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一予提出的“非战斗人员”突围的提议，杜聿明虽然心里同意，认为这样做，既解决了一批人的生死问题，也避免了他们天天在包围圈内闹事生乱。可杜聿明觉得，在面子上还是有些抹不开，毕竟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党国官员、将领，在台上之时，也算是风光无限的人物，如今打着难民的旗号，从自己的手下出去了，即便蒋介石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可避免不了南京城里那些好事之人的非议，说是杜聿明把他的部下全饿跑了，杜聿明只要能打仗的武将，不要出谋划策的谋士、文官了，杜聿明的人品有问题，等等、等等。

文强、谭辅烈被杜聿明请了过来，杜聿明诚恳地问他们：“二位纵队司令，郭主任提出的这个方案，如何？”

谭辅烈笑了，说道：“杜主任，所谓的第一、第二纵队，早已名存实亡了，能拿起枪的，早就交给邱、李二位司令官了，剩下的，不过是老弱病残，如果郭主任真的能把他们带出去，那就谢天谢地了，总比留在这儿……”谭辅烈打了个停顿，说：“强些，强些。”

文强说道：“就国际公约而言，非战斗人员的生命是要受到保障的，但愿共军那里，有懂得国际法的，放他们出去。”

郭一予听谭辅烈和文强如此说，一时兴奋起来，连连保证着：“杜主任，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等我把这些人带出去后，即回南京，向总统请罪，向总统请罪。”

杜聿明摆了摆手，说道：“郭主任，那些话，等以后再说吧。这事，你们要组织，我也管不了许多，但有一条，你们最好走青龙集方向，事先和李司令官说一下，雨庵那里……”

杜聿明虽然没有再说下去，几个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郭一予也早已站起来，向他们三个敬礼而去。参谋长舒适存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递上一份情况通报，是有关空军、蚌埠、双堆集和陈官庄四个方面的，杜聿明随手翻阅了一下，叹了口气，说道：“看来，老头子已经尽力了，白崇禧也快要揭开他的底牌了，援军，已经不可能了。黄培我之后，就轮到我们了。他啊，总是这样，能突围之时，让坚守，到了不能突围之时，才让突围。晚了，晚了，黄悟我，凶多吉少，前程渺茫啊。”

谭辅烈和文强一听，是重要军机，起身要走，杜聿明有些失望地说道：“为公兄（谭辅烈，号为公）、念观（文强，字念观），就不能陪我多坐一会？经国先生昨日送来厚礼，一箱法国白兰地，外加金华火腿两枚，我们几个，喝上一点，只说旧情，不谈战事，如何？”

两个人尴尬地笑了笑，又坐了下来，杜聿明的脸色，也略略有了些红润，似乎是故意在找话题，要刻意叙旧，竟然问了谭辅烈这样一个问题：“为公兄，我有一事不明，当初你赴日本留学前，已经是团长级别了，而到日本留学之后，孙元良等人高升了，为什么唯独你被老头子晾到一边，冷遇了半生呢？”

对于这个问题，文强也觉得很迷茫，他本来也想问谭辅烈这个问题，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没想到谭辅烈的回答，更令二人惊讶：“老头子不用我，非谭某之过也，过在戴孝公也（戴戟，字孝，十九路军重要将领），谭某年幼时，孝公家移居苏州，和先父大人有交情，谭某之所以能考上黄埔，皆在戴孝公推荐之力也。我从日本留学归来时，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应戴孝公邀请，准备去就任第十九路军某旅旅长一职，虽然没有成形，却早已被他们盯上了。到了后来福建事发时，我在河北任骑兵第11旅旅长，因我与戴孝公书信往来不断，便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参了一本，说我贪污了军饷。当时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完了，因而也就破罐子破摔了这么多年。光亭兄如果不问及此事，恐怕我是要把这些话，埋进坟墓里了。”

杜聿明同样感慨，说道：“我也是，当初我们几个错过了考期，是于右任先生写了条子的，这样，我和堂兄杜聿鑫、张耀明、关麟征，还有一个投了共产党的阎揆要，才一起考上的。试想，如果我们不是遇见了贵人，或许早就回乡，当个草莽将领，战死于抗日战场之上，也算是了此一生了啊。”

文强笑了，说道：“蒋校长用人，向来看背后靠山的。我们那位老乡唐生明，和我一样，黄埔四期，人家从连长干到第8军军长，不过三五年时间，是坐飞机，一步登天的。”

杜聿明挥了挥手，说道：“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过眼烟云罢了。”

就在几个人品着洋酒，强作欢笑之时，远远地，又响起了枪炮之声，或许他们已经熟悉了这种日子，或许他们已经麻木了，直到邱清泉如牛一般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郭一予的计划，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