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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它的很多成员同时又是原先的小团体的成员，是跨组织的。
用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的说法，有一个“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1、同盟会内的政见分歧同盟会成员来自相对狭隘、封闭的各个革命小团体，又是第一次联合成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大浪淘沙的严酷考验和锻炼，这不能不予同盟会的组织和思想状况以深刻影响。
同盟会会员成分较为复杂，思想观念不尽一致，组织纪律性不够强。他们加入同盟会，所抱目的不完全相同。对革命宗旨、目标等的理解差别较大。
同盟会成员对同盟会纲领的理解各有侧重。同盟会本部于1911年12月30日发表的《意见书》还说：同盟会会员“散处各地，或僻在边徼，或远居海隅，山川修阻，声气未达，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
至1911年年底，同盟会状况尚且如此，其成立初期，更是可想而知了。孙中山虽被公推为同盟会总理，但他生性固执，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就容易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出现分裂。
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中，与孙中山关系最为密切的，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
汪任评议部议长，胡任评议部议员，廖任执行部中外务部干事，朱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
4人都在同盟会本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且都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曾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批判康梁保皇派的谬论。
但他们的思想是有分歧的。胡汉民、汪精卫的文章指出，在推倒帝制以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亦即要走欧美国家或日本的道路。廖仲恺、朱执信则接受了在日本青年学生中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2、“国旗问题”的分歧黄兴是同盟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在长江流域的党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在同盟会的成立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对孙中山一直比较尊重和支持。
1907年2月28日，黄兴在国旗问题上跟孙中山发生意见分歧。
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有一些人，或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或提出以十八星旗作国旗。
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国旗相近，有日本并吞中国之嫌。他主张用井字旗，寓有平均地权之意。
孙中山不由大怒，厉声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
据宋教仁说，黄兴“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为孙中山“以己意制一新国旗”，黄兴以为不善，请其改之，孙中山“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黄兴怒而退会。
宋教仁并说，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
后来黄兴在诸同志劝说下，为党为大局，勉从孙中山之意。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一书说：
孙中山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
原兴中会成员加入同盟会，也只有孙中山本人和梁慕光、冯自由3人而已，而孙中山却念念不忘他那个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
不过，黄兴与孙中山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比较融洽的。当章太炎、张继等人要求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时，黄兴能倾心拥护孙中山。
当陶成章等人要求同盟会总部讨论他们草拟的《孙文罪状》时，他能扣留不发，并逐条为孙中山辩护。
当陶成章等人提出不革去孙中山总理职务不能办《民报》时，他能“以身拒之”，恢复《民报》出版。陶成章等因黄兴不附和他们，不反孙中山，而迁怒于他，黄兴为大局，一如既往支持孙中山。
3、“赠款”风波1906年8月12日，日本人清藤幸七郎、萱野长知、和田三郎、池亨吉、青梅敏雄与宫崎寅藏，商定创办《革命评论》。
9月5日，以宫崎为编辑人的这个刊物出版。
据记载，日本人加入中国同盟会者有8人，其中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平山周三人为孙中山批准加入，此外还有末永节、北一辉（北辉次郎）、和田三郎、池亨吉及内田良平。
据说是1907年1月间，孙中山在东京发表演说，高唱三民主义，打倒清廷，中国革命的目的是灭满兴汉，如果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成功之日，将满蒙割让给日本。以此为发端，清廷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
2月12日，朝鲜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约内田良平次日会见。
13日内田依约赴统监邸。伊藤告诉内田，收到中国庆亲王发来要求将孙文逐出国外的机密函件，征求他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内田说，应当劝孙文自行离开；但若现在突然让他走，经费难于措足，我可以支付款项，暂时等一下。
内田找孙文谈话之后，孙表示理解。于是又去找山座。山座已接伊藤命令，曾担心孙不一定痛快答应。听了内田的话，高兴地说，旅费不必忧虑，由外务省支付。
内田认为，如果由外务省支付，孙文自行离开这个形象便受损害，如果由我去交，便作为个人饯行的馈赠。
山座问要多少钱？内田说，六七千元足够了，里面拿出1000元作送别宴会，以求得东京革命党人的欢心，也使孙满足。
山座完全答应，交给他7000元。于是有三河屋之宴。在内田与山座谈话时，山座还答应，孙3年以后可以重来日本。据载，25日参加宴会的有60多人。
日本政府自1897年以来，留容孙中山自由居住，来往虽派警探监视，但实际也有保护之意。现在突然采取劝退措施，除了应清廷要求，修好两国关系，以谋求更多权益外，就是日本随着经济发展，工人势力日渐发达，一股社会主义运动在国内兴起，它防备中日两国革新势力携手，所以对孙中山，也要相应压制一下。
但日本政府从革命党前途计，又留有余地，以作后图。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乘德国邮船“阿里斯王子号”离开横滨，同行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3月14日，船抵香港，萱野等人留下，孙则偕胡汉民前往新加坡，转安南，在河内甘必大街61号设机关，策划西南边境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离日本以前，除了接受内田良平交来的6000元外，还接受了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1万日元赠款。孙中山留下2000日元，供《民报》作费用，其余携往南洋，作策划起义之用。
对收受日人馈金一事，从现有资料看，孙中山显然没有与党内高级领导同志讨论，对于用途，亦由其个人决定，在当时虽引起人们不满，但未造成大的纠纷。
章太炎、张继对孙中山受款的处理极端不满。
章太炎大吵大闹，将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的相片扯下来，批上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他以为孙在香港，就将相片寄到香港去了。
同盟内部的纠纷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它本身还未充分显露出来时，日本支持者方面已公开化了。
