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慕贞是广东香山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卢耀显曾漂洋过海至美国檀香山经商获富，却很早因病而逝，家境又渐渐衰落，卢慕贞和孙中山是包办婚姻的产物，孙中山奉父母之命，凭媒人所言，和同县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了婚。

卢慕贞为孙中山生下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和孙婉，就在孙中山先生或为政治奔走，或逃亡避难的岁月里，卢慕贞以一个中国旧式女子的善良贤惠妥帖地照顾着公婆、子女，承担着繁重的家务，为孙中山先生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扫除了一切后顾之忧。

卢慕贞身材矮小，肤色较黑，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内向且没有多少文化的旧式女子，卢慕贞自幼丧父，和寡母相依为命，长期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她希望过相夫教子的安定生活，希望自己的丈夫读书做官，一生安定，而孙中山是个有理想抱负的人，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上，对于家庭的照顾相对较少，而且为了革命长期流亡在外。

因此孙中山和卢慕贞两人的志趣、理想有很大的差别，加上聚少离多，夫妻两人长期天各一方，感情隔阂也越来越大，彼此之间徒有夫妻的名分。

虽然卢慕贞内心不愿意离婚，可是卢慕贞明白，她和孙中山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卢慕贞虽然受过教育，但是文化程度不高，并不懂得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革命。

虽然卢慕贞独立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是她的思想感情毕竟和孙中山的不同，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卢慕贞绝非是孙中山理想中的妻子，当孙中山给卢慕贞写信，让自己的侍卫官郑卓和儿子孙科把信送到澳门。

卢慕贞读了信，沉默良久后，叫孙科取来笔，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

并对郑卓说：“阿卓，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学识不够，更不识英文，我又缠脚，行动也不方便，我怎样帮助先生呢？”同时表示可与宋庆龄作姐妹之称。

卢慕贞很干脆地同意离婚，在离婚协议书上用红印泥按了指印，这个离婚协议书印了好几百份，分发给他们的亲友。

随后，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离婚的事情很融洽的得以解决。

孙中山和卢慕贞正式离婚后，心里久负的包袱终于卸下，心情舒畅，对卢慕贞的深明大义心存感激，在此后的日子里，他陪卢慕贞出游并购物，另一方面孙中山对离婚带给卢慕贞的感情伤害深怀内疚，觉得：“亏欠她已经太多，我自己也知道发生这种事是决不应该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克制不住心中的想法。”

因此安排卢慕贞仍住在澳门孙公馆，这也是把卢慕贞当作孙家人的体现。

孙中山送卢慕贞到东京车站，卢慕贞经横滨回到澳门，一直居住在澳门孙公馆，直到病逝。

　宋庆龄也曾多次讲到，孙中山和卢慕贞是签订了离婚协议的。根据记载分析，朱卓文持孙中山的信到澳门与卢慕贞商议，很可能就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

而卢慕贞到东京，是在证人面前办理确认离婚的正式法律手续。参与主持这一仪式的是日本的和田瑞律师，而之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也是由他见证的。

因为与孙中山的婚事，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突。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日本也因这桩婚事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

一种说法，得到孙中山准备结婚的消息，革命党人开会讨论，决定派代表去说服孙中山。这个代表见到孙中山后，却不知如何开口。孙中山见他一言不发，便问他有什么苦恼。这个朋友无言以对，借故告辞。孙中山还曾当众宣告：“我不是神，我是人。”

朱卓文和女儿慕菲雅来到上海见到宋庆龄。朱卓文带来了孙中山的急信，并向宋庆龄出示了孙中山和卢慕贞的离婚协议。孙中山决绝的态度使宋庆龄十分感动，她决定不再等待父母的转变，立即自主采取行动。

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宋庆龄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把她反锁在屋里，在女仆帮助下她从窗户爬出去逃跑了。尽管斯诺是宋庆龄多年的好朋友，但他的这种描写，仍令宋庆龄无法接受。

晚年，她专门为此致函朋友邓广殷：“我的父母不是那么愚蠢、那么冷酷的人！确实，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日本，不想我招人非议，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反锁在屋里’。”

在叙述这件事时，宋庆龄说：“我是清晨6点钟离家上船的，那时我的父母还未起床，是一位同志和他的女儿陪同我一起去日本的。”

宋庆龄曾讲过：她在穿过草地走出院门前，曾回头张望。她说，她看到母亲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确认母亲也看到了她。她是这样解释的：“我只是没有得到家里的同意。”

宋庆龄和慕菲雅乘坐的火车从神户到达东京。孙中山已在那里等候。当天，宋庆龄和慕菲雅到日本友人头山满的寓所住了一晚。

直到逝世前不久，宋庆龄还委托将去日本的林国才一定设法去找头山家的人。她说：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都是由头山满先生安排的。而头山满的儿子头山泉、女儿头山静子更是她的好友伴。她请林国才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是否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