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期，随着北魏在永熙三年（534）的分裂，南北对峙转变成了南北三国鼎立，后人称之为 “后三国 ”。后三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先由东魏、西魏、梁 （建康）政权的鼎立继而演变为北齐、西魏 （北周）和梁 （江陵）政权的鼎足而峙。伴随着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当时本就有南、北之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就更为地方化。于是彼此在不断争战的同时，各政权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都不断对外派出使者，积极从事外交活动。这些频繁的外交活动极大地影响着各政权的稳定，而随着各政权外交活动的纵深发展，后三国的政权和政局都处于改变之中。
梁大同二年 （536）十二月，“东魏遣使请和，上（梁武帝 ）许之 ”。从此梁与东魏交聘使命不绝，平静相处了十年，如史书所载：“顷岁与魏通和，边境无事 ”。直到太清元年（547）侯景降梁，才打破了这种局面。侯景降梁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它可能会牵涉到北齐、西魏和梁三者的利益，而梁政权对此，缺乏全面深刻地共识。当太清元年（547）二月，在东魏的打击下，侯景 “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梁上表请降 ”，梁武帝虽然也经过两次 “群臣议 ”，但最后在他的意志下梁政权接受了侯景的降入。
于是太清二年春正月，涡阳一战，再受东魏政治和军事双重打击的侯景，带领残卒 “马步八百人”狼狈诈入梁的寿春城。侯景败入梁后，梁政权不仅不采纳正确的意见，反而对其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仍予以重兵及权力，对其要求也是 “未尝拒绝 ”，以为这样便可稳定侯景，“以便树立样板，使更多的北人来降 ”。从而达到借此平复中原的目的，即所谓 “得景则河北清”。
如果说梁政权所做的这一切还只是羁靡侯景以为利用的话，那么梁武帝在侯景降梁后未对其作出妥善处置的前提下便匆忙应东魏之请而派出和好使者的做法，则是背道而驰，促成了侯景之乱的爆发。
侯景因高欢死、不服高澄执政而叛离东魏，而接着梁又不顾与东魏的多年和好而纳降侯景，这对刚掌握东魏政权的高澄来说，无疑是对其威信的一次严重挑战，也极大地影响着东魏政权的稳定。高澄对此不能无动于衷，所以为稳定政权一方面他遣将镇压侯景叛乱，一面则调兵防御西魏。由于侯景叛离东魏不得人心，因此遭到了东魏迅速而严厉的镇压，致使侯景占据河南为王的梦想很快破碎，他不得不其后寻求西魏和梁的支持，但最后因为西魏出兵迟疑等原因，侯景便择梁而降入。侯景败入梁境，东魏当然不会因此轻易举兵入梁：一会陷入与梁的大规模战争之中，二会使梁与侯景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此，要想消灭侯景就必须首先战败梁政权，这是不切合当时实际的。为此，高澄开始寻求从政治外交上来解决问题，主动和梁 “复求通好 ”。
因为双方一旦和好，本性狐疑的侯景便会生疑，这样，梁即 “构隙于侯景 ”。随着东魏与梁和好关系的加深必然会使侯景与梁的矛盾加剧，届时侯景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起兵叛乱。这样的结局于东魏来说，不仅可以孤立、消灭侯景，还能迫使侯景闹梁、弱梁，给梁以打击。达到了这一目的，东魏便可一方面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又能腾出主要军事力量来攻击西魏，夺回侯景割让给西魏的土地。其实高澄的意图梁朝的傅歧已有所察觉：“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只是梁人大部分包括梁武帝都喜欢做梦，并都喜欢把梦往好处想，因此，傅歧的意见也就 没人理了，胡三省认为梁武帝“堕高澄数中 ”是有一定道理的。
太清二年（548）二月，当梁武帝对东魏派出和好使者的时候，“（侯）景闻之惧，驰启固谏，高祖不从”。侯景与梁政权的矛盾由此产生，其后，梁、魏和亲，梁武帝又答应以侯景交换萧渊明，即所谓 “贞阳旦至，侯景夕返 ”则进一步激化了与侯景的矛盾，“尔后（侯景）表疏跋扈，言辞不逊”。开始密谋反叛。当梁六月再“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侯景“累启绝和”不果，及 “又致书与（朱）异 ”无效时。 “八月，侯景举兵反…… ”
侯景反梁固然还杂有其他原因，但正是梁武帝在未对侯景作出妥善处置的前提下而对东魏和好使者的不断遣派，才促使了侯景由初生疑虑发展到最终的举兵反叛。