3月25日，《革命评论》发行了第10号，编辑人员中也因孙中山离日后同盟会高层的对立，导致分歧不解，最后终刊。
章太炎事后记述：
“时日本人入同盟会者八人，自相克伐。汉人亦渐有同异。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南行，钝初亦赴奉天。数月，题初复来。同志闻逸仙与日本西园寺（应为伊藤）侯阴事，异议始起。”
这是指同盟会内部分歧导致倒孙风潮。
4、东京第一次倒孙风潮日本政府通过内田良平活动及馈赠程仪，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满足了清政府的要求，有利于改善日中关系；二是使孙中山避免被逐，保全了面子。
不过，由此却使革命党蒙受重大损失，孙中山等人离开东京，使同盟会失去中枢领导，日益涣散，以及因馈金问题在领导层中引起误会，以致引发倒孙风潮。
孙中山等南行后，黄兴于4月间赴香港一次，见难于活动，即回日本，6月又南行，赴河内。7月，东京总部即出现攻击孙中山之事。
原来，是平山周、北一辉及和田三郎并不清楚孙中山接受赠款之事，探悉后即与宫崎吵闹，并告章太炎、张继等人，谓此事全由内田、宫崎经手，他们并未与闻，而孙中山未将此事告知本部同志。
当时又传说孙中山临行举行宴会，即有一去不返的意思。
这样，便使党内同志有孙中山被收买，受贿及有损同盟会威信的印象。
北一辉是推波助澜之一人，他在日后评论此事时写道：
“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视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赠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国粹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犬之被逐，故迫其辞去总理职务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话，毫无掩饰地道出了北一辉等人在这次倒孙风潮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当时东京同志的情绪是十分强烈的，张继便宣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
刘揆一记述，“及潮州、惠州军事失利，反对者日众，欲开大会，改选公（指黄兴）为总理，以揆一系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纷纷催逼召集会事”。
当时东京本部对此事持激烈态度者，有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等人。刘揆一表示，孙中山接受日款时，留给《民报》社2000元作维持费，其余系用作潮惠起义急需之用，是不得已之事；而且黄兴历来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会居总理的空名。
当时孙、黄正在谋粤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两字发生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众议”。
在《民报》社发生的争论中，张继还揪打了刘揆一。虽然张继在随后即向刘道歉，但刘感到群情并未悦服，购买军械的事也产生困难。
于是急忙去信香港给彭邦栋，将此事转告黄兴。同时，又给冯自由、胡汉民写信，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请他们劝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
孙中山复函表示，“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
黄兴也给东京同志写信，告以“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义正辞严，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光明磊落品质。
章太炎等人改选总理的目的未能达到，不久，又由刘光汉出面，建议任北一辉、和田三郎为本部干事。
这项主张，遭到刘揆一等人的反对，未遂目的。在这次风潮中，宫崎是不赞成内部分裂的。
但他在这个时期对孙中山也不是没有意见。在孙中山离日前的2月12日，宫崎对宋教仁说，孙近日有偶话秘密于不可信之人的事，要宋转告孙。孙中山与宫崎交往最深，真可谓“推心置腹”的关系，难道还有什么话不能直接挑明说吗？其中或许有不便直言之处。
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日本人的煽风点火，也有孙中山的领导作风、金钱处理问题，《民报》经费困难以及对本部领导状况、对“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战略思想的不满。
5、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当然，也有成员间地域因素和个人感情用事的问题。但是，更为重要一点，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同盟会内部的影响所致。
从本世纪开始，在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上，不断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出现，其中包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1903年，张继翻译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无政府主义》，1906年又将日译本意大利马拉叠斯《无政府主义》译成中文。
1907年6月，日本社会党分裂，以幸德秋水、堺利彦为代表的一派，反对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用无政府主义的总同盟罢工和暗杀去实行革命。
这年3月26日，张继与章太炎致函幸德秋水，希望次日会见。他们通过北一辉的关系结识了幸德秋水，此后交往颇多。这年春天刘师培、何震夫妇来到东京，也成了狂热的无政府主义信徒。
幸德秋水早就提倡世界各国革命家之间的支持合作，以推进各国革命。
幸德、章太炎及日本流亡者经过商议，筹组亚洲和亲会。随后，何震又带头组织“女子复权会”，并于6月开始发行其机关报《天义》半月刊。
这样，在东京便出现了一个以张继、刘师培、何履、汪公权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别。
章太炎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无疑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他主持《民报》编辑期间，极力撰文论述宗教、哲学和宣传“国粹”。
《民报》也宣传无政府主义。在刘师培等要求改组同盟会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刘师培与张继又共同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
《民报》刊登了《社会主义讲习所广告》，内谓：
“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
这里宣传的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它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尤其是在《民报》上刊出，就不但是对三民主义理论的挑战，事实上也不能不在党内同志思想上造成混乱，助长了党内分裂。
有的论者曾指出，贯穿《革命评论》存在的始终，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涉及中俄两国革命中暗杀和暴力方面的问题。
也有一些文章对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以及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作了介绍。它对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影响，在于使他们原有的把俄国革命传统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想法更加坚定。
但也产生了副作用，其中包括使中国留日学生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的恐怖主义混同，这个刊物的撰述者诸人与《民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编辑过从密切，他们的观点无疑也会产生影响，成为倒孙风潮中思想上一个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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