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谢诺尔特，又名陈纳德，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将，飞虎队创始人，美军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司令，中国战区中美空军混合作战部队司令。
很多人喜欢给二战主要参战国的军事实力排名次。我认为，二战初期德国拥有最好的陆军和空军，英国和日本拥有最好的海军。到了二战末期，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最强大，苏联的陆军则首屈一指。
相比于长期重视海军的发展，二战时隶属于陆、海军的航空兵部队则有些命运多舛。普遍认为美国的莱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者，美国还是第一个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国家。但是这样好的先决条件，并没有让美国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更多地重视空军的发展，直到德国入侵波兰时，美国才意识到空军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并在罗斯福的授意下，开始大力发展航空兵部队。
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美军航空兵一直处在海军和陆军的地位之下，有些人选择付出自己最好的青春默默坚守，这些人中最终走出了亨利·阿诺德（航空兵司令、五星级上将）和卡尔·斯帕茨（战时第8和第20航空队司令，首任空军参谋长）。还有一些人在航空兵得不到重视时选择了抗争，经过历史的沉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位是威廉·米切尔，一战美国远征军航空兵司令；另一位就是本篇的主角陈纳德。
陈纳德比米切尔要幸运，后者在1936年就已经去世，他没有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没有亲眼看到空军在战争中发挥应有的威力。而陈纳德虽然也过早地离开了军营，但他意外地在中国战场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1893年9月，陈纳德出生在美国西部的得克萨斯州，父亲是一个小农场主。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克里佛航空学校，开始接触飞行训练，并且成绩优异。一战爆发时，他正在哈里斯堡的军官学校受训，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1918年秋，他在长岛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中尉军衔，并且继续在这里学习飞行。此时一战已经临近尾声，战局趋于明朗化。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乘船前往欧洲，在途中时接到命令，部队原路返回，陈纳德也因此错过了参加一战的机会。
一战结束后，陈纳德选择留在军内。1920年，他取得了飞行员资格。这对他的军旅生涯很有帮助，即便是熬年头，他至少能以上校军衔退役，如果幸运的话，他还有机会晋升准将军衔。
所以他此后的17年就安心地在军中服役，系统地研究空军战术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此期间著有《防御战斗机的任务》《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等书。不仅如此他还组建过一支伞兵部队，进行战术实验。他在这个领域是美国国内的先驱。1930年，他保送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另一所空军战术学校担任战术教官。
从接触飞行到取得飞行员资格，陈纳德足足用了12年的时间，这样的经历并不代表他的飞行技术不好。通过严格的训练和整日在空中翱翔，大器晚成的陈纳德飞行技术越来越精湛。1932年，他组建了一支飞行表演队。在他的指挥下，这支飞行表演队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当时流行的飞行技巧，还首创了翻筋斗旋转和反翼飞行等高难度动作。随着表演队越来越多地在公众面前一展身手，陈纳德的名气也开始越来越大。
在不断的探索中，陈纳德也提出了自己对空军未来发展的见解。他向意大利理论家朱利奥·杜黑的“轰炸至上”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在作战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并重”的思想。同时他还认为为了迅速得知来犯敌机的准确消息，必须在地面建立一套系统的通信情报网络，并建立机场指挥所。他还主张战斗机防御中应特别重视进攻型轰炸机的作用，并创立和完善了编组追击战术。他的这些成就逐渐引起了军内高层的注意。
尽管如此，空军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不被军队重视。陈纳德等人的前瞻性思想和军内持保守思想的高层人物屡屡产生矛盾。1934年，在一次陆空联合作战演习中，他对时任陆军参谋长吉尔伯恩仍然沿袭一战时期的经验，强调堑壕战、忽视空军力量的做法十分愤慨。他公开地对吉尔伯恩提出了批评，进而引发陆军和空军的一场激烈争论。
和十年前的威廉·米切尔的遭遇相似，1936年时，陈纳德在军官表册上被除名、从此退出了现役。此时的陈纳德已经43岁。
陈纳德命运的转折点来自他退役前最后一次飞行表演。在这次活动中，时任国民政府中央航校副校长的毛邦初（蒋的原配妻侄）也受邀参观，同样是飞行员出身的他对陈纳德的飞行技术非常钦佩。于是毛邀请陈纳德到中国担任飞行教官。一年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签发聘任书，任命陈纳德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授上校军衔，指导训练中国空军。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建设空军需要投入巨资，自然吸引了众多目光，宋美龄本人也亲自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在领导航空委员会时展现了商人的“精明”，她反对大量采购飞机，认为只要有资金，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飞机，提前采购则会大幅增加维护的成本。所以空军将经费存入了银行，全军只装备了可以满足训练的飞机。而按照空军当时掌握的经费，可以购买1300架新式的作战飞机。
