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军统臭名昭著，尾大不掉，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加之也有抑制军统势力野蛮扩张的需要，于是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

蒋介石的指示，究竟意味着什么？

功高震主！

兔死狗烹！

相煎太急！

总之，意味十分复杂，形势非常严峻。

在此种局面下，戴笠认为必须尽快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关于撤销军统局的步步紧逼，否则就被动，危险了。

应付蒋介石，戴笠有自己的手段和秘诀。

1945年10月，他曾对下属兼密友的唐生明讲过：“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也就没有价值了，他便不会再用你。”

这一次，戴笠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两手准备，而且并不示弱，相反桌面底下还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

先来说戴笠的第一手。

他的想法是借助蒋介石关于化整为零的指示，将军统力量扩散到有关方面。具体而言，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国民党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务方面的独立系统。

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警察总署，将军统原先主管的特务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务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消化军统掌握的各种武装，形式上隶属交通部体制，实际上还是由他戴笠亲自掌握。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在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的基本力量。

可以想见，如果戴笠的这一手全面实现了，实际上军统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然而，政治是残酷的，蒋介石更不是吃素的。

所以说，戴笠将手伸得这么长，不仅想法难以全面得逞，而且还犯了大忌，甚至于让蒋介石动了杀机，也未可知。

再来说戴笠的第二手。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居间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身上，投下了巨注和本钱。

举个例子，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了军统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并且派出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梁若节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全力公关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

当时，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这老家伙也想风流腐败，但又怕上岸扎堆，影响威信。戴笠知道后，立即交代梁若节，星期三、星期四专邀柯克活动，总的原则只有一个字，让老家伙爽！

历史上，势大遭忌，不甘急流勇退，反而想仗势欺主，借势自重，这类人绝没有好下场。这样的道理，历史教训，戴笠不可能不懂，但懂还在这个时候玩挟洋自重这一套极其危险的戏码，只能说，性格决定命运，他的野心是收不住的。

1945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部署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年的12月，戴笠来到北平，住在什锦花园当年吴佩孚的公馆，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

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军统三巨头戴笠、郑介民、唐纵之间秘密进行酝酿策划，并由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因此当戴笠直奔主题询问龚仙舫时，龚仙舫竟紧张地环顾左右而不敢言。

戴笠见状，立即严肃地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不会泄露。你说你的，没关系。”

于是，龚仙舫汇报了考虑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

当时，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是第一次听说“化整为零”，便问如何具体化法。

戴笠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郑）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第三是与张嘉璈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

说到兴奋处，戴笠还说：“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部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拨，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

戴笠唯恐这些大特务不明内情，对化整为零理解的不深，讲完这些，他又给文强等人特别打气。

戴笠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三十年，是深知此道。”

看这段话，此时的戴笠对于军统以及自身的前途命运，还是颇为乐观的。

其后发生的一件事，很能显出戴笠的这种乐观与独醉。

1945年12月1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北平，这是蒋战后第一次到华北地区视察。蒋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负责安保。戴笠规定以“高先生”作为蒋的代号，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电话里一说：“高先生出动”，北平的大小特务便倾巢出动。

这是负责任，但也是隐隐地显示力量。

12月16日，戴笠陪同蒋介石游览故宫。在陪侍过程中，戴笠一反常态，正式穿起了中将服，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与蒋一起照相留念。

以往，戴笠都是隐没于黑暗之中，现在是个敏感时刻，他却违反以往的定例，在极具象征意义的太和殿前，做出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戴笠想干什么？

难道他想向蒋以及全天下暗示，接蒋之位者，当为戴氏！

然而，如果将此时的戴笠看作高楼的话，进入1946年，他所面临的局面就是黑云压顶，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再次喊出了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正在筹备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受到感染，也在大谈取消特务机构的问题。戴笠的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抓住这一契机，推波助澜，一时间，重庆上上下下，讨伐特务机关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这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戴笠的内心感到了惊恐。

更糟糕的是，在这可怕可恨舆论的背后，蒋介石的脸色也是异常阴冷，趁机紧逼的。此时的戴笠深知一点，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绝不能轻易撤销。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字来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

从表面上看，这一阶段，戴笠仍没显出败相，但事实上，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有人讲，戴笠之死，其实是明戏，在这明戏之下，蒋介石就像庙堂之上一座雕像，你能感受到阴森，但也只能感受到阴森。

1946年2月，蒋介石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首次高过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警察署长做了准备。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对付三大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是会无好会，策无好策，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借口，在外请假，不肯出席。

戴笠以躲避来对抗，可见在重庆他已属于岌岌可危的少数派。蒋介石为了解决特务机关问题，特别成立了一个八人小组，此前这个八人小组戴笠还可以主导掌控，但在2月份，蒋介石以现实需要，指定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新的八人小组。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有讲究的。简单说，这八人小组之中，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等利用，陈焯是北洋资格，虽没有强烈反戴，但也并不买戴的账，唐纵、郑介民虽是军统老人，却因人各有志，野心不小，早已与戴貌合神离，从某种程度上，成了老蒋抑制戴笠的重要两张牌，所以说，在这八人小组中，唯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八个人坐下来，实质上就是一人对七人的分离与对立局面。

