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春节过后，一封来自成都的信件摆在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写信的人名叫贺礼荣，虽然信的篇幅有些长，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替自己的父亲贺诚要求工作。

当看到信中那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时，邓小平心中无限感慨，他立刻将此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没想到毛主席听到后有些惊讶：

“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1972年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

说完，毛主席立刻派人找来当时的批件，将两封信又细细看了一遍，当即写下了一段沉痛的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贺诚出生于四川射洪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父亲为人嫉恶如仇，由于一直对横行乡里的地主不服，遭到地主的打击报复。贺诚的父亲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一定要儿子走出去做大官，将来衣锦还乡替自己报仇。

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农民之家想要供孩子上学谈何容易。但贺诚的父亲就是要赌了这口气，砸锅卖铁要让儿子走上仕途。然而贺诚却没有按照父亲规划的道路走下去。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贺诚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再加上贺诚家是中医世家，因此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去“做大官”，而是选择了医科大学，后来又参加了革命。

图丨贺诚旧照

当时的北京医大虽然是“国立九校”之一，但教学方法却极为陈腐，学生没有课本和讲义，老师上课满口术语，学生听得云里雾里。于是贺诚发动全班同学，要求学校印发讲义，废除笔记，结果遭到了校长的威胁。

不服输的贺诚发动学生们开始罢课，得到了整个北平学生的响应，似乎还有发展到全国的趋势。当局见此情形担心事态扩大，只好同意北京医大校长引咎辞职。

像贺诚这样的学生自然被封建的校方深恶痛绝，眼看贺诚就要毕业，校方干脆将其开除，理由是他欠了28元的学费。贺诚将自己的处境报告给党组织，党组织当即为他指了一条出路：带上党的介绍信，去北伐军当医生。

怀揣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贺诚直奔广州，在战场上开始了自己特殊的实习。

1927年广州起义爆发后，贺诚号召军医处人员宣布参加起义。在总指挥部，贺诚见到了张太雷和聂荣臻，张、聂当即命令贺诚带人上前线抢救伤员。

贺诚带着十几名医生立刻投入战场，虽然起义不可挽回地失败了，但贺诚还是开着一辆大卡车，抢出了一批药品器械，随着起义队伍一同撤退。

图丨油画《广州起义》

在中央特委成立之后，贺诚在周恩来、陈赓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贺诚奉命在上海开设“达生医院”，作为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接头的掩护机关。周恩来专门来到医院找贺诚谈话：

“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耳目、神经、血脉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们的工作关系到党中央和政治局同志的安全……一定要胜过敌人，高敌人一招、先敌人一筹，成为党的耳目、神经和血脉！”

一年之后，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杨殷等四人被捕，蒋介石担心夜长梦多，下令将彭湃等人就地处决。彭湃等同志的不幸遇难令全党悲愤，周恩来和中央当即决定严惩叛徒白鑫，并安排达生医院严密侦察白鑫的行踪。

做贼心虚的白鑫深知党保卫机关的厉害，躲在上海深居简出，但由于身患疟疾，白鑫不得不找到达生医院看病。贺诚分析白鑫不知道达生医院的背景，急忙向陈赓作了汇报。

陈赓指示医院照常开业，并在医院附近埋伏了武装人员，白鑫一旦露面，就地将其处决。

图丨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然而过了快一个月，贺诚也没见到白鑫的踪影。贺诚分析白鑫可能会找医生出去会诊，虽然危险大一些，但正好能趁机掌握白鑫的行踪。不出贺诚所料，白鑫很快打来电话，让医生去法租界一家饭店为他看病。

在贺诚的安排下，医生与白鑫假意攀谈，得到了白鑫的住址，并掌握了白鑫出国的时间。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勘察了现场，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彭湃遇害仅仅两个月，叛徒白鑫就遭到了应有的下场。周恩来考虑到贺诚等人的安全，安排他们立刻转移。临走时，邓小平与贺诚开玩笑说：

“庙倒龙王在，换个地方，你贺诚照样可以呼风唤雨嘛！”

1932年新年刚过，已经在中央根据地工作一年的贺诚，骑马赶到瑞金，担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政委。贺诚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开办红军卫生学校。在根据地一年多的时间中，贺诚越来越认识到，卫生工作的关键是尽快培养业务技术干部。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他这个卫生部长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图丨红军卫生学校旧址

为了尽快扩大医疗队伍，贺诚向各部队发出了招生通知，让他们选拔一批文化高、年纪轻的同志前来学习。很快，二百多名学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前来报到，经过文化考试，只录取了二十五名。

1月15日，红军卫生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虽然学员队伍不算庞大，但却引起了军委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朱德、叶剑英、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纷纷赶来参加。

卫生学校的办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却充满了高亢的学习热情。他们自己修建校舍，自己制作教具，自己印制教材。白天，学校里一片欢声笑语，晚上，学员们在油灯下刻苦学习，直到灯油耗完，仍在黑暗中默记知识或相互问答。

贺诚经常前往学校了解学员们的情况，询问大家在学习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他还关切地叮嘱学员们，晚上在油灯下不可看书太久，时间长了要出去走走，保护好视力。

在卫生学校开学一个多月后，红军攻打赣州的战斗开始了，卫生学校暂时停课，随军团医院完成救护任务，组织临时医院支援战斗。期间，贺诚多次深入前线，了解学员们的学习工作情况，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学习。

