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一对政敌，他俩到底争的是什么？下面就从钱币的视角给大家说说。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想通过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以此防止财富被私人垄断，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同时接济穷苦的百姓，让天下的财富可以流通并进行合理地调节，使百姓富足而达到天下大治。

熙宁元宝

他所主张建立的这种理想社会，理念上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非常地相近。因此，胡适就曾经说过“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即便是今天来看，我们仍然要敬佩王安石思想的深邃，因为他为变法所设计的理想化的模式远远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变法的理念以及所施行的措施，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是不相符合的。因此，王安石变法更像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即便是在当今的条件下，国营经济在世界各国也都是搞不好的，根本就克服不了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的弊端。更何况一千多年前的北宋，还是一个既缺乏商业传统，又没有法律保障、金融支持，并且是“非贿不行”的专制官僚社会里，试图通过实行国家主义模式，将政府的财政全面的商业化、货币化，其失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或低估王安石超前的经济思想及其宏大的改革蓝图。

元丰通宝

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朝廷上，曾经就如何理财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所谓擅长理财的人不过就是按照人头敛取天下的钱财罢了。王安石辩驳说，不是这样的，擅长理财的人不增加税收也可以使国库富足，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这怎么可能呢？世间的财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想尽办法搜刮百姓，比增加赋税的危害还要严重。

实际上，世上的财富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总数。政府和百姓也不是零和的关系，很多财富既不在官府手里，也不在百姓手中，只要政策合理、得当，资源配置科学，就可以创造出新的财富。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思想，就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生产和流通，如果经济的数量扩大，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也可以增加，这是现代国家经济管理者所遵循的原则，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就太过超前而不切实际了。因此，这一经济思想司马光根本理解不了。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

他后来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回复。两人终因政见不同，最后完全绝裂，司马光退出政坛，隐居洛阳专心编纂了《资治通鉴》，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巨著。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的变法催生了《资治通鉴》的撰写。

熙宁通宝

熙宁六年（1073）天下大旱，有人画了一张描述灾民惨状的《流民图》转给了神宗，说这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趁机上书诋毁变法，神宗发生动摇，第二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知府，虽然不久又官复原职，继续执行新法。但是，王安石知道神宗对变法已有自己的理解和计划，“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因此，熙宁九年（1076）爱子病逝后便求退江宁，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政事。这时神宗就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改年号为“元丰”。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遂告一段落。那熙宁变法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

熙宁重宝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北宋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迅速改变，国库充裕，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在财力能够保障的情况下，有关整军的措施能够顺利推进，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熙宁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挥下，宋军进攻吐蕃，收复了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拓地2000余里，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初显了新法的效力。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北宋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元丰八年（1085）年仅38岁的神宗驾崩之后，不到9岁的哲宗登基，改元元祐，由她的奶奶即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因为反对新法，就重新启用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后，在七个月内就将新法全部废弃，史称“元祐更化”。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即南京，于郁闷之中去世，享年66岁。不及半年司马光也去世了。

从此北宋结束了变法的时代，陷入了党争的泥沼，士大夫阶层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变法的“元丰党人”，另一派是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两派最初为政见不同，后来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反对者本无真知灼见，多属意气用事，互为党援以争胜而已；改革者也变为功利小人，借新党之名以专权误国。愈演愈烈，终成北宋历史上最大的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