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太作，失去神宗信任！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这已经是一个烂大街问题了，世人往往从变法的措施上找原因，比如青苗法损害了佃农或小自耕农的利益，免疫法太过于扰民，保马法、将兵法严重影响了武将的利益，使他们赖以发家致富的“吃空饷”被削减……

实际上这都不是核心原因，关键是皇帝的支持。

历朝历代但凡变法成功的，无不因此。商鞅变法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李悝变法有魏文侯的大力相助，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及雍正的摊丁入亩更是由皇帝直接发起。

成败的关键还是皇帝。那么神宗是不是因为变法成效不著而对王安石逐渐失去信任的呢？有一部分，但并非主要原因。

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变法确实使国用丰饶，在变法的7年里，北宋国库收入持续且大幅度增长，熙宁六年的青苗利息钱就有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疫宽剩钱（即支付役钱后的纯结余）更是高达三百九十二万贯，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神宗变法的根本原因就是解决冗官、冗兵、财政赤字（其实就是缺钱）的问题，虽然王安石并没有通过他所谓的“开源”来解决，但结果并不差（也有人据此说变法成功了的），有几个统治者会真正关心底层民众因此受了什么伤害？钱是怎么来的？

所以，王安石失去信任并非因变法没有成效。那究竟为何呢？

我们就该事件顺序对这场大变法来一番动态追踪。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度支判官任上上了一封关于变法的万言书，但仁宗将其束之高阁。此后，宋廷多次委以重任，他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功名，因而对他推崇备至，甚至遗憾无缘与君结识。

王安石不愿入京，有多种说法，一说他沽名钓誉，以博声望；二说他对奔竞之风不满，不愿同流；三说他把地方官作为历练，积累经验。

究竟何说为是，很难判定，但他却因此“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以至朝野无不认为他这样的大才，不作宰执太委屈。天下之论都以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大有“安石不起，奈苍生何”的企盼。

所以对宋之现状早就不满的神宗一继位就问宰执，对王安石的观感，参知政事吴奎认为王就是一个临事迂阔、文过饰非之人；韩维则建议，任用王不能操之过急；历仕三帝、顾命两朝的明相韩琦更是以为王可为翰林学士，却不能处辅弼之地。

但神宗问了却不听，他力排众议，先是让王改知江宁府，五个月后入朝任翰林学士，然后又经常找其“越次”入对，最终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任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可以说，一开始神宗对王安石是欣赏有加、重用有加、信任有加的，宰相曾公亮就曾言：“上与安石如一人”，神宗自己也曾对王说：“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大有刘备得诸葛如鱼得水之感。

王安石失去信任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反复而漫长的过程。

三月，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宋廷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中枢机构，由知枢密院陈升之和王安石领衔，实际主事的是变法派副帅吕惠卿。王推荐他为检祥文字，凡事都与他商议，所上奏章也都出自他手。

另外两位变法派骨干，章惇迁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则升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人一同成为王安石最为倚重的三驾马车。

新法一颁布即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但神宗不为所动。

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经常争论新法，神宗总是偏袒后者，唐介不胜其愤，疽发而死。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好执偏见，轻信奸宄，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神宗毫不客气的将弹章扔到他脸上，吕诲见所言不被采纳，自请出朝。

十月，三朝旧臣富弼也一再称病，自求罢相。神宗问谁可相代，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问王安石如何，他呵呵一笑，不置一词。最终，富弼罢相后，陈升之补为宰相。

对于新法的态度，时人曾对当时的五位宰执各给一字评语，合起来是“生老病死苦”——

生指王安石，他正意气风发，锐意变法；老指曾公亮，他因年老而自求罢相；病指富弼，他反对新法而称病不理事；死即唐介；苦指赵抃，他每见新法出台，“称苦者数十”。

但这些都没能让神宗动摇，直到司马光将新旧派之争引为乡党之争。

陈升之为相后，神宗问司马光外议如何？后者答：“现二相（指陈升之与曾公亮）都是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与赵抃）都是楚人，他们必引乡党为己用。”

皇帝最忌朋党，神宗亦不例外。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司马光所言是南人北人之争，但在皇帝心中却种下了朋党的嫌疑。

比如，陈升之虽是南人，却只是新党的同路人，是为了自己地位才附和变法派的。在升任宰相后，他就开始与变法派保持距离，请求撤销条例司。王安石便推荐北人韩绛代陈升之主条例司事。

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次子）上疏说王安石任用私人、变乱法度，要求黜退他。神宗将奏章留中不发，纯仁坚决求去，王安石让人传话，让他改任知制诰，他不领情，安石大怒，要神宗重贬范纯仁。

这时神宗心中可能已经产生了异样心思——这不是打击政敌吧？！于是没有全听王先生的，让范纯仁改任成都路转运使。

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又在河北安抚使任上上疏：“新法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

