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施（延安）会谈后，刘鼎随周恩来到了瓦窑堡，在路上他向周恩来汇报了与张学良几次长谈的情况。

鉴于他此前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决定派刘鼎出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再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

刘鼎启程赴西安前，周恩来向他交代：“你去当代表，这样做统战工作还是第一次，要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现在是推进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关键时期，各种情况复杂多变，随时可能有突发事件，要确保与中央的联系畅通。”

从瓦窑堡回到洛川的当晚，刘鼎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

张学良高兴地说：“我想你会回来的，以后你不再是客人了，而是我的贴心助手和高参，你能回来还要感谢周先生呀！”

他拉着刘鼎的手又说，“为便于开展工作，我聘你为随从副官，以‘刘秘书’身份公开活动。”

两人进行了又一次彻夜长谈。

第二天，刘鼎给李克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密信。

信中道：“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弟择生上言”

信中的“浓可”是李克农名字的颠倒，“伯父大人”指周恩来，以“老头子”为代号暗指张学良，以“我们家”暗喻整个东北军。

刘鼎接着相继开展和落实了一系列工作，为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营造了团结抗日的舆论氛围，为“逼蒋抗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他帮助张学良举办军官训练团，开办学兵队，建立军中同志会。举办军官训练团旨在提高军队素质，为抗日做人才储备。

当提到训练内容时，刘鼎建议：“应以政治教育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以军事训练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组织管理，训练团实行官兵平等，严格纪律。”

张学良采纳了这些建议。刘鼎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然后创办《文化周刊》，经周恩来批准，刘鼎将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举荐给张学良。

吴奚如（原名吴席儒，笔名奚如），出生在京山县城关一个穷苦的小商人家庭。在反军阀反列强的时代风潮中，弃文习武，由董必武介绍去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进行学习。

吴奚如来到西安后，即以此为阵地，以充满才气的文笔，挥洒激情，笔动风雷。

社论、时评、通讯、消息几乎均由一人所为，既表达东北军的政治主张，营造打回东北老家去的舆论氛围。又巧妙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文化周报》在西安面世后即被抢购一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北军。

吴奚如也是中央特科成员，因鲁迅与周扬等我党文委领导产生隔阂，联络不畅，急需物色新的人选保持与鲁迅先生的联络。

陈赓建议利用黄埔军校这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选一名黄埔出身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吴奚如由此担任了这一新角色。

吴奚如在转入中央特科工作之后，成为中央特科和鲁迅先生之间长期的“机要交通员”。

吴奚如曾回忆：“中央特科有一次要紧急派一个干部到山东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但一时拿又不出路费来，就要我让胡风去向鲁迅先生求援（捐助或借贷），先生当即二话不说拿出了几十元……”

吴奚如还提到一件在后来影响很大的事，有一天，鲁迅先生从内山书店收到一封内袋还有若干张白纸的信，不明究竟，交给胡风后又转给了吴奚如，他便让胡风用碘酒擦拭一下这些白纸，字迹便显露出来，原来是关在南昌监狱的方志敏在狱中托人几经辗转送来的，那是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和给鲁迅先生的求助信（请求宋庆龄女士等著名人士发起营救活动）。

也正是经吴奚如之手，保存下来方志敏烈士著名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手稿。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将返延安之时，特地找吴奚如谈话，要求他尽快结束《文化周报》工作，到延安接受新的任务。

杨虎城得知消息后，亲自举行家宴为其饯行。于是，吴奚如乘坐杨虎城安排的汽车，离开西安，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来到延安，吴奚如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在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的安排下，吴奚如来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

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泽东主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就是吴奚如？大名鼎鼎呀！ 听恩来讲，你从鲁迅先生身边来，又是黄埔系的，还给张汉卿办过报，文武全才，难得！”

延安最缺的是军队文化干部，所以毛主席派吴奚如去抗大任政治教员。

吴奚如与郭沫若的女儿

但是，吴奚如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时，遭受挫折，因为对康生乱戴“叛徒、托派”的帽子不满，英雄气概又兼书生意气的吴奚如在会上公开提出异议，并因此失去党籍，令人唏嘘。

接下来，刘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完成，就是要建立西安到延安的秘密交通站，解决红军医疗器具和药品等诸多问题。

当时中央红军经达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伤病员特别多，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因此，我党发动各地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各大城市进行秘密采购。

