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6年，曹操平定河北后，忙里偷闲，在公元207年又征伐了乌桓。

乌桓对东汉边境有威胁，骚扰劫掠，不胜其烦，但不至于到动摇国本的地步。

而曹操当时刚刚吞并河北，并未彻底消化占领区，南方孙权、刘表，关中马腾、张鲁又蠢蠢欲动，跋山涉水远征乌桓是很冒险的。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一生的黑点，但那是在日本狼子野心、妄图对我国亡国灭种的特殊语境下，而在寻常语境下，对外开拓确实有必要以内部稳定为前提。

然而，曹操还是一意孤行发动了对乌桓的征伐。从这个角度看，曹操是一个有担当的民族主义者。

顺便提一句，当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试图把民族主义攻击为民粹，转而让民族主义者自疑。

我想说的是，民族主义是文明存续的根本。世界大融合是趋势，文明只有同化与被同化两条路。尽管同化与被同化难以避免相互作用，但选择“同化”，则主动在我。

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教员他老人家，是近代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你是民族主义者吗？如果是，请保持。

扯远了，说回正题。

在曹操征乌桓的当口，投奔了刘表的刘备，看到了机会，他向刘表建议趁机发动对曹操的大举进攻。

但刘表拒绝了。

刘备实在很可惜，他是个民本主义者，如果他开局有一州之地可居，东汉末年百姓会少遭受一些屠戮，大汉也未必不能再度中兴。

不过，刘表也有刘表的难处。

他病了，时日不多。

即便他没病，他据有荆州已十多年，也只把荆州存银行里，领点微薄的活期利息，并无投资滚雪球的打算。

为何呢？他是个读书人，吸引到身边的也尽是名士儒生。因而刘表的荆州割据政权和隗嚣的陇右割据政权颇像，当时天下一半的公知可能都在荆州。

这帮人坐而论道，空对空，玄对玄可以，制定势力战略，开拓进取，没指望。

如果刘表是个雄主，可以通过战争把荆州动员起来，但刘表的本意也只是偏安一方净土，因而所谓的荆州，到最后都只是荆州八郡的一个松散联合。

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八月，刘表病死，继承人刘琮向曹操投降。

锅最终由刘琮接了，但个人认为，如果刘表活着，大概率也会向曹操投降的——荆州几乎没有一个像鲁肃、周瑜那样坚定的抗曹派。

在荆州做客的刘备，作为曹操的一生之敌，倒是不惜一战。但是刘琮这小子，要投降也没跟刘备通气，几天后，在樊城的刘备才知道刘琮投降了。

刘备心中一万只草泥马飘过。但是也没有办法，逃命要紧，小小樊城无法与曹操持久抗衡。

于是，刘备当即和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帅众难逃，关羽帅战船走水路向江陵，刘备大部经襄阳、长坂坡到夏口与刘表长子刘琦会合。

曹操的残暴与刘备的民本，在这场追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荆州士民听说曹军前来，拖家带口跟着刘备逃走的有十余万人，都是阿瞒前期四处搞大屠杀名声在外的缘故。

不过，这一次在荆州，曹操倒没有大肆屠戮，反而重用名士，安顿吏民，颇有吊民伐罪的风范。而刘备军因为逃难士民的加入，行军缓慢，被曹操追上，许多逃难的士民都又被抓了回来，刘备的儿子刘禅差点都搭了进去。

而关羽也没能按照预想的进军江陵。刘备逃过长坂坡后，在汉水上遇到了关羽的水军，就和关羽一起去了夏口。

曹操就这样占据了整个荆州——荆南三郡也已望风而降。

于是曹操得意了——占据荆州，实际上就控制了长江上游，以荆州为根据地训练水军，顺流而下的威力有多大，问问东晋小朝廷被权臣欺负得有多惨就知道了。

因而，曹操想立即东进，吞灭孙权。然后孙权与刘备联盟了。

在赤壁这里，周瑜用火攻焚烧了曹操的水军船只，曹操遭遇南征以来的最大挫败。

与此同时，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军中染了瘟疫，曹操被迫退军。

这一退，荆州丢了大半——江陵被周瑜猛攻两年有余，曹仁招架不住，弃城逃走；而荆南四郡在这两年里被刘备闲庭信步地攻下。

江陵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江陵一丢，曹仁只好退回襄阳，襄阳无法控制长江，那么从此之后，曹操如果想从上游攻略江东，就必须先夺取江陵，水军才能进入长江水道。

对东吴，则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尽在掌握，安全感一下子增强了。

占据荆州之后的冒进，不但让曹操失去了平定江东的机会，也失去了平定江东的根基——江汉交汇的要津。

而曹操似乎没有吸取教训。

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就像官渡之战，对曹操是生死之战，对袁绍则不。

赤壁之战，对刘备、孙权都是生死存亡之战，对曹操则不。荆州大部分得而复失，不过是利润回撤，北方的基本盘稳如磐石。

所以，当刘璋派张松来请求庇护的时候，曹操显得很傲慢。而张松是典型的小人，远之则怨，在曹操这里受到冷遇后，回到益州就劝刘璋结好刘备。

曾经有一个益州放在阿瞒面前，阿瞒没有珍惜，然后他再也得不到了。

赤壁之战未必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因傲慢与益州擦肩而过，最终让孙权、刘备势力各自占据了蜀道天险、长江天险，自此南北阻隔、天下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