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清二年（548）爆发的侯景之乱彻底打破了梁朝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梁武帝萧衍因此而殁，嗣位的萧纲沦为傀儡，最后惨遭杀害。在这种情形下，梁朝的宗室势力步入舞台中央，成为政治角斗场的主角。湘东王萧绎顺势崛起，并创建了江陵政权。然其立国至为短促，只不过两年，便为西魏所灭。前辈时贤对该政权有过关注。吕思勉认为江陵政权灭亡的原因在于萧绎不能坚守江陵。赵文润将其败亡归结为萧绎为政和对西魏战争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王光照从士族政治的视野对江陵政权兴衰的意义进行了定位。洪卫中则指出萧绎的诸多失败外交对江陵政权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赵直注意到萧绎与西魏军交战前的反常表现，并视其为江陵失守的重要因素。其实梁元帝在称帝合法性和外交两个维度都存在重大问题。
一、梁元帝皇位继承的困境
承圣元年（552）十一月，萧绎在江陵即位。他颁布的即位诏书中这样表述道：
……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功格区宇，应天从民，惟睿作圣。太宗简文皇帝地侔启、诵，方符 文、景。羯寇凭陵，时难孔棘。 朕大拯横流，克复宗社。群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灵眷命，归运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久旷。粤若前载，宪章令范，畏天之威，算隆宝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 …… 朕虽云拨乱，且非创业，思得上系宗祧，下惠亿兆。可改太清六年（552）为承圣元年。
萧绎将“大拯横流，克复宗社”作为他得天命的依据。萧纲被其视为守成之主，但却面临“羯寇凭陵，时难孔棘”的状况，亟需“拨乱”。萧绎所谓“上系宗祧”和“承圣”之号的拟定无疑寓示着对萧衍的继承。他和萧纲是两支并行的帝统，萧绎的皇帝之位并不源自萧纲。正因如此，平定河东王萧誉后，萧绎为梁武帝萧衍发丧，“刻檀为高祖像，置于百福殿，事之甚谨”，俨然暗含皇帝权力转移之意。
而先前萧衍的指定继承人萧纲即位改元大宝时，萧绎则是以 “简文制于贼臣，卒不遵用”为由沿用太清年号。诏书中亦反映了此点。此举有否定简文帝正统性的意图。这意味着，在萧绎看来，萧纲难以承奉社稷宗庙。萧绎即位后之所以又承认萧纲的帝统，原因在于若无简文帝“制于贼臣”，也就无所谓萧绎“克复宗社”的功业。 不过，萧绎特意强调“虽云拨乱，且非创业”，这实际上反映他继位合法性不足的现实。
众所周知，梁元帝的皇位继承权并非来自于梁武帝的指定或制度性安排，而是源于平定历时近四年的侯景之乱。在侯景最初包围建康时，萧衍与萧纲均还在世。其时萧绎的官衔为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在宗王中权势煊赫。然则萧绎“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矛头首先对准的是其同宗。自从梁武帝为首的建康朝廷被围后，赴援的宗王鲜有志在灭贼者，他们大都想趁此局面加强自身权威，甚至于怀有觊觎帝位之意。萧绎则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位。
当台城不守的消息传至江陵时，萧绎军府长史王冲建议他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这可以极大提升萧绎在诸侯王中的地位，但他并未应允，而是宣称：“吾于天下不贱，宁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其核心语词围绕 “贵”“贱”展开，依萧绎之意，冠上这些名号就意味着否定其身为皇子的尊贵身份。即便不这样做，他也能号令天下。萧绎作出如此激烈的举动并非王冲的提议不合其心意，而在于此议牵涉到他“号令天下”资望不足的问题。
太清三年（549）六月萧韶奉梁武帝密诏授予萧绎的官衔“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正与王冲的倡议相一致。它直接促成了萧绎的权力升格。所谓“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字起到加重其地位的作用，加此官衔者可以代表皇帝统率全国军事力量。萧衍的诏书使萧绎戏剧性地获得了盟主之位，大大提高了后者威望。当然，其本意是督促萧绎率众勤王，最终却被萧绎用来满足个人私欲。这是因为对于萧绎而言，只要原朝廷中央垮台，他就可轻易夺取最高军权，之后的称帝则是顺理成章。在征讨侯景的过程中，萧绎逡巡不进当有这方面的考量。
除萧绎以外，河东王萧誉和岳阳王萧詧亦蠢蠢欲动。他们皆为萧统之子，是梁武帝废嫡立庶一事中的利益受损者。 萧誉 “失志之愤，当召专诸之客”，萧詧则看准萧衍晚年“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招揽了不少兵马，随时准备谋图霸王之功业。萧绎欲行称帝之事，萧誉兄弟无疑就成了不稳定因素。故萧绎必欲除之而后快。值得一提的是，在萧韶撰作的《太清纪》中，萧誉兄弟被描绘为没有匡复之志的潜图构逆者，萧绎则是一副心怀军国之计的主持靖难者形象。这使两者的矛盾由叔侄相争上升到了君臣大义的层面。萧绎接下来的讨伐之举遂被合理化了。据《南史·萧韶传》记载，《太清纪》为萧韶承萧绎旨意撰著，“多非实录”。 易知其中有为萧绎辩白之意。《太清纪》中尊称萧绎为“上”，是此书完成于承圣年间。要之，这类书写符合萧绎为其创业史正名的需要。
