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世长辞；就在同一天，李鹏总理让秘书将一份文件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23天之后的下午，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乔石委员长的一声“通过”，人民大会堂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来自重庆的人大代表们纷纷起立，抑制不住激动地欢呼起来。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同样一片沸腾的景象，3000万山城人民伴随着齐鸣的鞭炮，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

整整12年，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终于实现了……

“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1979年，用于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签约之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笑着问邓小平。邓小平听到这个问题后笑了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

“可能喔！”

不到一年的时间，邓小平亲自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有关领导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和布置下，三峡工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由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详细考察。当时万里副总理在考察之后提出两个方案，三峡工程修建高坝或者低坝。随后的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照低坝方案修建，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图丨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说明会

当这一方案被重庆的领导得知后，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本重庆为了三峡工程就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不能发挥出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们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

重庆向中央提出了180米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认同。但这一方案需要移民100多万，万县到宜昌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涪陵市三分之二要被淹掉，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的增加。

低、中、高三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一个，“拍板”权到了邓小平的手中。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签约仪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偕夫人一同参加。邓小平这一天很高兴，送走了客人后，邓小平笑呵呵地与李鹏夫妇握手问候。

李鹏忙将夫人朱琳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慈祥地看着朱琳，问她是哪里人。朱琳回答说自己是上海人。邓小平看看朱琳，又疑惑地看看李鹏，说：

“上海人为什么嫁给了四川人？”

图丨邓小平与李鹏谈三峡工程

朱琳没想到邓小平会这样问自己，一下子愣在那里，还好李鹏反应过来，说云南人不也嫁给了四川人嘛。

在场的人听到二人的对话，纷纷大笑起来。原来，李鹏说的云南人，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一个幽默的玩笑，让现场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简单闲聊了几句后，邓小平没有再继续话题，他向李鹏招招手，请他坐下说说电力发展的事情。首先邓小平就问到了三峡工程的安排问题，当李鹏说到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工作时，邓小平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睁大了：

“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场的人听到邓小平的话，互相对视着，会意地笑了。李鹏迅速记下邓小平的话，并且认真地核对了一下。

为何邓小平对于重庆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一切还得从1919年开始说起。

当时正值暑假期间，邓小平在家中休息了两个多月后，收到了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原来邓绍昌得知重庆将要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专门看过校址和询问招生条件后，决定让邓小平出去锻炼一番，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学习。

图丨邓小平在法国留影

但邓小平留学法国的事情，却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乱哄哄的，没有半点安宁，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15岁的孩子独自远行，搞不好就是凶多吉少。

可邓小平对于留学一事非常坚持，母亲拗不过父子俩，只好违心地同意了。邓小平和家人从未想过，自此一别，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在重庆学习了一年时间后，邓小平初步掌握了法语的会话和读写，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错。由于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邓小平还接触到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思想认识也有了进步。

1920年8月28日，邓小平登上了出川的客轮，顺着长江离开了山城重庆。重庆，因此成为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始站，也许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

其实不光邓小平看中重庆这一历史名城，早在1917年，孙中山不经意的一瞥，就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图丨孙中山旧照

当时孙中山整日伏在地图上，规划着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当他的目光顺着长江一直移动到重庆一带时，突然停了下来，当即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孙中山的这一段话，后来被他写进了《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修大坝的中国人，按照孙中山的规划，三峡工程建设之后，重庆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中心。

1945年，毛主席第一次来到重庆，让一首《沁园春 · 雪》传遍了整个山城。四年之后新中国成立，重庆成为毛主席眼中的西南重镇，派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三员大将镇守此地，并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

1956年，毛主席在停留武汉期间，第一次提出了要游长江。短短四天时间内，毛主席游了三次，并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 · 游泳》。其中一句“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成为日后重庆被定为直辖市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图丨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

1958年，毛主席视察重庆之后，多次找到王任重和林一山，询问他们有关三峡建坝之后，库区泥沙淤积的问题，并让他们写成报告。随后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定，毛主席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大大增强了重庆的工业实力。

毛主席逝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一向称“我是四川人”的邓小平，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战略决策。

