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温·冯·维茨莱本算得上是德国27个元帅中反对希特勒最彻底的人。纳粹上台伊始，他就坚定维护普鲁士军人的传统，从一开始反对罗姆的冲锋队，到后来数次策划兵变，直到1944年7月20日冲到台前。
维茨莱本代表德意志第三帝国存续期间的另一面，他们敢于站出来反击那些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个人和团体，遵循服务人民和国家的普鲁士军人信条。他们算不上正义，因为他们不反对战争；他们更加理性，因为他们反对军事冒险。
维茨莱本等人曾试图维护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军人团体，以制衡没有底线的纳粹党徒。直到1938年希特勒用下作的手段搞掉了布隆伯格和弗里奇。从那之后，维茨莱本以及贝克等人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推翻纳粹政权的坎坷之路上。
1881年12月4日，维茨莱本出生在德国东北部的西里西亚。他的家族是一个古老的普鲁士贵族，父亲格奥格尔·冯·维茨莱本的军阶并不高，只是一名上尉。与几乎所有二战将军一样，维茨莱本在青少年时期就走进军校，就读于大里希特菲尔德高等候补军官学校。1901年，他以少尉军衔进入第7掷弹兵团服役，正式开始了自己40多年的军旅生涯。
维茨莱本在第7掷弹兵团待了7年，其间没有获得晋升的机会。其间他迎娶了克里贝格为妻，婚后二人育有一子一女。1910年，维茨莱本晋升中尉。至一战爆发时，他担任第19后备步兵旅副官。1914年10月，他担任第6后备步兵团的一名连长，晋升上尉军衔。
维茨莱本跟随部队在西线转战两年，先后参加了凡尔登战役、康布雷战役和佛兰德战役。其间他曾短暂调入总参谋部。1917年4月，维茨莱本升任该团的一名营长。1917年佛兰德战役期间，他严重受伤，因此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伤愈后再次调入总参谋部。战争结束时，担任第121步兵师作战参谋。
德国战败后，维茨莱本留在了军中，在第8步兵团降职担任连长。1923年4月晋升少校。1926年调入驻柏林波茨坦的第3集群司令部。1928年升任第3集群所属第3师第6步兵团第2营营长。1929年升中校，1930年他接替布劳希奇担任第6师作战参谋（相当于参谋长），1931年晋升上校，不久改任第8步兵团团长。
纳粹上台后，德国陆军获得了新生，包括维茨莱本在内的军官都获得了快速晋升的机会。1933年10月，他升任第6军区司令部司令兼任第6步兵师师长。1934年2月1日，接替弗里奇担任第3军区司令兼任第3步兵师师长，并晋升少将军衔，弗里奇则升任陆军总司令。
在当时的7个军区中，第3军区的价值更突出，因为军区的驻守在柏林，负责拱卫京畿。当时德国的步兵师编制为12000人，作为第3军区司令兼第3师师长，维茨莱本的地位举足轻重。
当维茨莱本走马上任时，正是冲锋队首脑罗姆和国防军关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前者扬言要替代国防军成为德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时任国防军总司令的布隆伯格则威胁希特勒，如果不解决冲锋队，军队会发动兵变。维茨莱本则公开表态，如果希特勒不能控制罗姆，他将非常乐于动用第3师对抗冲锋队。
1934年6月30日，戈林和希姆莱在“长刀之夜”处决了罗姆。当听说冲锋队的领导人正陆续被枪杀时，维茨莱本非常高兴，他公开表示想亲眼观摩行刑过程。但后来他得知被清洗的不仅是冲锋队领导人，还包括前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等人，他和他的参谋长曼施坦因上校，以及伦德施泰特和勒布等几名重要将领立即提出启动一项军事调查，但这个要求被布隆伯格驳回了。
1934年12月，维茨莱本晋升中将。随着扩军步伐的加快，他的职位也逐渐攀升。在军区部队从师扩编为军时，维茨莱本升任第3军军长。1936年10月，晋升步兵上将。
1938年1月，德国国防军发生了一件大事，国防军总司令布隆伯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先后因丑闻被免职。军中将领普遍不同情布隆伯格，因为他迎娶了一位曾经当过妓女的人为妻。但众人对指控弗里奇犯有“鸡奸”罪感到愤怒，因为这玷污了国防军的荣誉。
