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蔡楚生的电影创作,对于现实的关注点则更加侧重于描摹城乡背景下的小人物生活,热衷于表现个体命运的差异化发展。
(一)关注个体小人物
事实上,在未正式开始电影创作之前,蔡楚生就表现出了对于小人物个体命运的密切关注。
他在正式成为一名导演之前,就曾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潮阳组织并加入了“进业剧社”,创作出了以真实故事为蓝本的《月下》、《无母之儿》等多部优秀剧目。
之后从创作《都会的早晨》起,他始终坚持从当下最真实的生活环境出发,致力于提出群众热切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挖掘出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尖锐矛盾与斗争,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时代的真实面貌。
因此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总是着力于表现劳苦大众的普通生活和现实命运。
《都会的早晨》是一部聚焦城市工人和资本家生活的影片,以表现工人个体与资本家个体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活状况,以及在有差别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兄弟二人之间迥异的品德与个性。
影片通过精心结构和叙述,结合情节和镜头各方面巨大的表现力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强烈抨击了上层社会的卑劣,同时赞颂了劳动人民纯洁高尚的品质和颉顽反抗的铮铮骨气。
他不断地对现实生活进行思索、探讨和提炼,从个体出发,立足于“人”来展开创作。
《都会的早晨》关注贫苦劳动工人个体;《渔光曲》立足于破产渔民的生活命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蔡楚生导演的作品,比较关注社会小人物的生存现状,注重表现生活的真实原貌,同时带有明显的平民意识与人文关怀。
(二)个体背后的宏大思考
在表现小人物命运的同时,蔡楚生始终强调艺术应该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描绘出更能表现事物内在与本质的生活。
在具体创作中他试图通过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以平凡普通又极具典范的小人物为线索将现实空间串联起来,来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时代的真实面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经济危机迅速爆发,整个社会呈现出了农村破产、城市衰败、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乡村与都会之间的对立矛盾日益加深。
这一切都深深刺激着蔡楚生的内心,由此产生的思虑不断地反映在他的电影创作中,他试图通过对小人物个体命运的迥异发展,来揭示出更深层次的矛盾。
如在《都会的早晨》一片中,尽管许奇龄惨遭抛弃,但他直至最后都坚决拒绝阔绰生父的施舍,这可以看作是时代的现实投射,形象地表现出封建社会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受压迫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
到了《渔光曲》中小猫、小猴两兄妹所处的窘困渔民家庭的离散以及他们不得不沦落到流亡的地步,则深刻揭示出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军阀混战再加上渔业资本家的压榨剥削之下,广大渔民们暗无天日的悲惨遭遇。
蔡楚生坚持从社会现实出发,将艺术植根于生活,努力地创作出反映时代真实面貌的优秀作品。
在时代的巨轮之下,小人物的命运是很难受自己所控的。
所以在《渔光曲》的最后,在当下那个社会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阶级矛盾以前,即使是有着改良主义思想的何子英也是势单力薄的,也只能同受到压迫的小猫、小猴一起走向没落的命运。
他呼吁、期冀着更出色的艺术人才,自己也在这条道路上努力践行着。
去沪来港的集体意识与家国忧思如果说早期蔡楚生的电影创作对于现实的关注点更加侧重于描摹城乡社会中的小人物生活,那么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战争的离乱,再加上背井离乡的艰难辗转使得他在思想上更加关注集体命运,期冀一种美好与和平,创作主题多围绕着家与国而展开阐释,表达上也更具国族意识。
彰显家国情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由于战争,蔡楚生被迫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
但他并未因身处困境而中断电影创作,这一时期他先后创作了《联华交响曲》、《王老五》、《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优秀的国防影片。
电影作为一门可以表达时间跨度的视听艺术,呈现了很多直观的生活表达。通过观看《联华交响曲》这一类型的影片或许会更快明白艺术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它们将苦难完全地暴露出来,又在表达的过程中酝酿情感,最大程度地使人感同身受。
而在《联华交响曲》中由蔡楚生执导的《小五义》一部分表面看起来是朴素的家庭题材,以老何的突然闯入为线索,缓缓揭开老李这一家五口人日常生活之后的神秘面纱。
影片以家庭为切入点,但是影片没有明确地显示出时局背景。
实际上蔡楚生导演在影片中花了不少笔墨来刻画父与子之间的对比,而这其中也暗藏着家国主题的置换。
通过影片开头父亲与五个孩子围成一个圆圈共同嬉戏与片中因受坏人挑唆而将孩子们置之不理的老李形成了强烈对比。
原本是其乐融融的和睦之家,却不慎沦为了“闯入者”的领地,令人唏嘘。
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要依靠某种信仰而活,这种信仰可以表现为一种精神理想,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现实欲望。
