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古代开始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以中央集权的形式存在，将权力集中到中央便是中央集权。古代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地区，君王和诸侯在国中生活，共同分割王权。统治者要想控制诸侯与地方的权力就要加强中央集权，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用以辅助，为此统治者常需要统一的思想来巩固统治。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用董仲舒的建议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汉朝的主流思想，并以此扩大统治的群众基础，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统治地位，可见儒教思想对于中央集权的巩固有着莫大的帮助，许多国家为了巩固统治也将儒教作为统治理念 。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封建制度与丁田制均已瓦解，社会陷入混乱之中，各个地方都有势力强大的霸主。在春秋时代，尊王攘夷的口号较为盛行，表面上天子的地位被认可，但进入战国时代后天子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

诸侯不再受天子的约束，经常争权夺利频繁地因势力而产生纠纷。春秋时代因战争多发很多小国逐渐被兼并成大国，国家数量有所减少。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化，原有的统治体系已在战争中瓦解，因此建立新的制度和知识是目前统治者的首要之事。

当时战争往往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引起群众暴动，而为了富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也越来越少，这时一些带有不同想法的学者出现。这些学者正是“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出现满足了时代需要，各个地方的诸侯为了富国强兵而急需改革人才，富有学术造诣的学者的地位也由此提高。

“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以挽救春秋战国的时代动荡为目的的，其中为东洋文化带来最大影响的是儒家思想。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其弟子孟子、荀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并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不断完善与进步，从而使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除了儒家思想法家与道家的影响力也比较广泛，不同的思想学派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特性。春秋战国时代的多样思想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国家发展的反映。其中法家是在那个时代下产生的，但到了秦朝才真正被利用起来。

《三国演义》中有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春秋战国动荡的时代下，秦国平息了时代混乱，将诸多国家统一。而支撑秦国发展的思想基础就是法家，经过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法治思想更为发达。

法家注重权势符合秦朝统治者的发展需要，韩非子因此得到信任，秦始皇采取韩非子的思想和统治方式，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朝。秦朝灭亡于统治者的暴政与秦末的农民起义中。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建立了汉朝。

汉朝初期国力较为衰弱，中央集权的威势较小，文帝和景帝统治期间实行了多种政策使国力有所增长，汉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较之原来也有所加强，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郡国制更换为郡县制，由此丞相的权力被缩小皇权扩大，巩固了中央集权化。此外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官和太学，以儒学来教化学生，由此儒教被国教化。

在日后的发展中许多具备儒教教养的学者占有了重要的官职，用于政治统治的法家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自元帝时代开始，儒教的官僚日渐增多，国家政治变成了儒教的形态，从此儒教在真正意义上转变为国教。

从元帝开始儒家的官僚做出诸多努力，使这种儒教的政治理念在平帝时期被成功的具体化，巩固了儒教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王莽和光武帝时期实行的礼教主义也引入了儒教的部分特点。

可见汉代儒教的影响范围之广，之后以儒教为思想基础的汉代文化不断发展，甚至给东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古代国家也通过儒教加强了中央集权。探究儒教对东亚部分地区的影响也可窥见这一特点。

汉武帝时期匈奴是汉朝最大的敌人，于是朝鲜与匈奴的关系更为亲密，汉朝如若想要牵制匈奴就必须在朝鲜有所行动。在汉朝对朝鲜进行了一年的战争后，朝鲜灭亡，最后剩下的乐浪军队在此地居住。

相比之下乐浪郡更符合汉朝军队的驻扎条件，更容易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此时汉朝的政治管理体系是郡县制，这种体制的指导思想是儒教思想，所以在乐浪郡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儒教的基础上，故其管理者也必须具备儒教思想。

在汉灭亡到隋统一前中国社会较为混乱，统治者对乐浪郡的管辖也较为松散，故在313年高句丽军队占领了乐浪郡。在乐浪郡的原住民迁移分散到各个国家，在迁移过程中乐浪郡文化也在南方土著社会中被传播。

在高句丽陵碑中可看见儒教思想的痕迹，其墓上可以可以看出社稷和宗庙的延续，体现出儒家理念。在相关史料中可发现，高句丽跟汉武帝时期的汉朝一样，都是通过学校接受儒教秩序，传播儒家思想从而巩固统治的。

《三国志 裴松之注》：“魏略曰(中略)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收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屛，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

此后以儒学五经因素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在百济被逐渐接受与发展，在中国活跃的制度、整顿国家秩序的方式都被其所借鉴。百济的内饰外观与中国历史上王朝出现的内外朝概念有所类似，其国家官名也模仿了儒家经典的官部名称。

