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晋书》，或者读《资治通鉴》到西晋时期，触目皆是奇葩大臣，试举几例。

首属王戎。

这位大家不陌生，即便没有读过相关史料，大抵也知道他是竹林七贤之一，而他小时候识别道旁苦李的故事，也进入了语文教科书。

而司马炎之后，王戎长期位列三公，是文官之望。当然了，晋朝在司马炎之后就没正常过，尤其是八王之乱期间，三公也只好当吉祥物。这是政治范畴，且不必提。

单说私生活黑料，王戎让葛朗台都望尘莫及。

一方面，王戎善于聚敛，遍天下买好的水浇地，积攒了谷物钱粮无数，于是业余爱好就是算账，废寝忘食。

另一方面，王戎又很吝啬。

他闺女嫁给裴頠（亦位至三公，与张华俱为赵王司马伦杀害）后，曾经跟他借了几万钱，没有还。女儿回家来看他，他爱答不理。女儿还了钱，他立即喜笑颜开。

大侄子结婚，问他借了件单衣，结完婚，他立马追要。

他家种的李子品种优良，收获季节，自己个儿吃不完，拿出去卖。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王戎却害怕别人因此得到种子，就把所有的李核都钻坏再去卖李子。

这是百官领袖、堂堂三公干的事儿？宰相肚里能撑船，大晋宰相这点算计，连这会儿街上卖草莓的都不如！

还有和峤，相比而言，在政治操守上，弱于张华，强于卫瓘。但私下里，和王戎一个秉性：家里富可敌国，但却很吝啬！杜预评价他有“钱癖”。

有金钱的奴隶，自然也有懂得金钱是为自己服务的。

石崇、王恺斗富，家喻户晓，不细说。

还有个叫任恺的。

任恺的政治生涯是极其强悍的，一度与晋武帝司马炎第一宠臣贾充斗得不可开交，差一点就在司马炎末年把贾充逼出京师了。

这个咱以后再谈。

单说私生活，任恺后来党争失败下野后，也看开了，生活极尽享受，一顿饭花费超过一万钱，还觉得没有值得下筷子的。

一顿饭一万钱，搁王戎、和峤，肯定不舍得、也不敢想。

同样奢侈的，还有何曾、何劭父子。任恺权斗失利，没有登上三公之位，而何曾却久居三公之位。

何曾的吃穿用度也很奢侈，入朝，太官安排的公家饭都不吃，司马炎特许何曾自己家送饭来。

何曾一天的伙食费要一万钱，比任恺差点。这其中有个缘故，任恺那是以何劭公子为参照物，并下定决心要比何劭还要奢侈的。

至于何劭的消费档次，那就老子英雄儿好汉了。何曾一天伙食费是一万钱，何劭得两万钱。

葛朗台式的、王思聪式的，都说过了，咱再聊聊清谈误国的王衍。

王衍私生活倒无可挑剔，不过好酒、好空谈，坐而论道尚可，涉及实务就一无是处。

但因为其位居宰辅时，西晋王室局面尤其恶化，就不得不批判一番。

如果单单是没能力、但在职一天，尽一分人事，多少也能赢得一些尊重。但王衍却是明明没能力，还要自作聪明骚操作。

王衍是在东海王司马越执政时位居百官之首的。他不想着怎么挽救危局也就算了，反而利用司马越对自己的信任，安排弟弟王澄、族弟王敦分别镇抚荆州和青州，还沾沾自喜地对两个兄弟说这是自己“狡兔三窟”的安排。

如果说，后来，王衍的这一安排真的为晋朝续了国祚，或者干脆凭借此割据称雄，也就算了。

实际情况却是，王澄和他哥哥一样喝酒、清谈是好手，实务一无是处。由与陶侃齐名的西晋名将刘弘苦心经营勉力维持稳定的荆州，在王澄接手后，很快就陷入了混乱。

至于王敦，倒是有割据之心，但却在内有王导为援的情况下，既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反而两度叛乱，进一步消耗了东晋的元气，最后也落了个身死名灭的下场。

反倒是因为年幼不曾被王衍看重的王导，最终制造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玡王氏还是树大根深啊！

其他，还有“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的郭奕、争战功诬陷王濬的王浑……《晋书》我才读了一半不到，也难搜罗全，权且如此。

而单纯描述现象，也不是本文的重点。

重点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西晋重臣私生活的黑料明显较多？

我想了想，大概有几个原因：

1、礼崩乐坏，经历了三国的混乱、司马氏的上位，一度对儒家学说深信不疑的士大夫们，信仰崩塌了，价值观陷入了极大的混乱；

2、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那一套，不可能忽悠所有人，越高层的人越不信，但当政治秩序尚能维持时，他们装着信，方便忽悠低层次的人信，现在没必要了；

3、奢侈、贪腐、纸醉金迷、精致利己，普遍存在于各种政治形态的统治阶级里，平时，老百姓看不到，到玄学盛行、统治阶级人性解放的魏晋，更不把老百姓当人，自然也不在乎被老百姓看到他们真实的德性；

4、精英阶层的体面，也需要国家秩序的稳定，当八王之乱、五胡并起之时，皇帝也好、王爷也好、三公九卿也好，都面临朝不保夕的威胁，这时候，爽一天是一天，想那么多干嘛！

就这样吧！对西晋重臣行为艺术的思考，有现实意义！

王戎、王衍，居庙堂之高，尚且与世俯仰、无可奈何，何况一草民！

认清现实、接受现实、躺平、让自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