可以说，东魏与梁的外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对梁说，派出使者和东魏重新修复邦交也应该是 一件明智之举：既可让萧渊明回梁，满足梁武帝 “仁爱不断 ”的“亲亲”之心和希望“宗室团结，可图久远 ”之意，又可使梁政权免陷于战争。但梁武帝对东魏实施的外交策略却是在对本性狐疑而凶险的侯景之关系和与北齐重新建立和好外交这两件事情上处理不当的前提下实行的，导致梁武帝对东魏的外交演变成了侯景叛梁的导火线和催化剂，并最终促成了侯景之乱。继而又因侯景之乱导致了梁政权的衰败和后三国政权实力的改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俟侯景乱梁，不仅为南朝政治上的巨变，且在江东社会史上，亦为划时代的大事。”
后三国时期外交关乎政权存亡和政局改变还可从梁元帝江陵政权的兴亡上得以证明。
侯景之乱时，梁宗室特别是握有军事权力而跨据一方的梁武帝几个儿孙不但没倾力救难，反而都着意经营自己的可控范围，力图做下一个梁统治者。为此兄弟反目、叔侄相争。时梁武帝第七子萧绎以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的身份受诏 “承制 ”，可萧绎不是因此全力拯救国难，而是 “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 ”，积极消除与自己争夺皇位者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于是导致萧纪和萧绎相争，萧纪被杀；萧纶被萧绎所逼、出卖而死于西魏人之手等事件的先后发生。
最严重的是萧绎和侄儿萧誉、萧詧的争斗。争斗中，萧绎杀萧誉，萧詧为兄报仇并巩固自己地盘而求助西魏。“大统十五年（549），（萧詧）乃遣使称藩，请为附庸 ”。继而又为抵御萧绎攻击，“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为质以请救”。宇文泰因此出兵略地汉东以助萧詧。西魏出兵汉东，梁失地丧将，这使萧绎感到压力倍增。这时他就要面对来自侯景、东魏、萧纪、萧詧和西魏的多面进攻和威胁。
身处如此恶劣环境，萧绎只能想法减少对立面，于是他也只得向西魏遣使求好，于是梁元帝不得不遣舍人王孝祀 “送子方略为质，并送载书，请魏以石城为限，梁以安陆为界 ”。与魏划定双方疆界，请为附庸，结盟以求“永敦邻睦 ”；接着又 “复遣其子方平来朝 ”，以巩固盟誓和好，结果西魏撤兵。萧绎的这次外交虽通过与西魏 “永敦邻睦”而中止了西魏的扩大侵略，但也是付出了丧失疆域、并沦为西魏附庸为沉重代价的。完全可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外交。
靠做别人附庸并出卖土地换来的苟安只是使梁政权实控疆域日蹙，而随后萧绎对西魏的又几次外交活动不但使梁政权疆域进一步缩小，且更使萧绎不断处于被动的政治外交之中。太清六年（552）三月，当得知萧纪率军东下时，力图做皇帝的萧绎不惜以牺牲益州为代价，遣使西魏请其出兵讨伐萧纪。其与宇文泰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宇文泰得书后很是高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萧绎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外交，不仅使他丧失益州等地，也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和基础，更是撤除了江陵在长江上游地理上的军事屏障。这一切使梁政权进一步受制于西魏。
承圣二年（553）十一月，梁元帝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这次出使西魏其使命虽史无所载，但联系太清六年三月份萧绎遣使与宇文泰书请其出兵攻打益州事，可知王琛此次出使可能是感谢西魏出兵并固盟好。再结合后来承圣三年十月西魏兵往江陵时王琛肤浅和短视的言行来看，王琛这次出使西魏使宇文泰更清楚地看到了江陵政权内部的混乱、危败和萧绎的昏朽与懦弱，从而 “阴有图江陵之志 ”。所以这次王琛出使西魏不能说不是江陵政权外交上的又一次失败，它把江陵政权进一步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 “歼夷大憝，用宁宗社，握图南面”，成就了 “光启中兴”时，梁元帝又切实地感受到了缺憾，因为江陵政权所控制疆域远比侯景之乱以前梁之疆域要小得多，而许多失地又都是他本人失手让于西魏的。这使萧绎这个梁政权帝位继承者深感愧疚。于是恢复侯景之乱前梁之版图或取回在其手上拱手相送的领土便成了这个 “中兴 ”之主的迫切心愿。所以承圣三年（554）当江陵政权面临的政治环境表面上稍有好转时，如侯景之乱平定、又消灭了皇权竞争对手、内部趋于稳定、与北齐关系和好等，七月，梁元帝便向西魏 “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想以和平的方式取回西魏侵占的领土，但萧绎没想到这次向西魏派出使者所作疆界交涉的外交活动引来了杀身之祸。
因为他未充分考虑形势潜在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其一，西魏本就想 “经略汉、沔 ”，对梁之淮南、淮北乃至江北之地有野心：“始定成都，即有江陵之志。”其二，萧绎当初质子于西魏并与西魏结盟，注定了江陵政权只能是西魏附庸；且从前揭可看出，此后萧绎与西魏的外交又一直使自己不断受制于西魏；其三，上游益州已失于西魏，江陵失去了上游屏障保护；其四，此时江陵北面的萧詧已以襄阳附西魏，成为西魏附庸。从军事地理上看，“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故也 ”。襄阳丢失，使江陵直接暴露于北方敌人攻击之下。