驻柏林的第50步兵团团长保罗·哈泽上校和第8步兵团团长瓦尔特·阿勒菲尔德上校想要发动兵变，将希特勒以及纳粹党人逮捕。可这个时候他们的顶头上司维茨莱本却病了，正在德累斯顿休假。维茨莱本是弗里奇的老朋友，他无法原谅那些陷害弗里奇的人，也是在这个时期，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而且他并不排斥诉诸武力或采取刺杀行动。
然而没有维茨莱本的领导，哈泽和阿勒菲尔德等人失去了主心骨。待维茨莱本返回柏林时，布劳希奇已经成功接管了陆军，密谋集团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布劳希奇上任后，维茨莱本本来是第一批被要求提前退役的将领之一。还没有完全摸清国防军底细的希特勒出面挽留了他，元首希望军队里尽可能了留下一批优秀的指挥官。就这样，维茨莱本阴差阳错地留在了部队。
事情很快就有了新的变化。当年8月，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陆军总参谋长贝克都反对希特勒提出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计划。在反对无果后，布劳希奇、贝克、陆军副总长哈尔德、海军情报局长卡纳里斯、第23师师长阿勒菲尔德、第1轻型师师长霍普纳开始策划实施“九月政变”。
这次密谋的牵线人是卡纳里斯的助手汉斯·奥斯特中校，他来到维茨莱本的司令部，还没等他开口，维茨莱本就立即打断了他，表示自己无条件支持。他表示，只要贝克一声令下，无论别人（主要指哈尔德，他即将接替贝克的职务）是否采取行动，他都会下令逮捕希特勒。
密谋集团很快作出决定，由维茨莱本负责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如下：在“苏台德危机”进行到高潮阶段（前方战事胶着），根据哈尔德发出的讯号，一支由30人组成的行动队在柏林警察部队的配合下冲入帝国总理府，逮捕希特勒，然后将他转移到一处秘密地点。
如果党卫队试图营救，第1轻型师师长霍普纳将出动坦克阻拦。希特勒将接受法庭审判，同时由若干精神病专家组成的团队对希特勒的精神状况展开秘密研究。根据掌握的希特勒既往病史，密谋集团相信希特勒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密谋集团自1938年至1944年策划的最完备的一次方案，可行动的致命弱点是希特勒行踪的不可预见性。就在维茨莱本等人静候时机时，希特勒突然离开柏林前往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直到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才返回柏林。
德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吞并了苏台德，让希特勒成了德国人民心中的绝世天才。密谋集团因此失去了政变的时机和发动政变的舆论基础，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行动。
奥斯特仍希望实施计划，维茨莱本找到他说：“你看，对这个可怜、愚蠢的国家而言，他又一次成了深受爱戴的、独一无二的、由上帝派遣的元首。而我们是一群反动的、心怀不满的军官和政治家。谁敢在这个时候对有史以来最伟大政治家取得巅峰胜利的时刻向他投掷鹅卵石呢？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做，那么历史，不仅是德国历史，将记录我们在最伟大的德国人在其人生巅峰并且世界都承认他伟大之处的时刻背叛了他。”
1938年11月，维茨莱本离开了柏林，被任命为防御西线的第2集群司令部司令。1939年8月，临近二战爆发时，他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司令，继续在西线担任防御任务。
二战爆发后不久，维茨莱本找到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他打算再发动一次兵变。哈尔德和布劳希奇这次都退缩了，他们认为现在发动兵变并不合时宜，因为希特勒的声望比一年前更高。同时哈尔德也坦言自己惧怕被盖世太保的首领海德里希逮捕，他见识过对方的手段。
维茨莱本反问道：“为什么不是你逮捕他呢？”哈尔德无言以对，布劳希奇则埋头陷入了痛苦的沉默。
在之后的几年中，维茨莱本虽然和反纳粹密谋集团保持着联系，但他逐渐放弃了行动幻想。波兰战役期间，他的第1集团军与法军在齐格菲防线上对峙。战役结束后，他被晋升为大将。年底维茨莱本患上了严重的痔疮，被折磨得身心疲惫、意志消沉。他对说服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发动兵变已经失去了信心，预测二人不会采取行动。