蒋介石用这个八人小组来对付戴笠，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先围困，再肢解。

1946年3月初，见戴笠一再避而不见，蒋介石亲自给戴笠发电报，指令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电台代转的。

就在这个时间段，先期从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已在秘密筹划如何将军统以及戴笠彻底搞垮的办法。

毛人凤探知这一消息，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

许多人讲，蒋介石的这封电报，是一道“催命符”！

事实确有这样的味道。

戴笠接到这封电报，激愤异常，不同于往日。接电后，他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干将，时任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于当日晚7时在什锦花园见面。

文强后来被俘，写过回忆录，所以戴笠之死的前后种种，被他记录了下来。

据文强讲述，当天晚上戴笠一言不发地将他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他看，然后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发泄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

说到这里，戴笠又关照说：“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之后便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掉了。

在军统内部，文强人如其名，以足智多谋而得戴笠的赏识。经过一番仔细斟酌，内里带着为戴笠拟写乞命电的心态，文强拟成一稿，大致内容是：

“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文稿拟好后，文强觉得“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太过激愤，恐惹事端，想以温和之语代替，但戴笠坚持不去这八个字。

毛人凤接到这封电报后，也对“煮豆燃萁，相煎何急”这八个字感到不安，经过与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仔细研究，认为电报中这八个字应建议老板删去，否则是祸是福，难以逆料。

但诡异的是，不知何故，毛人凤的建议电报迟迟没能发出去，以至于戴笠已经坠机身亡，他那封乞命的电报也没能递上老蒋的桌案。

戴笠当时并不知道毛人凤未将“煮豆燃萁，相煎何急”的电报递上去，据文强回忆，自这封乞命的电报发出后，戴笠整日处在惴惴不安之中。

戴笠认为，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即或比宣、李、黄三人来头更大的二陈兄弟和孔祥熙，他照样有本事与之较量不落下风，真正可怕的是老头子。

蒋爱之则生，恶之则死，这是没有疑义的。

随着时间的发酵，戴笠的危机阴森之感愈发强烈，他不知道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要端锅，究竟是他们自身的阴谋，还是蒋假借他们的手，实逼杀之实。

如果是后者，他越是激愤，越会激起蒋的杀心。

大概是感受到了后背发凉，戴笠忧心忡忡，甚至有些失态地问文强：“你从形势上来看，我们团体的前途怎样？”

文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目前三大会议一致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问题当然不止于对团体不利，更重要的将是对整个国事前途的不利。”

文强寥寥数语，使戴笠顿感有了知音。

他点点头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有没有好的对策，考虑成熟后，明晚深谈。”

第二天晚上，戴笠约文强再作详谈。

文强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当即给戴笠分析了团体的致命难关有三：一是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二是内有三陈（陈诚、陈果夫、陈立夫）在作对，三是更有黄埔系的三人要端锅。

戴笠问，可有对策？

文强说，对策有四：一是千变万变，特务的重要性不会变，外要取消，内要端锅，更显得特务重要，因此稳住是第一策；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团体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是一招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住叫喊者的口。

文强的这一大套说法，都是务虚之策，戴笠听了不甚满意，当即打断说，端锅的对手比三大会议的外敌和三陈的内敌还要棘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历史上有一类谋士最为要命，关键时刻，所献之谋，不是审时度势的大智，而是迎合主上的馊主意。文强在国民党官场浸泡已久，他的聪明早已变成不自觉的油滑，此时此刻，他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为戴笠献上了足可以要其性命的“高见”。

文强说，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这两句诗，何尝不是至理名言。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预料共产党绝对不会就范，内战不久就会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谁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假若出现了拜将不得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一再电召而后归，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审视文强所谓“以退为进”的对策，其实就是怂恿戴笠用反共内战及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两根筹码，向蒋介石作最后摊牌式的要挟。

戴笠此人，向来自命不凡，野心勃勃，因此，文强的高见，他很能听得进去。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若上头是优柔寡断的弱主，文强所谋不失为枭雄高见，但所遇之主乃是奸雄时，此说就是十足的恶策了。

试想一下，若老蒋听到文强的这一席话，还能叫戴笠活命吗？

可叹的是，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

老蒋虽然听不见文强的进策，但戴笠随后的举动，他是可以嗅出味道的。

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与文强密谈之后，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说返渝后将赴美一行。

这是否加速了戴笠的坠亡。

不得而知。

但死亡倒计时的紧迫之感，却是有的。

戴笠到底是非同寻常的人物，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刻，他似乎也有了某种强烈的本能的预感。

据文强说，“他在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老蒋把他一脚踢开，他常念叨‘伴君如伴虎’五个字——他这个做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

郑介民回忆的一件事，更有意味。

1946年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这一幕让郑介民如坠雾中，隐约之中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五天之后，戴笠坠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