梁武帝的众多子孙中，除萧誉兄弟被萧绎视为心腹之患外，积极筹划抗击侯景的邵陵王萧纶也在其讨伐范围内。萧纶本人对其中关节有一定认识，他说：我本无他，志在灭贼，湘东常谓与之争帝，遂尔见伐。其原因在于：第一，剪灭侯景势力是萧绎争夺帝位的最重要理据。可以注意到，萧纪兵发益镇声援讨景时，萧绎以书止之曰：“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明白表露出不愿其东下的心思。萧绎对其他宗王染指此事颇为忌讳，必欲牢牢掌握征伐侯景的主动权。
第二，萧纶为梁武帝第六子，是萧绎之兄。对于缺乏继位合法性的萧绎来说，萧纶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威胁到他权力的行使。但必须指出，萧绎对萧纶“与之争帝”的猜疑也并非空穴来风。萧绎被萧衍钦定为义军盟主后，大宝元年 （550）正月，萧恪推举萧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萧纶于是“置百官，改厅事为正阳殿 ”。 这一行为易引起萧绎的警觉。萧纶而后为萧绎部将王僧辩所败，遣使请和于齐，遂被高洋册封为梁王。文宣帝的封授有萧纶主动的一面。这就暴露了萧纶此前积极进讨侯景的真实动机。
又据《通鉴》记载，侯景部将任约袭击萧纶时，北齐以“时湘东王绎亦与齐连和” 为借口，对之持观望态度，没有派遣援军。可知，北齐更看重与萧绎之间的关系，这当归结于萧绎在梁朝诸藩中实力最为强劲，并且他在与萧纶的角逐中获胜。而萧纶虽与北齐建立了“和邻”关系，但站在北齐的视角来看，此时他对北齐已无甚战略价值。或许是觉察到北齐态度的微妙转变，萧绎在这之后频繁遣使至齐。至天保二年（551）三月，高洋册封萧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王”。这表明北齐视萧绎为梁朝的实际统治者。萧绎既欲加强自身威望以在称帝过程中占据优势，也就不能尊奉侯景拥立的萧纲，其进位名号只得另寻出路。北齐由此成为赋予他对萧梁境内统治权力正当性的重要来源。 换言之，高洋对萧绎的封授亦有后者主动的一面。
太清五年（551），萧绎对侯景的作战取得节节胜利。同年十月，萧纲为侯景所杀。江陵上下充盈着乐观情绪，以王僧辩为首的群臣纷纷上表劝进，萧绎则以“巨寇尚存”为由统统拒绝。但涉及到皇位继承权问题，萧绎并不含糊。他将侯景拥立的嗣君萧栋形容为商纣王，藉以否定其得位合法性。王僧辩问其收复建康后如何安置嗣君，萧绎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可见，萧绎欲消除一切对其称帝构成威胁的人物。
当王僧辩攻入建康台城再度劝进时，萧绎仍然摆出一副拒绝的姿态。他说：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易知，萧绎希望在消灭侯景势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征服萧詧，其着眼点在于王朝“太平”。建康城被萧绎光复的消息也很快便传至北齐。据《北齐书》记载，文宣帝高洋于天保三年（552）三月下诏进封萧绎为梁主,其诏书起到承认萧绎继位合法性的作用。局势对萧绎一度十分有利。
然而，太清六年四月萧纪的称帝打乱了萧绎本来的计划，亦促使他进一步意识到自身继位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对于萧纪来说，平定侯景的功业并不足以断绝其称帝之心。虽然萧绎“许其还蜀，专制一方”，得到的反馈却是“不从，报书如家人礼”，这等同于直接否认萧绎帝位的合法性。面对萧纪的咄咄逼人，萧绎选择向西魏求援。在西魏的协助下，萧纪势力终被铲除。可以说，萧绎顺利坐稳皇位是在消灭其他藩王势力与平定侯景之乱的双重背景下实现的，此过程伴随西魏和北齐或实质性、或象征性的支持。这同时也反映出萧绎江陵政权建立之艰难。
二、江陵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平定建康前后，对江陵群臣而言，最值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都的选址。这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乃 至 其 合法性构建。萧绎曾在太清六年二月就迁都一事下令：
今若移还建业，言及金陵，将恐粮运未周，国储不实，舟舆尚少，樵苏莫继。若仍停荆服，即安渚宫，复恐制置丰屋，难为修理 …… 通侯诸将，勿得有隐。
可知，此时无论迁都建康抑或是即都江陵，皆利弊共存。萧绎对此颇难取舍，于是令群臣商议。王僧辩收复建康时，借劝进之际阐述建康是“九州之赤县，六合之枢机”，极言其政治地位，希望萧绎能“扬清驾而赴名都，具玉銮而游正寝 ”。 对于王僧辩的建议，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徐陵以为“何必西瞻虎据，乃建王宫；南望牛头，方称天阙”，显然他是持 “即都江陵”意见的一方。
承圣元年（552）十一月萧绎在江陵称帝，当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升正殿”是皇帝即位的一项重要仪式流程，“未升正殿”一方面反映出江陵的宫殿建设尚未完备，另一方面也说明萧绎选择以江陵为都属于权宜之计。 萧纪于承圣二年（553）七月被消灭，八月便有迁都建康之诏，当可提供佐证。 不过，萧绎属下如胡僧祐、黄罗汉、宗懔和刘瑴均对迁都一事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又据传言“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指出“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
