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一份抗日救国宣言传遍了温州城的大街小巷。这是抗战以来，全国第一份大义灭亲的反汉奸宣言，宣言标题由16个醒目的大字组成：

“梅思平是我的爸爸吗？我要打倒他！”

除了在温州城内广泛散发外，这份宣言还寄到了全国各大报社、杂志社、通讯社以及各机关团体，一时间全国上下各报纸、刊物纷纷转载。

是什么样的缘故，让这份宣言的作者梅爱文，一个仅有13岁的小姑娘，发出了如此振聋发聩的呐喊？

梅爱文的父亲梅思平，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北大政治系毕业之后，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后来又到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教授。

1933年，梅思平“屈尊”来到江宁县担任县长，贯彻国民政府“自治实验县”的项目。梅思平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县政府的建制，成立“县政委员会”，将原来的职能部门一律裁撤合并。另设秘书室主持人事等工作。

改制后的政府人员中，大专学历的工作人员达到60人，各科科长及骨干，几乎清一色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

图丨梅思平在江宁时期留影

随后梅思平又开办农场，修筑公路，增办学校，修建医院，并积极禁止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做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事情。当时不少人对梅思平给予了肯定，梅思平也因此受到上司的表彰。

尽管如此，梅思平在政治上却没有得到重用，他本人也经常满腹牢骚，大有怀才不遇之感。

抗战爆发以后，梅思平参加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对一些民主人士“焦土抗战”的呼声不以为然，更是与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一起讥笑抗日是唱高调，并多次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国民政府败退武汉之后，梅思平愈发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鼓吹“和平”更加起劲。随着汪精卫一派对抗战失去信心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希望派他从事对日联络工作，蒋介石对高宗武没有具体指示，只告诉他四个字：“相机行事。”

图丨梅思平（站立者）在上海

在高宗武前往香港，为国民党与日本“对话”牵线搭桥的时候，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宗武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无心继续活动，但别有用心的梅思平却鼓励他说：

“现已有端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丢掉可惜。”

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梅思平主动前往香港，当起了高宗武的牵线人，暗中往来于香港、武汉之间。在高宗武因病住院之后，梅思平开始主导与日本人的联络事宜。

1938年11月，梅思平作为汪伪集团投敌的急先锋，先期到达上海，与日本人在重光堂进行协商。会谈结束后，双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决定日方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反共的新政权，来进行中日媾和。

重光堂密约是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罪证，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汪精卫集团的诱饵。作为汪投敌方案草案的起草人和直接谈判代表，梅思平可以说是罪孽深重。

图丨梅思平（左三）与日本特务

将“重光堂密约”小心翼翼地缝在西装马甲之中，梅思平经香港回到重庆，啪的一声扔在汪精卫的办公桌上，然后如释重负地躺倒在沙发上。汪精卫逐条阅读协议，眉头逐渐紧锁，指着条文数落道：

“太苛刻了！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这些条款无疑是灭亡中国之先声，汪某人不敢应诺。”

“汪先生不要动怒，不满意还可以重新商量。”梅思平见汪精卫如此表现，顿时有些慌了。汪精卫气冲冲地决定“一概推翻，重新讨论”，让梅思平顿时有些下不来台。

一向不让人的陈璧君急忙出来打圆场，将梅思平留下一起吃饭，等下午再议。趁着中午休息的时候，陈璧君给汪精卫又上了一堂“政治课”，下午重新讨论的时候，汪精卫的语气明显软了许多。

图丨汪精卫、梅思平等人抵达日本

在梅思平“以退为进”的计划，陈璧君的痛骂之下，汪精卫终于改口，羞羞答答地应允：“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

12月18日，汪伪集团逃出重庆，随后日本首相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诱降声明。梅思平因牵线“有功”，成为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一起的八个“首义分子”，并组成“最高委员会”。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汪伪政府开会商议解散。眼看着陈公博等人纷纷出逃，梅思平决定“挺身而出”，以“内政部部长”的身份，纠集了一帮人，干起了维持会的工作，负责南京“最后之维持”的责任。

梅思平等人积极配合“先遣军”总司令在南京各处布置兵力，并连连电告重庆，拿出了接受首都及附近的方案。没过几天，重庆方面陆续派人飞抵南京，先后找梅思平了解情况。

梅思平觉得自己的这步棋似乎走对了，干起来更加卖力。但谁能想到，军统局在9月下旬开始大规模的捕奸行动，第一个要抓的就是梅思平。尽管已经成为阶下囚，但梅思平似乎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政府对自己也得酌情处理。

图丨梅思平旧照

然而，特赦没等到，“审奸”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梅思平根据军统局提审自己的问题，写下了2万多字的“自白书”，《和平运动始末记》，竭力为自己和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辩护。

1946年4月，梅思平连续几次被提审，接着收到首都高等法院送来的起诉书。梅思平细细研读，有针对性地写了“辩诉书”，准备过堂之时用。开庭当天，法庭内外人山人海，光是没有旁听证而站在广场上的就有3000多人。

审判长经过审讯之后，检察官根据调查提出4点：1.被告推动和平运动，图谋反抗本国；2.伪国府《还都宣言》中关于不承认重庆中央政府一节，更属图谋颠覆政府，消灭本国力量；3.供给日本军粮先后达153000余石，难谓伪中宣部刊物所载数字不足采为证据；4.滥发伪钞，系由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而被告该时适为委员之一。