学员们按照贺诚的指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战斗间隙，他们还集中起来，以门板作为黑板，席地而坐听课，以树枝和大地作为练习的纸笔。

图丨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合影

战斗结束之后，学员们返回于都，为了保证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朱德亲自批准，将学校搬到兴国县茶岭。学校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山林，非常适合开展教学工作。

1933年4月，第一期学员完成学习计划，毕业时杨立三批准给每个学员做了一套列宁服，发一个油布红十字背包。贺诚专程来看望大家，并鼓励大家要做一名合格的红色医生，为之后的学员作出榜样。

四个月之后，卫生学校又回到了瑞金，此时学校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教员十几名，学员四五百名。而且学校还增加了图书室、标本室、解剖室、细菌检查室等等，供学员们实习之用。

同时总卫生部还决定将红色医务学校合并过来，将中央红色医院改为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这所医院在当时拥有根据地最好的设备。学校还建立了正规的教学制度，教学机构也日趋健全。

在瑞金，除了原有的四期学员外，卫生学校又陆续招收了五、六、七、八期，还办起了多种类型的短训班。

从卫生学校成立，到红军长征开始，学校培养了两百多名军医，四五百名各类医务人员。这些同志回到部队后，大大充实了红军的卫生技术力量，改善了红军的卫生工作面貌。

图丨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校址大门

1935年10月，卫生学校大部分师生随党中央到达陕北，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卫生学校在瓦窑堡复课。抗日战争开始后，卫生学校随部队走遍了华北各个根据地，一边参与救治工作，一边坚持办学，协助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卫生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东北根据地建设的需要，贺诚向中央请示，将中国医科大学从延安迁入东北，并获得中央的批准。从1947年开始，中国医科大学陆续成立了四所分校，教学内容也有了较大的改革。

从江西红军卫生学校的十几个学员，到中国医科大学的上千名师生，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军队的卫生工作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它的创始人的努力，贺诚。

1936年11月，按照毛主席的委派，贺诚以医生的身份，送王稼祥前往苏联治病。长期过重的工作压力，严重拖垮了贺诚的身体，到达苏联的时候，贺诚的体重瘦得只剩下五十公斤。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贺诚在苏联一边休养一边学习，但一想到国内严峻的战争形势，贺诚就急切得想要早日回国投身战斗。

图丨贺诚与妻子在解放前合影

11年之后，贺诚历经周折终于回到了祖国，并担任东北军区后勤副司令兼卫生部长。在东北地区作战，严寒是部队急需克服的困难，由于冻伤引起的非战斗减员大量发生。

为了让指战员们早日回到战场，在辽沈战役决战前，贺诚日夜奋战，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达了突击治疗两个月的通知。在贺诚的领导下，总卫生部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出新的治疗方案，保证了辽沈战役的顺利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出任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长，亲自策划和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消灭烈性传染病的工作上，发挥出重要作用。抗美援朝时期，贺诚主持制定科研方案，全面研究美军针对我军的毒气战、化学战。

在新中国的卫生系统中，贺诚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然而，正当贺诚壮志满满，准备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时，厄运却降临在他的身上。

1953年，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到任后，到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发现了诸多问题，立即动手写了一份报告，称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对下面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

但这份报告却没有考虑到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客观事实，将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

图丨贺诚旧照

正因为如此，贺诚作了诚恳的检讨，并被撤去了军委卫生部长一职。随后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席卷而来，贺诚担任的多项职务被撤，并于1963年被迫离休，最后不得不被遣散到太原市北郊的“总后休干所”。

1971年9月过后，很多老同志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贺诚等了足足9个多月都杳无音信。有些执拗的贺诚决定不再继续等下去，一口气给毛主席写了三四千字的亲笔信，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逐条驳斥了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毛主席收到他的信后，立刻作出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做了部署。然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仍旧复杂，关于贺诚工作安排的批示转了一圈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1973年8月，周总理亲自交给贺诚一项工作，前往岳阳调查“三废”治理问题。贺诚带领工作组在岳阳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后，又闲居在家。

自从邓小平复出之后，大刀阔斧的整顿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贺诚的大女儿贺礼荣想到许多老干部已经出来工作，便决定瞒着父亲，给中央写一封信，替父亲要求工作。

图丨毛主席与邓小平亲切握手

很快，中央对此就有了回应，邓小平亲自派车将贺诚接到自己的办公室，亲切询问过贺诚的身体情况后，十分感慨地说：“你这个老贺，我出来工作好几年了，你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随后，邓小平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贺诚讲了一遍，贺诚才恍然大悟。一个多小时后，贺诚被送回了家，他颤颤巍巍地告诉家人：“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作了批示，一生功罪，主席给我做了公正的结论，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贺诚一边说，一边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毛主席的亲笔批示。贺诚和妻子默默读完之后，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毛主席对贺诚的批示很快不胫而走，熟悉贺诚的人们纷纷登门道喜。贺诚似乎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更加抓紧学习和锻炼身体，还高兴地去游了泳。

不久，毛主席批准了关于贺诚的工作报告，任命贺诚为总后第一副部长。

图丨晚年贺诚

1977年底，贺诚领导了解放以后规模最大的全军医院工作会议。次年，他在青岛工作疗养期间，还给总后有关领导写信，陈述自己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意见。邓小平曾经在生病住院期间，对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说：

“贺诚同志我了解，是个好同志。”

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邀请邓小平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一向不提倡对党的高级干部作传的邓小平，这一次却欣然命笔，对贺诚再次作出了无言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