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乘船顺流而下，面对滚滚的长江水，邓小平感慨说不搞能源、不搞骨干项目是不行的，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后来在听取有关部门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邓小平果断地说：

“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

邓小平的一锤定音，三峡工程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也变成了催生重庆再次成为直辖市的关键。

图丨邓小平考察三峡工程

1989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离开了中南海，风尘仆仆来到长江三峡视察，短短四天的时间，江泽民边看边听边问，将三峡工程的方方面面了解的非常具体。这一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江泽民的信心：

“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回到北京之后，江泽民立刻前往医院，看望病中的李鹏。在谈到去长江视察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次年的“两会”上，江泽民收到了王任重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将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中央领导迅速批示，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并成立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推进下，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经过专家的多次论证，和领导们重新商议，最终确定蓄水175米。

1992年，争论了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现场进行表决。随着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宣布表决开始，代表们纷纷按下了手中的表决器。很快，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票获得了通过。

图丨长江三峡开工典礼

无论主席台上还是台下，许多人相互拥抱、击掌庆祝，重庆籍的代表们最为兴奋，他们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重庆的地位将会加速提升。

1995年，李鹏在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时，单独找到四川省的几位领导同志，手拿笔记本对他们说：“我检查了这些年的工作笔记，小平交代的事，还有一件没办。现在应该说条件比较成熟了，可以说说了。”

然后李鹏将10年前邓小平提出将四川一分为二的事情讲了出来，并请四川省的几位同志回去之后小范围研究一下，再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个报告。最后，李鹏叮嘱几位同志：

“一定要保密啊！”

1995年，分管民政工作的国务委员李贵鲜，带着三名同志前往重庆调研。首先他们先抵达了成都，了解了四川总的情况，然后在重庆听取当地人的介绍后，开始了细致但低调的调研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调研，他们先后提出了四个方案，最终定下将现行的重庆市区划，并按照法律规定，将黔江划归重庆管理。尽管调研准备方案期间，保密工作做的不错，但还是被香港一家报纸提前公布。

图丨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如此一来，调研小组的工作就显得很被动，所幸泄密事件没有影响到重庆直辖的进程。1996年6月，民政部重庆直辖市议案研究小组正式成立，5个月后，议案正式起草上报国务院，并经讨论后由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997年3月，邓小平逝世23天后，全国人大会议投票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其实在此之前，重庆已经两度被定为直辖市，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另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937年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的失败，让当时的首都南京难以坚守，国民政府迅速作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随着国民政府首脑机关纷纷迁至重庆办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各大中央机关的到来，让重庆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此，国民政府开会决定，将重庆改为行政院直属市，按照直属市组织定名为“重庆市政府”。

1939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了明确重庆的行政系统和政权，提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将重庆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并得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批准。至此，重庆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直辖。

图丨抗战时期的重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率军解放了重庆，为了便于国家统一，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任命刘伯承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结合实际筹建工作班底，行使地方政权机关的职能。

虽然当时重庆的行政区划没有明确的定位，但却是西南地区党政军最高首脑机关的所在地。1951年，行政院批准发布《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令》，将解放后的重庆第一次定为西南大区直辖市。

1952年底，随着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同时也加强省、市一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和责任，中央决定改军政委员会为行政委员会，并不再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

随后刘伯承被任命为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等9人为副主席。虽然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但行政委员会的驻地仍在重庆，因此，当时的重庆仍为西南大区直辖市。

1953年，中央决定将全国10个大行政区区辖市，改称中央直辖市，其等级编制均不变。至此，解放之后的重庆，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直辖市。在我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后，按照中央规定，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并入四川省建制。

图丨重庆解放初期主政西南的刘伯承与邓小平

1954年7月1日，重庆的第二次直辖宣告结束，一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的历史再度掀开。

直辖十年中，重庆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倍，地方财政收入增加9倍，城乡居民收入整体增加1倍多，在西部地区的“龙头”和辐射作用日益显现。

设立重庆直辖市这一手“妙棋”，开启了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航程。随着长江黄金水道和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打通，重庆承接了国际和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的枢纽作用，甚至有媒体称重庆是“中国第N城”，未来发展有着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