法国战役的第一阶段，维茨莱本指挥的第1集团军隶属于勒布的C集团军群，负责在马其诺防线正面担任佯攻。在随后的第二阶段作战中，他奉命清剿防线后方的法军残余。停战前夕，他的部队包围了法军第2集团军群。7月19日，维茨莱本晋升为陆军元帅。
1940年10月，维茨莱本被任命为D集团军群司令，奉命驻守西线。1941年4月，他从伦德施泰特手上接过了西线德军总司令的指挥权，后者转赴东线参加巴巴罗萨行动。维茨莱本的麾下包括第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由于精锐部队都被调往东线，西线兵力大幅缩减。
尽管盟军登陆欧洲大陆看起来遥遥无期，维茨莱本还是着手在法国沿海构筑永备海岸防御工事。陆军总司令部没有给他提供工程部队，他在缺少必要设备和资源的情况下，没能按照预想完成大多数的防御设施。
1942年初，维茨莱本痔疮复发，不得不提出休假接受治疗。希特勒以此为借口解除了他的职务，由伦德施泰特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从此之后，维茨莱本就被列入“后备指挥官”行列，再也没有获得任命。
维茨莱本回到了位于波茨坦的家中，过上了平淡的庄园生活。1943年7月，他患胃溃疡再次入院治疗。随着东线战场局势的恶化，密谋集团希望他能出山，在推翻希特勒后担任国防军总司令职务，维茨莱本没有拒绝。
1944年7月20日12时30分，东普鲁士拉斯特堡狼穴，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上校将一个藏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的脚下，随后匆匆离开。遗憾的是，他刚一离开就有人嫌公文包碍事，将它挪到办公桌一条厚厚的桌腿后面。炸弹引爆后，希特勒只负了轻伤。
刺杀行动在几百公里外的柏林同时进行，陆军总司令部普通陆军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上将是柏林方面的总指挥，他事前以“镇压德军内部骚乱的应急行动”为由，组建了一支1000人的骑兵队，准备在暗杀成功后进入柏林，将纳粹余孽一网打尽。
但狼穴那边迟迟没有消息，他不能确定希特勒是否被杀。犹豫之中他浪费了三个半小时。当天下午4时30分，维茨莱本来到后备军司令部，接过了奥尔布里希特的指挥权。他下令逮捕拒不配合的后备军司令弗洛姆，随即任命霍普纳接替他的职务，又任命卡尔·冯·延根中将出任柏林军区司令
5时，维茨莱本以国防军总司令的名义，分别给驻法国占领军司令施图普纳格尔和西线德军总司令克鲁格发布命令，要求施蒂普纳格尔逮捕巴黎地区的党卫军和保安局成员。他给克鲁格的电报很简洁，只写道：“元首已死，按计划下达你的指示。”
克鲁格本意打算一起行动，但他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设法联系上了总参谋部组织处处长史蒂夫少将，后者告诉他：元首只负了轻伤。
到了当晚10时，局势已经变得明朗，行动已经明显走向失败。维茨莱本厉声地对施陶芬贝格说：“这太糟糕了。”他和贝克、施陶芬贝格在密室里又商谈了45分钟，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维茨莱本走出房间后就彻底退出了政变行动，返回自己的家中。次日他在家里被逮捕。而贝克和施陶芬贝格在政变当晚就被处决。
1944年8月7日，维茨莱本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审判。为了剥夺他的尊严，盖世太保拿走了他的假牙和腰带。当维茨莱本出现在法庭上时给人们呈现的形象是“没有刮胡子、衣服没有领子，非常寒酸”。盖世太保还特意给他找来了一条肥大的裤子，加上维茨莱本消瘦的身材，他不得不在庭审时不停地提着裤子，法官则训斥他“藐视法庭”。
在羁押的两周时间里，维茨莱本一直处于动摇和恐慌之中，他看起来足足老了十岁，站在法庭上流露出茫然的神情。当首次被要求为自己辩护时，他试图行纳粹礼，法官又一次呵斥了他。
维茨莱本承认参与了政变，他被判处在第二天下午执行绞刑。8月8日，行刑者准备了一根钢琴弦，将它绕在维茨莱本的脖子上，另一端绑在了一个钩子上。维茨莱本在法庭上表现得畏首畏尾，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了军人的自尊。刽子手把他挂了起来、松开手，随后又扒掉了他的裤子。维茨莱本扭曲着身体挣扎了5分钟才慢慢死去，其间没有发出一声喊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