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苦咸
“雪花飘飘挂在眉梢，寒冬腊月黄棉袄，雪花飘飘岁月迢迢，我的爱情未了。茫茫荒原 地厚天高，我的青春何处寻找。几多苦难，几多荣耀，我的生命曾为你燃烧。“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令我荡气回肠，涌出热泪。
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家也被造反派抄了。我想当兵，政审不合格。1968年很多同学要去北大荒了，我和同学借着到车站送行的机会，混上火车，藏在厕所里，到了秦皇岛车站才出来，没想到还是被领队发现，送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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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29日，我终于得到正式批准，手里拿着学校发的乘车证登上火车。经过几天漫长的旅途，在虎林西南方向的西岗站下了车。到了36团团部，大家淋着小雨虔诚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三敬三祝”，又背诵一通毛主席语录。一位现役军人首长训话，讲 “6·18”批示，讲屯垦戍边的意义，讲完才宣布各连行动。
我们背上行李，在泥泞的草地上坐着爬犁来到15连，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情景、许多人和事仍然在记忆里不断出现……
险些送命
我当副排长的那个冬天，狂风呼啸，掠过山林，大雪像撕碎的云团铺天盖地压下来，我们还在麦场做颗粒肥，为春播作准备。做颗粒肥的机器像绞肉机一样，由拖拉机带动，原料填进去，出来时就变成一粒一粒的，我们用簸箕接住，倒在晒场上晾干，再装进麻袋等待春播时用。
我们排是上夜班，白天睡觉。连里人手不够用，我就在战友白天熟睡的时候，帮着挑水、砍柴、烧开水。
那天上夜班时我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感到一阵一阵的眩晕，眼前发黑。一不小心我的围巾被柴油机轴卷进去，瞬间只觉得我的脖子没了，感到窒息，喘不上气来，一下子昏迷了。紧接着“砰”的一声，我的围巾断了，才逃过死神的召唤。要不是围巾不结实，我会死得很惨。
等我醒来时发现我躺在卫生员的怀里，我们在拖拉机上，好多的战友跟着拖拉机跑。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卫生员说：“快、快、去团部医院……”
由于围巾断的及时，我的脖子并无大碍，几天之后，我出院了。那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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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工班
当年工作环境最苦的应该是农工班。脱坯盖房，割豆，耪地除草，修路，打马草，冬天还要轮大镐挖排水沟。可是这些荒友们吃的是一个锅的热饭，睡的是一个热炕，是藤连着瓜、瓜连着藤的患难兄弟姐妹。
我们排有一个北京荒友石国华，她长得好漂亮，大大的眼睛，双眼皮，梳着两只小短辫子，1米65左右的个子，一口北京话，她不爱讲话，很腼腆，但是干起活来很用劲。秋天收玉米，我们每个人要在麻袋的四个角拴上绳子，一边的绳子套在脖子上，一边的绳子捆在腰上，形成一个麻袋兜，在玉米地里每人两垄，就像狗熊掰棒子，掰下一个玉米棒子就放在麻袋兜里，掰满了，就倒在玉米堆上，一堆一堆的，然后装到拖拉机的拖车里。
有一天下起小雨，我们穿的棉衣服全让雨水打湿了，装玉米棒子的麻袋把我们的脖子勒得个个像“罗锅”。石国华一边掰着玉米棒子，一边浑身冷得直打哆嗦，脸快成青色了，嘴里还一个劲地念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情景可真是让人心疼。
就这样我们一直冒着小雨抢收玉米，直到雨水透到内衣，才收工回连队。
我们排还有一个班长是北京知青吴淑琴。她是圆型瓜子脸，也是个大眼睛双眼皮，眉毛又黑又浓，因为她能干，又敢讲，嘴一份手一份，我们就管她叫“辣椒”。冬天抡镐挖排水沟，她总是一声不吭地抢着抡镐，干重活，寒冷的北大荒都能把人冻死的，可“辣椒”仅仅穿一件毛衣，还浑身冒着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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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抡不动镐了，她抢过来自己接着抡镐凿冻土。 但她要是一生气，则不得了，那嘴噘起来能拴一头小毛驴呢!
还有一个来自北京的老大姐杨军。她个子娇小，眼睛大大的，很瘦，嫁给了团部机关的小魏，可他们结婚没有房子，还是找人借的一间很小的房子。我到他家去祝贺新婚，新郎小魏和我们讲：“咳！在北大荒结婚太难了，连房子都没有，等我们有了孩子，我就给他起名字叫‘魏难'。”我当时听了，心里好难受，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