神宗开始动摇，下令中止青苗法，并大赞韩琦是真忠臣，这应该有警示王安石的意思。

但王相公脾气太拗，神宗自责“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他就反驳“抑兼并，振贫弱，怎能称为兴利害民？”而且直接撂挑子，称病不出。

真不愧“拗相公”之名。

考虑到王安石一去，变法也将寿终正寝，神宗开始反悔之前的决定，一边继续推行青苗法，一边敦请王出来理政。

王安石“病愈”后，令曾布驳斥韩琦的奏疏，并颁示天下，这引来后者激烈的反驳。双方各执一词，闹得不可开交。神宗派两个宦官到开封府界调查青苗法执行情况，回来报告说没有抑配，“民情深愿”（实际是变法派买通了二人），神宗借此驳斥了韩琦，安抚了王安石。

但新旧派之争还是愈演愈烈。

神宗打算重用司马光，王安石明确反对：“用司马光，无异是为反对派树上一面大旗，于新法不利。”

但这次神宗没有听他的，在王安石托病期间，让司马光升任枢密副使，但司马光一辞再辞，并求罢青苗、免役二法。神宗深感为难，才没有强行升司马光的官。

三月，司马光把王安石在神宗面前鼓吹的“三不足之说”作为批判的靶子，出成策题去考举子，引起朝野非议，让王颜面尽失。

司马光用舆论攻击新派可谓高招，但王安石依旧我行我素，既缺乏对舆论的引导，又做事过于激进，这使他的政治根基越来越薄弱，也导致变法更加被孤立。

四月，参知政事赵抃见王安石加大了新法的力度，感到再也无法与之共处，也上了一奏，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四十余名青苗使者“骚动天下”，自求罢政，出知州郡。在王安石的力荐下，韩绛补上了副相的空缺。

十余日后，御史中丞吕公著也上疏言：“过去视为贤者的，都认为目前做法不对。难道过去的贤者，现在都不肖了吗？”

确实，在反对派名录中，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吕诲、范镇、范纯仁、苏轼，哪个不是口碑极佳的贤者？后人可以说他们趋向了保守，但这句话显然刺痛了王安石，也让神宗感到受辱，于是吕公著也被罢职外放。

这时的神宗可能更多感受到的是，与王安石共荣没有，共辱却全。事后一寻思，心中不可能不起涟漪——为什么反对者都是正人君子，而王安石大力推荐的变法者却以小人居多呢？

反对者越多，王安石越急切地想把支持者提拔到重要岗位上。虽然出自公心，但做法却是极不可取的。

李定是他的学生，入京后大说青苗法便民，王安石即推荐他面圣，还不顾常规任命，硬是把他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知制诰宋敏求、苏颂坚持原则给予反对，最终都被撸去了官职。

这时，监察御史程颢、张戬和右正言李常分别上疏反对新法，也都被赶出了朝廷，以至数日之内，台谏一空。

王安石见此，便向神宗推荐让与自己有姻亲的谢景温当御史台的副长官——侍御史知杂事。这一任命是有违台谏回避制度的，但王安石显然不在乎。

这更导致了舆论汹汹，神宗扛不住压力，五月，撤销了制置条例司，但为了安抚王安石，将其职能划归中书下的司农寺，由吕惠卿兼判。

十二月，韩绛升为宰相，免役法也正式在开封试行。由于此法损害了乡村下等户和女户的利益，于是马上就有东明县数百人聚众到开封府闹事，时任开封府推官的司马光趁机上奏，力陈免疫法的诸多弊端。神宗将其搁置。

司马光见上书未被采纳，便一再要求出判州府，熙宁四年四月，神宗最终同意他出任洛阳御史留台这一闲差，让他专心去修《资治通鉴》。他到洛阳不久，吕诲去世，临终喊着他的表字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但司马光却从此绝口不论政事，只是冷眼旁观朝野风云变化。

四月，文彦博辞去枢密使，出判州府，至此反对新法的元老重臣全都不在中枢。

七月，河南等地大旱，引发饥荒，流离失所的灾民扶老携幼向开封等大城市逃亡。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但入京伊始就曾直言青苗、免役诸法弊病。

熙宁七年四月，郑侠日见灾民涌入开封，便把现状绘成画卷，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想通过正常途径呈给神宗，却遭变法派阻挠。他便假称是密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了上去，望神宗“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斩臣宣德门外。”

神宗看后长吁短叹，夜不能寐，次日即下令暂罢青苗、免役等十八项新法，事有凑巧，不日即大雨如注。于是，神宗拿出画卷与上书给王安石看，王默然不语，但吕惠卿等人却含泪道：“陛下废寝忘食，成此美政，一旦废罢，岂不可惜！”于是神宗再令恢复新法，新党也以擅发马递的罪名重惩了郑侠。

郑侠事件后，王安石再次撂挑子自求去位，且意志十分坚决。

在这之前，太皇太后曹氏就曾出面建议让其暂时“出之于外”，神宗以为只有他敢于担大事，顶住了祖母的干预。如今，高太后再次流涕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便同意让其出知江宁府，但给他一特权，可以随时入宫议政。