百济接纳儒教文化的行为也促进乐其经学发展，百济的经学从早期的流民涌入开始，忠孝伦理实践的主要还是儒家思想，在百济的外交发展后，受南方文化影响其经学的学术性也有所增长。

新罗也是朝鲜半岛上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刚开始以6部落联盟体的形式存在，其中的领导人被推举为王。在征服了周边国家的联盟王国后新罗就形成了，独立运行但初期王权微弱。

新罗的身份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类似，不同的是新罗的身份制度分为8个等级，等级的制约性较为强烈。新罗时佛教已经存在，不过佛教在被公认后就常与异教势力相冲突，新罗的政治规范和秩序与佛教也不相符，总之佛教并不适合作为新罗的国教。

因此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理念以促进国家发展巩固统治，儒家思想逐渐被普遍接受了。相关史料证明在新罗统一以前其具有儒家修养的人增多了，国家也建立了学校进行儒学的传播和教育，此外当时的中国已经占领了汉江流域，并存在与新罗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可能，由此新的儒教秩序很快融入新罗中，并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智证王时期统治者进行了国家体制的调整，并且此次调整以维修各种儒家经典为目标，这大大提升了儒教的素质。新罗在选拔人才时，以儒家经典的理解作为重要的标准，在此方面造诣较高的可被选拔到学校学习而后进入官僚体系中。

百济和高句丽相比，儒学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较晚，这可能与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通常都会实行五庙制。《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从新罗时期开始到朝鲜时代，这种五庙制度一直存在，其以儒家理念来强化王权，是对以往以氏族为中心的社会，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变化的反映，由此通过家庭血缘的继承原理被巩固起来。

在真德女王时期国学机构就已经存在，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教习材料。国学在被整顿后与国家制度相匹配，是儒学人才进入官僚体系的选拔通道，这些人才在政治上也起着牵制贵族势力的作用，由此儒教思想从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经德王在位期间这种牵制作用逐渐减弱，贵族势力不断扩大，专制王权对贵族的反抗措施逐渐失效，同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使统治者逐渐失去民心，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作品在国家性教育经典中的出现就有迹可循。

儒教经典本身就内容丰富与各国发展理念较为适配，故在后来的传播发展中儒教素养者也逐渐增多，儒教理念的影响作用也更为明显。

花郎道是韩国特有的一种拥有同样思想观念的青少年团体，他们所崇尚的思想与儒家经典中的五伦类似但内容并不相同。他们成群结队的练习武术，传播了儒家经典上的知识，成为社会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其人物也有跨地区和阶层的差别，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认同。

在那个时代大部分人就已经通过阅读儒家经典来了解儒教知识，与此同时在儒教方面知识渊博的人也占有社会的大多数。从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中也可看出，王室贵族出生，小地方城市的统治阶层则身份没有那么尊贵。这些人通过学校学习的途径来出人头地，虽然有时王权下降但王身边的儒家素养者增多了。

这些素养者常被统治者送往唐朝留学，以便其在留学归来后以学成之果进行国家改革，以重新巩固王权。然而这些改革因触及贵族利益，因此是在贵族的反对中进行的，其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国史记》：“新羅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鴻才傑功不能踰越，我願西遊中華國，奮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自致榮路，備簪紳劒出入天子之側，足矣”。

在新罗时期，因儒教思想的适应性与实用性较强，其不断受到统治者的支持与发展，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逐渐增多，由此儒教素养者人数甚多。儒教素养者的增多体现了儒教影响力日渐扩大，儒教知识也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到世界各地。

儒教理念因其本身固有特性符合政治统治，故也被统治者所利用，其中儒教的孝、忠观念对王权强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统治者通过强调血缘与等级而巩固统治。

国学机构是传播儒教思想的重要官方渠道，通过国家选拔政策使人才进行儒学的系统化学习，在传播了儒学的同时也扩大了统治基础，故整体看来，儒教思想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

从春秋战国到汉朝期间，时代不断发生变化其统治思想也不断改变。自汉武帝期间儒教思想就被统治者所利用，其重视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说十分符合统治者的集权需求，由此汉朝时儒教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而后又因时代原因儒教思想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一些国家，在乐浪郡、高句丽和新罗均有所发展。

这些国家的儒教理念最初由汉朝所传播，后又经过统治者的些许改造更符合本国的发展实情，统治思想对王权有着莫大的影响，统治者通过对儒教思想扩大社会统治基础，削弱贵族的权力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王权，故总而言之儒教思想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利工具。

参考文献

《先秦时期神权政治思想的演变》

《韩非子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构思想》

《对韦伯儒教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