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作为军人大都希望投身一线战场，对于干机关或者后勤工作，相对是抵触的。例如后勤工作，就是给部队筹集粮食等后勤保障工作。过去都是身体有恙，或者年龄偏大才安排到该位置上，这样使得不少人对后勤工作产生“偏见”。
这样的“偏见”，一直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到后勤工作建设。
抗美援朝时期，身为39军参谋长的沈启贤接到上级调令，被调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担任参谋长。从职务来说，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级别高于军级，至少也是兵团单位。因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部长由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兼任，负责几十万甚至百万大军的后勤保障工作。
担任志愿军后勤参谋长，职务只是也是正军职，属于提拔的情况，可沈启贤接到命令后，给上级回电：请求收回成命！因为自己不不愿意离开作战部队。
从潜意识里还是认为，能打能冲的当指挥官，能写会道当政治官，什么也不会的当粮食官。对后勤工作的偏远，在几十年的战斗中已经根深蒂固。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开会坐位置等，都可以看出后勤干部“低人一等”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在沈启贤思想里，也在很多人潜意识里。
不过，当时正在经历一次颠覆认知的现代化战争。因为现代化作战，敌人掌握制空权，后勤保障也并非过去作战那么安全，同时也面临敌人的攻击，如何能不被敌人发现，能在反击战确保后勤保障，是志愿军后勤面临的新课题。
只是因为存在一种“偏见”，他宁愿留在作战部队，也不愿意去后勤部门。
沈启贤过去在陕军任职，1936年率领2个连起义，编入红15军团。抗战时，编入115师344旅下辖部队，在抗战8年从八路军改为新四军，担任过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处长。解放战争时，干过师长、军分区司令等职。解放后调回老部队担任军参谋长。
可以说从参军到新中国成立后，干十几年军事，还没有干过后勤工作。本来前线部队参谋长就在司令部，不负责指挥打仗。如果到后勤部门担任参谋长，离前线越来越远，心情可以理解，但作为军人叫价钱了。
在当时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工作量很大，丝毫不比作战部队轻松，没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前线作战势必受到，敌人也从中摸清楚我军作战粮食大致只能维持7天，采取应对措施。如果后勤能跟得上，战斗情况或许不受限制，战果更大。
彭老总曾说话，如果有一枚大奖章一定要颁给洪学智，是他解决后勤物资问题，确保前线战斗力。就在用人之际，沈拒绝了任命，在后来的评级、军衔评定的鉴定书上也记录了这一点。后来，看到鉴定书后，表示很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