1937年7月初，陈纳德以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考察中国空军。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军事委员会改组空军。在航空委员会下设立前敌总指挥部，担负空军的作战事宜。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在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设张延孟领导的轰炸司令部、高志航领导的驱逐司令部和晏玉琮领导的侦察司令部。全军可以用于作战的飞机约300架，飞行员700余人。前敌总指挥部根据自身实力制定了以“奇袭敌空军基地，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防空为原则”的作战概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陈纳德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最高防务会议，参与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在他的建议下，空军于8月14日出动俯冲轰炸机编队和高空水平轰炸机编队空袭了停泊在杭州湾海面上的日寇军舰，击伤日海军第3舰队旗舰。次日，高志航指挥亲自驾机指挥空军第4大队与日寇空军交战，在双方空军首次空中交战中，中国空军取得了六比零的战绩。
8月15日起，日寇空军开始空袭南京。陈纳德协助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制定了保卫南京的空战计划。在他的建议下，空军在南京、上海和杭州设立了空袭警报网，加强了地面报警系统。日寇在前七天的空袭中，被击落的飞机共计78架，面对惨重的损失，不得不放弃日间无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战术。
随后陈纳德预判日寇的轰炸会改在夜间进行，遂着手组建防空部队。在之后的防空夜袭作战中，日寇每次执行轰炸的飞机战损都超过50%。
但中国空军薄弱的家底无法维持战争的持续消耗，在给予日寇空军以重创的同时，中国空军也在以3.5架次作战就损失一架飞机的速度拼光了家底，蒋夫人在战前的“精打细算”很快就让空军面临无飞机可用的窘境。随着日寇投入全面进攻，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尽数被占领，使得引进先进战机的通道基本断绝。加上西方多国担心刺激日本，纷纷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愿意出售战机的国家也都大幅度提高了价格。
新采购的飞机在运送、组装、试飞、换装等环节需要不少时间，中国空军只能使用许多更加老旧的战机升空作战，这让本来就不多的飞行员在消耗战中也损失殆尽。在1938年5月武汉会战初期，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飞行队一道参加了几次空战，尔后基本上退出了战场。
陈纳德在国民政府空军任职的消息在其来华不久就被日寇方面探知，日寇随即向美国施加压力。当时美国对日寇还保持着和平关系，罗斯福在对日问题上仍然奉行绥靖政策，不想过度刺激日寇，所以美国方面要求陈纳德回国。他则表示：“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
此后，陈纳德的活动转入非公开状态。他奉命在广西柳州的中央航校训练飞行员，之后又辗转昆明、芷江等地，负责培训更多的空军人才。1940年，日本在确立“南进”政策后，开始与美英等国关系恶化。在此背景下，陈纳德奉蒋介石的命令于1940年5月返回美国，计划在美国招募一批飞行员，并设法采购一批新式的战斗机。
返回美国后，陈纳德四处游说、演讲，逐渐受到了高层的注意。此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罗斯福已经决定放弃“牺牲中国换取日本停止在太平洋扩张”的策略，开始加大对华的军事方面的援助，将国民政府打造成遏制日寇的重要力量。
当然，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在援助事情上狠狠地赚了一笔。陈纳德获得的首批共100架霍克81A-2战斗机（原型是P-40C战斗机）的售价是4.5万美元/架，这个价格是正常售价的几倍。
调拨这些战机也颇费了一些周折，由于美国还没有参战，这批飞机是以英国的名义转让给中国的，英国方面先是将这批飞机运到缅甸仰光，国民政府方面派出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的钱昌祚负责接收，再转给中杭厂制造装配，最后才交给空军。后来因补充战损，航空委员会又补购了50架P-40E战机。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的110名飞行员和200名地勤人员也同样花费了巨资。这些志愿人员并非来自民间，而是美国正式的军人。为了配合陈纳德招募，军方劝说这些人暂时退出现役，以民间身份志愿加入。吸引这些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丰厚的待遇，飞行员的月薪是600美元，中队长的月薪是750美元，地勤人员的月薪则是250美元，每年有30天的带薪假期。
不仅如此，飞行员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地面击毁日寇飞机，每击毁一架还将得到500美元的奖励。和美军服役待遇相比，少尉的月薪是150美元，准将的月薪也只有667美元。也就是说，每一名飞行员都是将军级别的薪资待遇。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大队指挥官。
志愿大队成立后，陈纳德立即开始进行专门训练。经过几个月地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在飞虎队建立时，陈纳德根据队员飞机上的标志，将大队按作战编成了3个中队：第一中队（亚当和夏娃队）由前陆军驾驶员组成，队长是罗伯特·桑德尔；第二中队（熊猫队），由杰克·纽柯克指挥。第三中队（地狱里的天使）由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混编组成，由阿维特·奥尔森担任中队指挥官。初期在缅甸的仰光驻一个中队，在云南瑞丽的垒允驻两个中队。