正如王光照先生指出的：“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军事力量。”加上萧詧 “仍请王师”，不断请求西魏出兵助己攻打梁元帝，所以梁元帝这次遣使西魏引发了一场灭顶之灾。
当宇文泰得知梁元帝这次遣使的意图后，便决定在“取蜀制梁 ”的基础上吞并江陵政权，其所谓 “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就是很好的说明。于是宇文泰急召荆州刺史长孙俭入朝，询问形势和攻取之策，并命长孙俭 “密为之备”。三个月后即承圣三年十月，当条件成熟，宇文泰便应萧詧请求，派于谨、宇文护、杨忠等率步骑五万来灭江陵 。而萧詧在襄阳又“率众会之”。十一月，西魏军攻克江陵，“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其后陈霸先掌握了南方政治、军事实权，完成了代梁使命，建立了陈政权。
此外，梁元帝外交上的失败还表现在与北齐政权的关系上，据正史统计，此时期萧绎和北齐有13次外交来往，和西魏仅有7次，萧绎虽然被迫与西魏结盟，但他把外交重点却放在与北齐的亲和上，希望借助与北齐的和好来抑制西魏，即西魏人所谓梁元帝 “外敦邻睦，内怀异计 ”。但萧绎与北齐的外交却是以忍让、“有意不与齐人过于交恶”来换取与北齐的和好以及北齐某种程度上的支持的，致使北齐趁机掠取了梁的许多领土，这不能说不是萧绎外交上的又一重大失败。
江陵政权的覆灭固然有多种主客观因素，但如上述，正是梁元帝诸多失败外交决定性地影响着江陵政权的命运，特别是梁元帝要与西魏重新划定疆界的外交活动则导致江陵政权的灭亡，根本性地改变了南北对峙形态，使南北之间由原来的大体均衡态势走向了北强南弱的局面。
但另一方面，正确的外交不但能建立外在的友好关系，营造一个有利于巩固政权、发展自己实力的外部环境，甚至还能借此拓展政权发展的空间。
对西魏（北周 ）来说，灭梁后，它和南方政权的矛盾一直较为尖锐，这不仅因为军事冲突的存在，也还有地理疆界和私人因素如陈顼即后来陈宣帝被掠北周等其他因素在内；而当时西魏与北齐又一直处于长期战争和对峙中，在与东魏、北齐相争中，西魏虽扩张了领土，但也损耗了不少国力和军力。所以对北周政权来说，两线作战使它难以承受，“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它必须改变策略。
陈是在梁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南方新政权，与北齐、王琳、后梁和西魏（北周）的不断战争也使南方社会疲惫不堪。对陈政权来说，它也急需休整，不仅要整齐人心，更要整齐统治秩序，发展实力。所以继续对外多方战争也是很不明智的选择，而实行对外和好则对自己十分有利。因此当北周选择毛喜这一特殊使者出使陈时，陈即于天嘉元年（560）选择了当时名重梁、陈两朝的宿儒周弘正出使西魏以协商谈判。其间，周于保定元年 （561）六月，又遣使殷不害等聘陈，这当是为通和求好而作的报聘。
但这种外交和好关系的建立是曲折的，原因主要是北周诚意不够，依然有轻视南方政权之心，故 “虽通聘好 ”，依然是 “每岁交兵”。但在陈天嘉元年、二年，北周在与陈的潇湘战争中失败，它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实力不够、策略不当。若想在后三国强大起来图谋统一，北周就必须实行远交近攻之策略，如韦孝宽所说：“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 ”，于翼也认为：“疆场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戎防，继好息民，敬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若犹习前踪，恐非荡定之计。”此后北周对外政策便基本上以此为中心，主要实行对外和好交往，以达到联陈懈齐的双赢效果。
这样，北周和陈又经过积极的努力，双方的关系有了根本转变：由交聘与战争相伴到以和好为主。据对正史统计，在陈和北周的外交中，陈向北周派出的使者不少于14次，北周向陈派出的使者也不少于14次；而同时期陈向北齐派出使者只达到9次。当然，这期间北周和陈的和好外交也有过波折，如华 皎 叛 乱 后 投周，就又引起过双方的摩擦，但因为双方统治者都本着长远眼光的外交决策，北周与陈的外交得以向纵深发展，这使得北齐高澄曾经担忧的对东魏不利的西、南合纵之关系虽没有在西魏和梁之间建立起来，却还是在北周和陈之间建立起来了。
北周和陈的这种外交联盟的建立和双方外交的深化又影响着后三国政局的走向。陈因此而得以在江南稳固发展，而北周更是利用与陈的外交联盟最后灭掉了北齐，达到了它预期的外交目的。可以说，正是北周成功的外交才为它赢得了后三国时期实力不断增长的机会，才使它能与陈联盟灭北齐。
总之，后三国时期，各政权都在通过战争努力扩大自己统治范围的同时，为更好地从事政权建设，也不断对外从事着积极的外交活动，随着后三国各政权对外交往活动的频繁展开，南北政权和政局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并在这平衡中演绎着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