口别着的大红花，显得格外扎眼。母亲没来送我，她说看不下去，可我知道，她是怕自己忍不住哭。

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人，送行的、围观的，哭声、笑声、锣鼓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脑袋发涨。车开动时，我从窗户往外看了一眼，最后那一眼，记住的是母亲站在家门口的背影。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沿着成昆铁路一路向南。车厢里，大家都兴奋得很，趴在窗边看风景，讨论着未来的生活。可到了云南广通火车站，再换车，再坐上一路颠簸的卡车时，大家都沉默了。

车停在弄垭农场时，天已经黑了。下车那一刻，我傻了眼。

眼前没有香蕉林，没有竹楼，只有几排破旧的平房，周围是光秃秃的山头和一片荒地。迎接我们的，是一群皮肤黝黑的老职工，他们笑得热情，用方言说着欢迎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点头傻笑。

那天晚上，女知青们哭成了一片。哭声透过薄薄的墙板传过来，听得人心里发慌。我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捏着母亲给我的照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每天起早贪黑干活，种地、插秧、割胶，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气候湿热，蚊虫乱飞，半夜常被咬得睡不着觉。可就在这种日子里，我认识了小周。

小周是我同班的同学，瘦瘦高高，话不多，却特别能吃苦。他比我小一岁，家里还有个妹妹，跟我一样大。他说，他妹妹成绩很好，可为了让他能下乡，她放弃了升学的机会。他说这话时，眼里闪过一丝愧疚。

有一回，小周突然感冒发高烧，整整三天没下床。我守着他，心里却发慌。那时候，农场的条件太差，卫生所连像样的药都没有。我跑了几里路，找老职工借药，折腾了大半夜才退了烧。

小周醒过来时，冲我笑了笑，说：“老李，要不是你，我命都没了。”

我挠了挠头，说：“你别说这种话，咱们是同乡，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可没想到，真正的坎儿，却在后头。

那年冬天，农场突然传来消息，说要裁减名额，抽调一部分人去条件更艰苦的分场。抽签那天，大家都紧张得不行，生怕抽到自己的名字。结果，小周的名字被念了出来。

小周没说话，只是默默收拾东西。临走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李，好好干，别让我家里人失望。”

我点点头，心里却堵得慌。

小周走后的第二个月，他的家里来了一封信。信里说，他妹妹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希望他能回家一趟。我拿着信，心里五味杂陈。带着这封信，我跑了几十公里去找他，却发现他正在分场的田里干活，瘦得几乎脱了形。

看见我时，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老李，你咋来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看完后，手抖得厉害。我劝他回家看看，他却摇了摇头，说：“我走了，农场的活儿谁干？”

那一刻，我心里像是堵了一块石头，却又说不出话来。

后来，小周终于回了家。再回来时，他带回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和妹妹的合影。他说，他妹妹好了，身体也恢复了。那天晚上，我们在田埂上坐了很久，聊了很多。他说：“老李，咱们这辈子，没啥别的念想，就希望家里人好好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默默想着，总有一天，我也要回去，看到母亲好好的。

1979年，我终于回到了成都。

那一天，母亲站在家门口，眼里噙着泪，却笑得很灿烂。她说：“老李，回来就好。”

现在想起那段日子，心里还是有酸有甜。我不知道当初的选择到底对不对，但我知道，正是那段日子，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青春啊，不是过得多顺遂，而是经历了多少风雨，又收获了多少成长。

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好好过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