为了方便把分散购买来的医药用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必须建立一个合适的集中点。

在白区采购物资，特别是大量军用物资，容易暴露，易为特务直接破坏，也容易使商人迫于特务的淫威而不敢卖东西给我们，给采购带来困难。

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零碎的采购，小量、陆续的运输。然后由适当的接收点和收货人，负责集中接收，然后转运至延安，西安设立交通站的任务便迫在眉睫。

西安事变前，秘密交通站通过各种隐蔽关系，在北平、上海等地采购药品，运抵西安后通过东北军、西北军的帮助运往陕北苏区。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红军采买各种物资的限制有所放松，我党遂租用七贤庄四号院，成立采办委员会，由八路军供给部长叶季壮亲自领导。

采办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采买延安和红军所需的各类物资，办理服装、鞍具等军用品的加工，运送各类物品到红军驻地。

采办委员会下设会计、采办、粮秣、运输、兵站等各有关科室，分别负责军需品的领取、采买与运输。

还有一些军事人员的输送，仓库、交通工具的管理等各项工作。采办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筹集和添置家产的活动，其中，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的问题。

采办委员会经常利用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及私营汽车行的汽车往陕北苏区运送物资，因此苏区的对外交通运输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担任红军联络处押车副官的吴宗汉回忆，当时采办委员会只有几辆车，多数都是租用西安的商车，最多时有八九十辆。

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外国友人还募集了数十万美金，从巴黎秘密寄到上海。

但是，如何将这笔美金换成能够流通的国民党法币，并安全运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则是难题。

考虑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熟悉上海的情况，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又常年从事银行方面的工作，于是决定派他去执行这一任务。

协助他执行任务的还有钱之光、任楚轩、危拱之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而钱希钧又是钱之光的亲妹妹。但是毛泽民与钱希钧最终因性格不合而分开，毛泽民后来与朱旦华在新疆结婚。

对于最终与毛泽民分手，钱希均是后悔的，她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一文的结尾，写下了她最真实的感情：“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

毛泽民最初想在西安开设一个钱庄，然后将这笔美钞从上海汇到西安，但国民党当局不予批准。

毛泽民等人便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毛泽民夫妇开了一间纸行作掩护。

他们五人分开居住，隐蔽活动，为符合阔商老板的身份，毛泽民夫妇特意在上海永昌里，租了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别墅。

毛泽民

西安联络处负责人李克农借去上海治疗眼疾之便，专程到上海这栋小楼看望了毛泽民夫妇。

临行之前，周恩来叮嘱李克农利用这次去上海的机会，做几件我们需要做的事，其中就有与毛泽民夫妇商谈如何兑换、转运这笔美钞的事情。

经过商议，一致决定分散处理，采取分批提款、分批兑换、分批运走、分散行动的转移办法。

其中毛泽民想到了买“国债”，然后翌日再抛售，国民党政府正在发行国债，只要有人买，法币、美元、银圆都可以。毛泽民亲自去试验了几次，，收回来的果然就是法币，很顺利。

就是这笔金额太大了，如果他频繁出现，恐怕会引起国民党的怀疑。

于是，他想出了办法，让美金合法化，他每次在高档俱乐部打牌赢了钱，就请那些牌搭子写个证明，证明这些美金是他赢来的。

由于毛泽民平时为人豪爽，那些外国人也乐意给他这个面子，很爽快地在资金来源证明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至于金额，他们从来不看。

这样，毛泽民成了阔佬投机商，每天出入各种交易所，分期分批地兑换货币。钱希钧等人则扮成军官夫人或者阔商太太，把法币用旧报纸包好放在皮箱底部，上面放些与她们身份相符的物品，乘火车的头等车厢或包厢，轮流来回奔波在上海和西安之间。

当她们每次到达西安火车站时，当时负责的叶剑英、会计曹根全等人，便按时前来车站，把来人和款项安全地接到七贤庄。

从上海到西安，辗转数千里，短短四个月时间，钱希钧等人终于抢在日本攻占上海之前，全部完成了兑换、运送任务。

红军用这笔钱购买武器、药品和其他一些物资，先后转运到陕北。

据曹根全回忆，他曾经从红区带出来一顶五角星军帽，毛泽民曾戴着这顶军帽在西安南院门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单人照，因为只有一顶帽子，所以很遗憾二人没有照成合影，只好各自照了一张单人照。

那么，西安这个交通站为什么选在七贤庄，对外又如何进行掩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