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蔼龄在家里成了第一个敢于冒险去“吃螃蟹”的人，在她的影响下，弟弟妹妹们也都小小年纪就开始离开家庭到学校里过一种独立的生活。

宋霭龄教育上的试水成功，无疑进一步鼓舞了宋耀如，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宋耀如决定将他多年来考虑的一项庞大计划付诸实施，那就是送宋霭龄赴美留学。

上海的马克谛耶学校对于宋蔼龄来说，如同一件小时候穿在身上的小衣，已不能适应她日渐丰满的身材，她必须去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

宋耀如对外界的种种议论不为所动，他推崇的人生信条是“不计毁誉，务必占先”，在确定目标、找准方向后，勇往直前，不去计较个人的名誉得失，要抢占先机，执着向前。

为了安排蔼龄赴美留学的事宜，宋耀如找到在上海传教的步惠廉牧师帮忙。

宋耀如与步惠廉不但是上海南方卫理公会的亲密教友，平时两人过往甚密，他们还是当年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万德毕特大学神学院的同窗好友。

步惠廉来华传教，被分派到松江。在那里建立了“同乐堂”教会，他在中国传教五十多年。他已融入中国社会，传教办学，担当地方孤儿院董事，推动慈善事业，在军阀混战时振济难民。教会办得成功，也在地方赢得很高威望。

步惠廉听了十分高兴，说：“你真的要在女儿身上创造奇迹了！”并答应帮助宋霭龄进入佐治亚州梅肯郡的卫斯理安学院去读书。

学院为美国监理会所办，是美国第一所女子学院，也是全世界最早专收女生的学院。院长葛瑞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廉给蔼龄写了推荐信的同时，还写了一封长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宋蔼龄及其家庭情况。

葛瑞回信给步惠廉表示愿意接收一名中国女学生。该校过去曾收过几个印第安人学生，但还从未收过中国学生。葛瑞还建议让宋霭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后再入学。

送女儿出国念书，实开中国风气之先，决定之后，却为如何把小蔼龄送到佐治亚州而忧心忡忡，而这时，正巧步惠廉也打算偕妻爱迪·戈登和四个儿子回美国度假，他欣然表示愿意偕蔼龄同行。

有了好友的陪伴，宋耀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开始从各方面为宋蔼龄的美国之行作精心准备。

首先，宋耀如到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为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了排华法案的严格修正案，要把来到美国的那些没有职业的大批中国劳工赶出美国领土。

宋耀如害怕由此而会给蔼龄美国之行带来麻烦，出于保护女儿的强烈愿望，宋耀如决定让蔼龄使用葡萄牙护照而不是中国护照。

事实证明，宋耀如这个举动是愚蠢的，它不但未能给宋蔼龄丝毫帮助，反而给蔼龄的美国之行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有了护照，宋耀如进一步与步惠廉夫妇商定美国之行的时间，共同预订了太平洋邮轮“高丽”号的船票。

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全家人都感觉到一种似乎很悲壮的氛围正日益逼近。宋耀如虽然一手策划了这次越洋行动，但是一旦当自己十分欣赏的女儿真正要离开家庭远行时，不禁有一种怅然若失的空洞感；倪桂珍更是以一种女性及母亲的细腻，日夜忧虑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独自到异国他乡可能遇到的种种不便。

兄弟弟妹妹们，则以一种近乎崇拜英雄出征的心理看待姐姐的这次远行。不时向宋耀如提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问题，给蔼龄远行之前的这段沉闷黯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情趣。

蔼龄对这次远行显得镇定自若。美国这个国家，对于她来说，显得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邻近。在她的心灵深处似乎早已到达过那个国家。在父亲的许多炉边夜话中，美国已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早已在蔼龄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终于到了出发的这一天，宋耀如认为不应当把感伤的离愁别绪让蔼龄独自一人带走。于是，他关照全家人只在家里与蔼龄话别，到江边送行的任务由他一人负责。这样，当蔼龄在甲板上向父亲告别时，没有把自己内心柔软脆弱的感情流露出来，而是努力地挥手，显示出自己的从容，因为她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未来。

高丽”号轮船此次航行的第一个港口是日本神户，命运似乎注定要给蔼龄许多考验的机会。

从第一个港口开始，蔼龄就碰上了麻烦。航行的第二天，一个乘客因急性肺炎而死于船上。

船停靠日本神户港后，谨慎多疑著称的日本人认为死者可能患的是鼠疫。

于是，日本检疫官毫不客气地下令，所有乘客和船员必须上岸进行检疫，每个人都被赶入盛满热水及加入大量药物的大木盆里进行浸泡。

他们每个人的衣服必须进行消毒，“高丽”号轮船也必须用薰剂进行灭菌处理。这样，船在神户港耽搁了十天时间，才被通知可以继续航行。

经过这次反复的折腾，宋蔼龄在身体上尚无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同行的步惠廉妻子爱迪来说，情形可以说是糟糕透了。