王安石也不愿看到变法付诸东流，便推荐韩绛代自己为相，吕惠卿升参知政事协助他，神宗也同意这一安排。两人萧规曹随，一个被称为“传法沙门”，一个被誉为“护法善神”（其实不无贬义）。吕惠卿还一边示意监司郡守们表态支持新法，一边说服神宗下诏：不因执行偏差而废除新政，因而王安石罢相倒并没有影响变法的进行。

但不久变法派就出现了内讧。

提举市易的吕嘉问在执行过程中多收免役钱邀赏，曾布时任三司使，对他本就有私忿，也知神宗对市易法有看法，便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神宗让吕惠卿与曾布共同处理这事，而前者向来不满曾布，便说他阻挠新法。于是曾布被赶出朝廷，由章惇继任三司使。

章惇又与吕惠卿交好，于是，吕惠卿大有替代王安石之势。

可惜，吕惠卿章其人虽有“美才”，却有忌能、好胜的毛病。他当上执政以后，感觉大好，疑忌神宗再用王安石，便开始做些小动作。这时恰有李逢大狱，牵连者甚多，同案中有与王安石稔熟之人，吕惠卿便意欲让其“有所诬衅”。而变法派中趋炎附势的小人见吕受神宗重用，也都打算改换门庭，邓绾、邓润甫在李逢之狱上就特卖劲。

但神宗看吕惠卿很准，认为他忌能妒贤、处事不公，难以独当一面，这时又恰逢韩绛与吕惠卿在政事上数有争执，且都占不了上风，前者便暗中建议再相王安石，神宗深以为然。

吕惠卿知道后，就在神宗面前说王安石的不是，不料神宗把他的上奏都封转给了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日夜兼程，仅用七天赶到京城，再次入相，他不能容忍吕惠卿的背叛。但复相以后，王安石与韩绛的亲密关系也开始恶化。韩绛主张不能用那些只盯住“利”的官员，王安石抢白他：“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何以居位自如？”八月，韩绛罢相。

吕惠卿对王安石再相有点措手不及，御史转而弹劾他欺君立党，邓绾也见风使舵，掉转枪头弹劾他强买秀州民田事。

神宗还想协调王与吕的关系，但前者的倔强，后者的偏狭，使他的努力化为失望。吕惠卿一再向神宗表示二者必择其一，并不无讽刺地说：“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十月，吕惠卿罢政出知陈州，章惇也因趋附他而出朝。

这月有彗星出现，反变法派便利用天变做起了文章，神宗与王安石说起民间颇苦新法，王却不以为然：“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怼，不必顾恤！”神宗大为不满，第一次反唇相讥：“难道不能让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怼都没有吗？”

王安石老大不高兴，又称病不出，神宗无奈，又像哄小孩般勉励他他出来视政。

新党骨干便建议王安石用皇帝素不喜欢的措施，以巩固权力稳定局面。王安石照做，神宗虽然喜其复出，无不采用，但实际上已对王先生动不动撂挑子要挟的行为反感至极。

而这时又紧接着发生了王安石之子王秀“矫令事件”——

对于吕惠卿的背叛，王秀比乃父还要恼火，他让吕嘉问等人将邓绾抨击吕惠卿的报告，夹上其他文书私自送到御史台。吕惠卿得知后，上疏反击，说王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神宗便拿奏状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一句不知，再无下文。

因这一系列事件，神宗也开始“颇厌安石所为”。

而这时邓绾又上赶着帮倒忙。

邓绾其人，小人一个，前几年趋附王安石时，其在京的乡人都笑骂他趋炎附势，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次他担心王安石失势，便上疏神宗，奏请重用安石之子王秀。神宗说给王安石听，王表示有失国体。于是，神宗将邓绾贬逐出朝，向王安石传达了不满情绪。

再相以后，王安石也感受到皇帝信任不再，于是多次称病求去。不久，王秀因愤懑疽发而死，王安石十分伤感，力请辞相。神宗顺水推舟同意他出判江宁府。

而这时的吕惠卿还在倒王安石的戈，他把王安石给他的私信呈给神宗看，其中有“无使上知”等语。在无法面对面解释的情况下，神宗自然会认为王安石在欺瞒自己，于是君臣际会打上了终止符。王安石后来退居金陵，元佑元年（1086年），在新法被旧党尽废的日子里寂寞辞世。

王安石变法的功过得失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但失败的原因却值得深思。

王安石确有不凡的抱负与远大的理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以至于用人不当，这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逐渐失去神宗信任的关键。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无可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个品质都有问题，有的在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而王安石对他们的处理更是雪上加霜。陆佃就曾向王安石反映放青苗的变法官吏收受贿赂，他竟以“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放纵新法执行中的腐败。

王安石曾说，自己天性疏放，与世俗总是不合拍，所以是奸邪还是圣人，他都不在乎，在乎的都是身后之人。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问题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反变法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变法也就注定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