其实,无论是篝火前精心设计的剑术游戏,还是用于挑唆示好的巧妙玩具,抑或儿童们团结起来的一致欢呼,这些仅仅是文明的象征性符号,故事内在的驱动力,其实正是文明的交融与碰撞。
通过一个庸常的家庭事件,勾连起家与国之间的“深层”对话。
直至影片最后,孩子们聚集起来手拿棍棒驱赶“闯入者”老何,暗示大家唯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
可以说《小五义》在剧作上不可谓不精巧细腻,在立意上不可谓不高远幽微,在呈现方式上不可谓不真实果断。
此外,影片既体现了左翼时期的进步思想,又有传统影戏的基本步调,既是类型片的前身,又保留了诸多三十年代老中国的风土人情,可谓是一首清新沉郁的联华交响曲。
无论是在三十年代还是四十年代,在电影艺术创作中蔡楚生导演始终恪守着自己的承诺,“把社会真实的情形不夸张也不蒙蔽的暴露出来”,“为这些无告的人们而呼吁!”即使身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年代,他也丝毫不曾动摇。
不同于《新女性》及《迷途的羔羊》等影片的关注个体小人物,到了创作《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等国防影片的这一阶段,蔡楚生导演在立足于现状的同时,也在为集体的未来而忧心。
因此在这一阶段,蔡楚生导演勇于利用自己的创作来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丑陋和腐败,提出了迫切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真实地反映出劳苦人民被压迫剥削的悲惨命运,体现出导演的集体意识及家国忧思。
《孤岛天堂》创作于抗战时期,影片根据赵英才原作改编,讲述一批被困在上海孤岛的爱国青年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影片由蔡楚生编导,他接续了早期创作中对人物刻画和细节表现之长,但并没有陷于对个体命运的囹圄,而是赋予了人物以孤岛时期独特的气息,增加了爱国反抗的内容和斗争性,更具时代性和感召力。
以蔡楚生导演的这一部分创作为代表,反映出蔡楚生导演对于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也显露出其在创作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同时映照着他切实践行着的传统艺术创作理念,努力去适应民族情感高涨的时代表征,反映出其不断找寻并努力更新着自己的文化身份。
新中国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现实的经典呈现与前两个时期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开启了新的篇章。
在这一时期,蔡楚生导演结合着最新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具体要求,摄制了《南海潮》一片。
作为蔡楚生电影艺术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影片不仅凝聚着一位优秀电影艺术家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与期望,也是蔡楚生导演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愈发逼仄的政治空间里恳擎探索的辛勤结晶,有着颇为浓郁的新时代文艺特性。
在这一部分的电影创作中首先有着较为丰富的新时代气息,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这与当时典型的创作环境与特定的文艺政策是分不开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最新指导,结合到个人具体的电影艺术创作中塑造出典型人物来反映典型环境,是新时期最新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要求。
对于当时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政治氛围和时代脉搏是时代环境的重要指标,而时代环境亦是典型环境中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此,带有社会主义文艺色彩的创作都非常注重表现浓厚的政治氛围,同时紧握时代的脉搏。
在蔡楚生导演的《南海潮》一片中,正是以最新的时代环境为创作重点,生动地呈现出大跃进期间如火如荼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生活场景。
故事主要围绕着南湾渔乡儿女的生活矛盾与斗争展开,剧本分为上下两集,由于下集未能制作成片,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仅是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
影片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展开讲述,地委张书记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执行任务期间他在一场战斗中不幸受伤,随后他接到组织的通知,来到南湾这个小渔村并在此积极开展地下活动。
此时的南湾渔村世世代代都被高仁利无情地盘剥和摧残着,无论是“水上人”,还是“岸上人”,生活在渔村的他们普遍遭受着横行霸道的高仁利的统治压迫,在他的残酷压榨之下,渔村农民的生活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无以为继。
影片中的渔民被称作“水上人”,他们生活在水边,靠打渔艰难为生,竭尽全力地维持着生活却仍要遭受“岸上人”的蔑视与冷眼。
而金喜和阿彩这对从小一起长大的渔家和农家儿女,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步入成年之后,两人真诚地相爱。
却由于一直以来“水上人”都受到当地人的普遍歧视,阿彩的父母也坚决反对他们两人的婚事。
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两人却从不曾退缩,始终坚定着信念勇往直前。
影片以阿彩和金喜两人之间真挚的爱情追求为线索巧妙而波折地展开,反映出阿彩坚定顽强地反抗封建旧制、阶级压迫的抗争精神和坚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