飞行员驾驶的P-40战斗机装备了一部水冷活塞式发动机，全机机身呈流线型，机头下方有一个巨大的散热器，最大航行速度552公里/小时。在中国战场，P-40战机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日本的零式战机。两者相比，P-40战机的机动性不及后者，但它具有更好的俯冲速度。
天性乐观的飞行员在训练期间突发奇想，他们在机头下方巨大的散热器上涂装了鲨鱼头，目的是吓唬天性害怕鲨鱼的日本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在不久之后为志愿航空大队赢得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1941年12月20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两周后，日寇10架飞机窜入昆明，志愿大队奉命升空抗敌。此战志愿大队击落日寇飞机6架，一战成名。昆明市民目睹了这场空战，由于人们并不认识鲨鱼，所幸将这些涂装“鲨鱼头”的飞机称作“飞老虎”，飞虎队这个名字从此传开。
截至1942年7月，飞虎队在参战的7个月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在缅甸和中国西南地区作战。飞虎队在付出自身空中损失12架战机，地面被摧毁61架战机的代价下，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在此期间，飞虎队涌现出19位战绩达到五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最高纪录是罗伯特·尼尔的13架。此外，日后美军海军空战英雄博因顿也曾在飞虎队服役，他的战绩是空中击毁2架，地面摧毁2～3架日寇飞机。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在衡阳上空击落了日军4架Ki-27战斗机，自身无一损失。此战是飞虎队的最后一战。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就计划将飞虎队纳入美军战斗序列。1942年7月3日，蒋介石正式签署命令解散志愿大队，所有人员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陈纳德也被美国陆军重新招入现役，恢复上校军衔，并立即晋升准将。
他手下的飞虎队队员则大部分回到了美国，起因也非常简单，被纳入陆军航空队后，他们的待遇也将恢复到军内待遇，而且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大多数队员拒绝这项命令，最终留下的飞行员只有5人，地勤人员留下了10余人。
除了巨大的待遇差别，具体负责此事的美军航空队第23大队指挥官比塞尔少将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起初飞虎队中只有个别人打算返回国内，但比塞尔打算全部收编飞虎队成员，他要挟那些想回国的队员，即便回到国内，他们面临的也是强制征兵。他的话激怒了绝大多数队员，最终导致飞虎队彻底解散。
这些人返回国内后，有些人以战斗英雄的身份参与战争债券的宣传活动，有些人加入了民航公司，也有不少人重新返回部队，继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作战。无论他们初衷是为了丰厚的报酬，还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离开，他们在中国人的心中始终是英雄。
飞虎队中有4位飞行员比较著名。其一是获得日后美国二战头号王牌飞行员博因顿，他在飞虎队服役期间就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后来他和陈纳德产生了矛盾，博因顿因此于1942年4月离开飞虎队返回国内，不久恢复现役担任海军陆战队第222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后又转任第214中队。
在1943 年9月16日的空战中，他一人击落5 架日机，同年12月27日在拉包尔的一次空战中，他的战果已增至25 架。从而引起新闻媒介的注目。1944 年1月3日，在他一举击落3 架敌机后中弹跳伞，被日本潜水艇从海面上俘获，后关押在东京战俘收容所中达20个月。他的总战果为28 架。战后他曾获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和海军十字勋章，1947年退役。
第二位是威廉·里德中校，他在飞虎队解散后他也一度选择离开，但不久又回到中国，担任中美混合飞行团第3飞行大队大队长。他在飞虎队和中美混合飞行团服役期间，共击落日机9架，并协同队友击毁地面飞机15架。
1944年12月19日，他率领3架战机从河南老河口机场转场到重庆梁山机场。当他们抵达重庆上空时已经是夜间，而重庆防空部队刚刚接到情报，在重庆上空发现日寇飞机，所以机场指挥部下令关闭了跑道的所有灯光。里德无奈只好架机飞往200公里以外的白市驿机场，但是白市驿机场上空阴云密布，根本无法降落，里德等人再次返回梁山机场。
由于警报没有解除，里德等人只能在梁山机场上空盘旋，如果解除警报前油料耗尽，他们计划跳伞逃生。在战机即将燃尽油料时，机场指挥部冒险打开了跑道灯光，但随即被隐藏的日机袭击。袭击没有造成多少损失，却延误了里德等人的降落。当地面允许降落飞机时，他们的油料也已经完全耗尽，不得不弃机伞降逃生。
3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大部分脱险，只有里德在跳伞时头部撞到机翼（据说他没有按照规定在跳伞前调整好飞机姿态，而是选择了一种有冒险性的方式）。当救援人员发现他的遗体时，里德后脑的头皮因为撞击被拨开，降落伞没有打开。他是飞虎队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
第三位是大卫·希尔，他在飞虎队解散后选择留守，担任第23大队第2中队指挥官，后来又担任第23大队指挥官。他的最终战绩是18.25架敌机。1944年底，他返回美国，是第一个驾驶P-59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战争结束后加入国民警卫队，最后以准将身份退役。
第四位是罗伯特·科斯特，他并不是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的队员，而是在印度服役期间转隶到飞虎队，当时已经33岁，是飞虎队中年龄最大的飞行员。飞虎队解散后他也选择了留守，担任第23大队指挥官，他的最终战绩是13架敌机。战后他以准将军衔退役，著有《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