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这辈子，我们还能再见上一面吗？”
电话那头，小虎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握着听筒，沉默了片刻，抬头望向窗外，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
我突然想起了五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那个改变了一切的春天。
1970年，我19岁，跟着一批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山西的一个山村——青龙沟。那年头，知青下乡是光荣事，可真到了地方，才知道什么叫苦。
青龙沟四面环山，土路窄得只能容一辆牛车。村里人住的全是土坯房，风一刮，土渣子哗哗往下掉。村民们早出晚归，满脸风霜，日子过得苦巴巴的。
我们几个知青被安排住在村支书程老汉家。程老汉五十多岁，脸黑瘦黑瘦的，话不多，但待人热情。他家里还有个养女，叫程小梅，16岁，扎着两根麻花辫，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她总是低着头干活，见了我们也不多说话，只是偶尔抬头，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刚到村里那几天，我啥也不会干，挑水翻车，种地翻苗，村里人都拿我当笑话看。只有小梅，会悄悄跑过来帮我收拾烂摊子。她蹲在田埂边，指着我栽歪的苗，忍不住笑：“东升哥，你咋这么笨呢？”
我挠挠头，心里却觉得暖乎乎的。
小梅是个细心的姑娘。早上，我们还没起床，她已经烧好了热水，做好了早饭。晚上，她会坐在油灯下帮我们缝补衣服。日子久了，我和她慢慢熟络起来，话也多了。
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问她：“你真是程老汉的女儿吗？”
小梅低着头，半天才说：“不是。他当年在路边捡的我。”
她语气很平淡，可我听得心里一阵难受。这个姑娘，命真苦。
两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和小梅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可我心里始终有个坎儿。咱们知青迟早是要回城的，总不能对人家姑娘许什么承诺。
1972年的夏天，机会来了。省里下了招工指标，我考上了铁路工厂。当时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可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临走那天，小梅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双她亲手做的新布鞋，怯生生地递给我：“东升哥，走了别忘了咱。”
我接过布鞋，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
回到城里后，我给小梅写过几封信，告诉她城里生活挺好，她也回信，总说村里挺安稳，家里养了几只鸡，日子过得不错。后来，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忙得很，就渐渐断了联系。
可谁知道，1978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小梅的信。信里，她说养父去世了，家里一片乱糟糟，丈夫是个靠不住的人，日子过得很难。最重要的是，她大儿子林小虎已经七岁了，想让我帮帮他。
看到信的时候，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小梅的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
我没多想，立刻回了一封信，说我会尽量帮忙。后来，我托了熟人，给小虎找了一所好学校，也时不时寄点钱过去。每次小梅回信，总是客客气气地道谢，说小虎很争气，学习成绩好得很。我看着信，心里有点高兴，又有点不是滋味。
转眼到了1990年，我接到了小梅的电话。她声音哽咽：“东升哥，家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小虎的学费凑不齐了……”
那天，我坐在电话旁，握着听筒，脑子里乱成一团。挂了电话后，我对妻子说：“小梅家出了点事，我得过去看看。”
妻子皱着眉头问：“你一个城里人，操心那么多干啥？”
我没回她的话，提了个包就走了。
青龙沟还是那个青龙沟，没什么变化。小梅却瘦得脱了形，脸上的笑容都没了。她的大儿子林小虎，已经长成了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站在我面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舅舅”。我愣了半天，心里像被什么揪了一下。
我问小梅：“这孩子咋长得和我年轻时这么像？”
小梅低下头，没吭声。
我没再追问，只是拍了拍小虎的肩膀，对他说：“好好念书，别让你娘操心。”
回城后，我托人又给小虎找了一所更好的中学，把他接到了城里。每次过年，他都会来我家吃饭，嘴里甜甜地叫我“舅舅”。我看着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几年后，小虎考上了大学，进了外地的一家大公司，还带着女朋友来见我。他说：“舅舅，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哪有今天。”
我笑了笑，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妈更辛苦，记得好好孝顺她。”
可谁也没想到，2005年，小虎突然查出肾衰竭。医生说，得尽快做手术，否则命保不住。
那天，小梅哭着打电话给我：“东升哥，咱们没这个钱了，咋办啊？”
我听着她的哭声，心里像刀割一样疼。我安慰她：“别急，钱我来想办法。”
我四处借钱，最后把房子抵押了，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妻子知道后，气得差点没跟我闹离婚。她骂我：“人家家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啥？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吭声，只是默默抽着烟，心里说不出的苦。
手术很成功，小虎恢复得不错。那天，他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舅舅，这辈子我欠您太多了……”
我摆摆手：“傻孩子，咱是一家人，说这些干啥。”
几年后，小虎结了婚，生了个胖小子。满月酒那天，他抱着孩子站在我面前，眼眶发红地说：“爸，这孩子想跟您姓林。”
我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来。小虎又叫了一声“爸”，这次声音更大。
我看着他，眼眶一热，眼泪刷地掉了下来。
“爸，这辈子，我们还能再见上一面吗？”电话那头，小虎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我吸了口气，笑了笑：“见啊，咱哪辈子都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