爱迪于半年前得了伤寒，他们以为海上航行，以及回到美国会有助于她的康复。当船在日本神户靠岸时，艾迪已开始发烧，到达横滨时，她再也坚持不住了。

步惠廉一家只好下船，不得不停止航行，在日本横滨港上岸，步惠廉把夫人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是留下来与步惠廉牧师一家耽搁一段时间后再航行，还是单独一人先期前行，蔼龄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她决定一个人走完余下的航程，尽快到达美国入学。

步惠廉牧师尊重蔼龄的决定，并且把她托付给同船的一对上海南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夫妇，请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对蔼龄多加照拂。

这对南方卫理公会的教友，似乎并不在乎上帝的面子，当然也没有负起照料宋蔼龄的责任。

当宋蔼龄去找他们时，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有“肮脏的中国佬”的字眼。

一种少女的自尊与虚荣，使她坚定地拒绝接受这种侮辱，宋蔼龄决定再也不去接近那对传教士夫妇，要凭自己的力量“走”到美国。

这对传教士夫妇也没有主动去找蔼龄。但是，“自助者天助”，蔼龄原本以为自己会孤独地度过海上这段难熬的时光时，却在无意中遇见一位从横滨港上船的年轻的女传教士兰曼小姐，她对蔼龄伸出了“诚挚的友谊”之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两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很快成了一对旅途“知音”。

当“高丽”号经檀香山到达旧金山时，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已成莫逆之交。并在以后蔼龄遇到麻烦时，兰曼小姐表现出一种拔刀相助的侠义之风。

似乎是蔼龄的葡萄牙护照出了问题，旧金山国家移民局的官员上船验证，认定她的葡萄牙护照不符合要求，并且，粗野地对她大声咆哮，虚声恫吓地威胁要把她关进拘留所，然后驱逐出境等。面对这位态度粗暴而恶劣的美国官员发出的大声恫吓，蔼龄第一次表现出对权势人物毫不畏惧的心理素质，她为自己勇敢地进行辩驳：自己并不是企图移民美国的中国劳工，只是到美国完成学业，美国移民局对她不应当那样态度粗暴，肆意侮辱。

同行的兰曼小姐也十分气愤，她很快作出决定，这件事她不能坐视不管，否则，途中萍水相逢的好友蔼龄只有被驱逐回国的命运。

她一方面在旧金山码头打电话把蔼龄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克拉伦斯·里德博士，并请里德博士尽快利用教会的渠道与华盛顿白宫进行交涉。

另一方面她则坚定地表示，在移民局官员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她决不上岸，将始终与蔼龄陪伴在一起。兰曼小姐乐于助人的举动，感动了移民局的另一位官员，他作出了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

作为一种“恩赐”，可以不将蔼龄关进旧金山拘留所，但是亦不准上岸，只能留在高丽”号轮船上。如果“高丽”号启航，则可以转移到另一艘空船上。

兰曼小姐始终恪守自己的诺言，日夜与蔼龄陪伴在一起。宋蔼龄在先后转移了四艘空船，度过了备受煎熬和屈辱的时光，经过里德博士的不懈努力，三个星期之后终于从白宫传来了消息，美国政府批准了宋蔼龄留学的申请，她可以上岸了！

旧金山港口的遭遇，留给蔼龄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兰曼小姐这样的美国人对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纯真的友谊，使她由衷地表示感激；另一方面是美国移民局的官员们对她表现出来的那种毫无同情心的弄权作势，又使她强烈感到不满。

同时，她又对白宫伸出的权势之手能够及时对她援救感到庆幸。

这件事留给宋蔼龄的人生经验就是：一个人既要有朋友，以便能够相互帮助；但更要有权势的巨手庇护，以便能够在关键时刻施以后援。这也许就是宋蔼龄最初产生的较为朦胧的权势哲学。

宋蔼龄从旧金山港上岸不到两天，步惠廉牧师乘坐的另一艘船赶到。然而，同行的步惠廉太太已经在日本横滨港不幸逝世。

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更为感人的是，步惠廉牧师不顾丧偶之痛，仍然继续履行对好友宋耀如的承诺，护送蔼龄到达乔治亚州梅肯市。

威斯里安学院的格里院长亲自组织人到梅肯车站迎接。当地的新闻界对宋蔼龄的到来，表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报道了宋蔼龄的情况，称她是“到达威斯里安学院念书的第一个中国姑娘”。

好强而执著的宋蔼龄对“第一”这个词极感兴趣，加上格里院长的盛情好客和梅肯车站的热情欢迎，使宋蔼龄的内心中那种民族的自尊与少女的虚荣得到了满足，在旧金山港口因无端被拒绝而产生的扭曲、压抑心情已不复存在。

她开始相信，威斯里安学院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而旧金山港口的屈辱也许只是个意外。

宋蔼龄在学院里成了最受欢迎的女学生之一。格里院长把她作为预科班的学生注了册，而后让她第一年住在自己家里，视如自己的孩子一样进行照拂，这并不是每个威斯里安的女学生都能享受的荣耀和待遇。

如果不是旧金山港口留给她噩梦般的回忆，她几乎找不出美国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终于有一天，她可以就旧金山港口的遭遇向美国总统讨个公道，要个说法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