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汪锋奉毛主席之命来到西安见杨虎城，同时也带来毛主席给杨的信，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对杨有许多勉励和希望之词。

信中如：“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

杨虎城同汪锋谈了关于抗日救国，十七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

但是，在杨虎城与汪锋谈过后，他和手下亲信如王菊人等商量，毛主席的来信，万一是蒋介石为了侦察考验自己态度的假信怎么办？

杨虎城看了这封信，其实内心是极度高兴的，可他又从不认识汪锋，万一其中有诈，信是伪造的，而来者如果是蒋介石的人，事情可就有大麻烦了。

做事谨慎的杨虎城于是派亲信陕西省政府秘书崔孟博去了一趟天津，找自己的结拜兄弟南汉宸，查询汪锋的身份。

杨虎城知道，崔孟博和南汉宸都是我地下党员，而那时南汉宸正在天津。

崔孟博抵达天津时，不巧，南汉宸外出，没有见到。崔于是前往天津的中共北方局，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的王世英接待了他。

王世英，字子杰，山西洪洞县人，出生杜戍村贫苦农民之家，九岁时，家里出钱供他到邻村上学。

有一次，王世英在一位姓崔的老师家中，看到一本剪报册，上面有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也有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

受这些文章启发，王世英投身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继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进入开封国民第二军学兵营。

同年前往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参加第二次东征。回到上海后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负责人。

王世英被派到国民党的南京开展秘密工作，任中央特科驻南京特派员。

陈赓亲自交待其工作，告诉他南京的联系人是毛永明和简北昌，以及双方见面应用的联络暗号。

来到南京后，王世英便先以商人身份在夫子庙一间茶社邀请黄埔同学聚会，其中就有中统的史济美、当时是徐恩曾的随从副官。

在这些同学中，有一个人为王世英的地下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他就是与王世英一起从太原国师出来的洪洞县老乡、铁甲车纵队队长张孟浪。

王世英往返南京和上海，传递情报和油印宣传品，都是利用张的铁甲车来进行。

在聚会中，王世英得知破坏掉我党南京中山路联络点“金源车行”的正是史济美，现在仍有两名我党同志被困在车行。

为摸清金源车行的情况，王世英几次坐在车行附近一间茶楼二层观察。

有一天，一个教士模样的人在车行门口被便衣拦下盘问，教士答是送福音书的，便衣就将他轰走。

正在这时，王世英突然发现教士向他走来。

教士停步问道：“先生是基督教徒？”

王世英答后又反问对方：“附近可有出租铺面房的？”

教士答曰：“前面胡同五号”。

二人互递眼色走到僻静处接上了头。

这位教士就是简北昌，他告诉王世英，车行联络站和电台全被破坏，毛永明把江苏省委来联系的一些同志已藏在郊区。

王世英以在简北昌家打麻将为掩护，与毛永明一同商量，如何营救被困金源车行的同志。

几天后，金源车行门口出现了一支出殡队伍。被困在院子里的两名同志，认出抬棺的正是简北昌，他们立即心领神会。

出殡队伍里的一名杠夫在换肩时，忽然摔倒在地，杠夫之间顿时起了争执，随即扭打起来，乱作一团。

正当车行的便衣特务看热闹之际，两个被困的同志已被人拉到一边，另有两个人站在了他们原来的位置。

当特务们看完热闹再回头时，他们看管的人忽然已不见了踪影，特务开始忙四处乱窜，开始找人，结果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正是王世英与简明昌等人想出的办法，假意借丧事来故意产生争执，引起混乱，借机救出我们的同志。

王世英

为方便王世英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烈士遗孀李果毅假扮他的妻子，二人渐生真情，经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王世英“经营”的鸿昌南货店开在南京夫子庙一带，隔壁是家杂货店。

当时史济美已被徐恩曾调任上海，成为中统上海站站长(见中央特科行动记 刺杀史济美）。

他上任之后即查抄了我党《红旗日报》所在地新生印刷厂，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叛变，供出了许多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王世英。

简北昌得知消息，立即通知王世英，让其从南京往上海转移。

回家后，王世英马上收拾东西，王世英穿起外套戴上围巾准备下楼。

忽然史济美来了，假意路过称来看望老同学，王世英便脱了外套，掂着一把紫砂壶下了楼。

寒暄过后史济美询问夫人李果毅的下落，王世英称出去买菜了，并表示，“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咱们喝两杯。”

王世英给史济美沏好茶便坐下，神态自若地算起账来。史济美见王世英如此镇定，有些犹豫，便开始旁敲侧击：“听说你现在的夫人前些年跟他男人在湖南闹过农会？”

王世英从容地表示：“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吗？”

借着要给史济美的茶续水，王世英拿着壶上了阁楼，他故意踩着重步打开水管，在水池里放了许多锅碗杯盘等，一边又对楼下的史济美说：“你稍等，水开了我就下去。”

说完，王世英转身已迅速打开窗户爬上房顶，猫着腰走过另一家的屋脊。待发觉不对劲的史济美冲上阁楼时，王世英早已不见踪影。

还是在张孟浪的帮助下王世英来到了上海，随后又转往天津，出任北方局情报部部长。

这一次，由于杨虎城派人来访，事关重大，王世英也正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北方局的工作，便决定自已随崔孟博前往西安。

崔孟博一回西安，马上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位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

王菊人先把王世英带到西安九府街杨虎城的别墅止园，让王世英坐在客厅东面的一间小屋里等待，然后把门反锁，又将钥匙交给杨虎城。

中午时分，杨虎城说是要到止园午睡。待警卫离开客厅之后，他悄然打开小屋的锁，假装到房子里休息，入内与王世英进行了密谈。

会谈后杨虎城高兴地对王世英说：“你和南汉宸一样是位很了不起的人，希望我们今后加强合作。”

杨虎城不仅从王世英那里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也与我党北方局有了联系。

杨虎城又送给王世英五百块大洋，并让王世英同汪锋一起返回苏区。

就这样，王世英随汪锋来到陕北，向中央做了关于杨虎城的详细汇报，中央决定叫王世英再返西安。

王世英于是又来到韩城见到杨虎城，说明中央已同意杨的意见，不公开派出代表，但要建立交通线，要有人员秘密联系。

此后，陕北红军开始频频派出密使，进入西安城。

这时，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

陕北中央了解到王炳南与杨虎城有世交，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十七路军高级参议，与杨私交甚厚，王本人又是由杨资助出国。王在日本、德国读书，杨虎城负责供给，王学习努力，也颇为杨虎城所器重。

于是中央决定派王炳南回国做杨的工作。一是争取杨同红军签属互不侵犯协定；再者也是防万一杨因与中共的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

王炳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如杨同意党的建议，要我密电当时驻巴黎的吴玉章同志，暗语是：“我订的杂志请寄来。”

代表团便将派潘汉年回国，协助我完成争取杨的工作，如杨不同意，密电暗语是“杂志不必寄了。”

我带着党的上述指示回西安后，即与杨虎城联系。他特地把我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同我进行了两天密谈。

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党的观点和建议，他愉快地对我说，他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所顾虑和保留；现在我回来了，这很好，可以无话不谈了。并要我搬到他的私人公馆止园去住，以便随时商谈。”

经过南汉宸、王世英、汪锋、王炳南等人先后同杨虎城的接触，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这些活动对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应张学良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