站在被告席上，梅思平仍态度顽固，毫不认罪，公然宣称“和运是我始终主张的”“我个人意见，与汪相同，自愿负责”“我是和运最初参加人之一”。

当法官询问梅思平当年在重光堂的密约内容时，梅思平百般狡辩，胡说“和平运动”是“饵敌”、“欺敌”、“掩护抗战之妙用”，“具有极大之缓兵作用”，顽固地宣传汉奸卖国有功的理论。

图丨梅思平被捕

不管梅思平如何狡辩，首都高等法院抱定第一号开审的巨奸只能是死路一条。

6天之后，高等法院举行宣判会，到庭旁听者达上千人。梅思平被带到庭上，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后，法官当即宣判判处其死刑。整个过程13分钟，梅思平脸色苍白，浑身颤栗。

对于判决结果，梅思平表示不服。他一边申请复判，一边授意其妻子赶紧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呈送法庭。一个多月之后，梅思平自认“证据”确凿，再次提出“申请再审书”。

首都高等法院收到“申请再审”状之后，仅用了两天就再次驳回。其后，梅思平一次次提出“抗告”，肆意挑拨国共关系，挖空心思为自己的滔天罪行辩解。但是，梅思平作为投敌先锋和汪伪巨奸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他的“抗告”也只博得看到的人一笑，并没有公布。

9月14日上午，两名法警出现在梅思平的监室外，紧接着看守所长也来到门口，高声说：“检察官请梅思平问话。”梅思平见情形有些不对头，对同监室的汉奸说：“看来我是到点儿了。”

图丨梅思平受审

其他人纷纷宽慰梅思平，说要执行也不会是今天的。梅思平闻言不再接话，穿戴整齐之后，手里拿着一卷遗书，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说：

“遗书托法院转，不烦诸位了。来生相见，保重保重。”

梅思平被带到刑场，核对过身份之后，检察官问梅思平因何案被押，梅思平回答因汉奸案被押。检察官拿出最高法院检察署训令说：

“本案判你死刑，业经判决确定，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转奉司法行政部令准执行到处，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你对家属有何遗言？”

“收信人是谁都写在上面了。”梅思平拿出三封遗书说道。

图丨被处决前的梅思平

临刑前，梅思平问监刑官用绞刑还是枪毙，监刑官告诉他不会用绞刑。梅思平请求不要用绳捆绑，监刑官表示同意。行刑时，监刑官命令梅思平向墙角走，话音刚落，法警的枪已响，梅思平应声扑倒在地。

梅思平被处决的时候，亲属均不在场，其弟后来赶到为梅思平收尸。为了修补梅思平面部的那个枪洞，其弟花费50万元“法币”，盖棺时，还在棺木上盖上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并作挽联“绝代聪明，掩棺尚待百年评”。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莫此为甚。

梅思平究竟在遗书中写了什么，已经无从得知。但在梅思平被处决之后，一些善于猎奇的小报曾披露过梅思平写给家人的短信，其中在给子女的遗书中，梅思平留下了八个字：

“努力读书，忠贞报国。”

一代卖国求荣的汉奸，给子女却留下了如此八个字，不禁令人唏嘘。

梅思平先后娶过五个妻子，在前两任妻子病逝之后，梅思平正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经人撮合娶了马志芸，不久二人生下一女婴，即开篇提到的，要打倒他的女儿梅爱文。

当梅思平卖国求荣的时候，梅爱文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虽然年纪不大，但爱国热情却很高，经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图丨当年报纸刊载梅爱文的宣言

汉口沦陷之后，一批学生组成抗日宣传队来到温州，由于他们都是外地人，温州话又极其难懂，当地人又不懂普通话，宣传工作一时间很难开展。于是梅爱文自告奋勇，给宣传队当起了“翻译”，宣传队所到各地，都有梅爱文的身影。

在梅思平的汉奸面目被揭露之后，梅爱文对父亲的卖国行径深感气愤，当即要与父亲划清界限，断绝父女关系。在舅舅的帮助下，梅爱文草拟了大义灭亲的宣言，不少读者纷纷来信，对梅爱文的举动表示赞扬和支持。

宣言印发之后没几天，梅爱文就读的学校举行抗战演讲比赛。在舅舅的帮助下，梅爱文在宣言的基础上做了修改，重新整理成一篇约2000字的讲稿，以《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为题参加了比赛。

演讲比赛当天，梅爱文登台后慷慨陈词，态度从容，不时高呼“打倒汉奸梅思平”“坚决反对投下给，坚持抗战到底”，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经过评比，梅爱文获得了一等奖。此后，不少机关团体、学校又纷纷请她去演讲。

1941年，梅思平在南京汪伪政府担任实业部长期间，曾派人前往温州找女儿梅爱文，希望能将女儿接到身边。但梅爱文听了之后十分气愤，断然拒绝了父亲的“好意”。

图丨晚年梅爱文

中学毕业之后，梅爱文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曾经在农村的小学教过书，后来报考邮局，进入邮局上班。抗战胜利之后，省级机关迁回杭州，梅爱文也随省局来到杭州。

梅爱文喜欢读书，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文章，并因此结识了自己的后来的丈夫桑雅忠。二人以文为媒，进而结为伉俪。

桑雅忠是杭州教育学院中文副教授，离休之后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他们的儿子在杭州邮电局工作，一家人在杭州生活得其乐融融。梅爱文曾经说过，她的家是个幸福的家庭，闲来含饴弄孙，读书消遣，像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梅爱文还曾写过一首诗，来反映自己恬淡、幸福的晚年生活。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得：

“夜是那么的静

那么的静

我静静地坐着

懒得去翻动打开的书页

蓦然，一丝幸福感油然升起

飘飘然

如醉如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