易发现，主张即都江陵者的两点理由一 是质疑了迁都建康的合理性，一是塑造了建都江陵的正当性。意在迁都建康者如周弘正、王褒则对此回应道：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此语传达出长期作为国都的建康所具有之正统性意蕴。武昌太守朱买臣补充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此说并未跳出周、王二氏以建都建康为正统天子所在的范畴，区别只是增加了对以江陵为都的方位合理性的辩驳，而这与胡、黄等人 “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 江”的说法互有抵牾，并不存在说服对方的可能。如是看来，迁都之议中，两方在论理方面可谓不相上下。
《南史·周弘正传》：“元帝再临荆陕，前后二十余年，情所安恋，不欲归建业。兼故府臣僚皆楚人，并欲即都江陵。”此则材料隐含的政治取向是将定都江陵视为萧绎“恋旧”情结与其故府臣僚意志相结合的产物。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对于萧绎之所以选择以江陵为都，概括最为准确的当属《通鉴》的 “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其中的分别在于，如果江陵残破不堪，迁都建康则为必然之举。换言之，“江陵全盛”是荆楚士人主张即都江陵的底气所在，也是萧绎“意好荆、楚”的前提。但无法否认的是，在萧绎“遍试人情”的情况下，迁都之议的结果是有利于主迁派的“左袒者过半”。这表明周、王等人的言说在多数人看来是颇有道理的。综合来看，萧绎弃故都建康而定都江陵的举动虽有其正当性，却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在政权合法性建构方面，《陈书 · 何之元传》征引《梁典·序》的一则记录颇值得重视，其载：
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陕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 乐，归世祖不归太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
何之元撰作《梁典》的目的是“垂鉴戒，定褒贬”，此时其身份已由梁臣转变为陈臣，《梁典》的撰述并无萧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对萧绎的评价自代表了相当部分的南朝士人。 所谓 “讴歌狱讼，向西陕不向东都 ”，“讴歌狱讼”有象征天命转移之意。 亦即，在梁武帝萧衍去世、简文帝萧纲被幽执的背景下，萧绎的王位正统性已获时人承认。这无疑有助于江陵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拨乱反正”“流逸之士”“礼乐”等语词正可揭橥出其依据所在。所谓“拨乱反正”隐喻着萧绎平定侯景之乱的功业。
在时人看来，它意味着萧绎 “光启中兴”和“绍兹宝运”。 进言之，剪除侯景不仅是其称帝改元的重要推力，也是建构江陵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据《周书·萧詧传》载，西魏大宝元年六月册命萧詧为梁王，后者于是“置百官，承制封拜”。则西魏是把萧詧当作实际意义上的梁朝正统继承者。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相较西魏单纯的册命，显然是萧绎一方“殄歼元恶”的事功更具说服力。仅凭 此点，沦为西魏附庸的萧詧实无法构成对萧绎政权合法性的冲击。所谓“流逸之士”“礼乐”归萧绎不归萧纲则提示我们，文化在萧绎政权合法性建构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北齐书》曾记载一则高欢对萧衍的评论：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 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专事”的概括虽嫌绝对，但这无疑阐明了萧衍的文化事业有助于营造正统气象。萧绎在文化上则继承了梁武帝的事业。其一，早年以文士身份处世的萧绎在侯景之乱伊始便“开镇西府，辟天下士”，引纳流亡文士不遗余力。其二，侯景乱平后，王僧辩“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这很难说没有萧绎的指示。至江陵城陷时，萧绎所收图书已达十四万卷之多。按《隋书 ·经籍志》所记，梁初国家藏书数量为二万三千余卷。“十四万 卷”这一数目远远超过梁朝初年，易见梁末藏书之盛况。其三，江陵政权建立后，萧绎对待文士尤其礼遇、信用。迁都之议中，无论 “西人”还是“东人”，其代表人物皆为中央高官，而这之中绝大多数是文士。
又如江陵之役的最后关头，萧绎偏信身为文士的王褒而对武将谢答仁的建议弃之不顾。这些举动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萧绎汲汲于重整梁朝的文化秩序。总之，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江陵政权的文风日益兴盛。萧绎的文化事业建构了一条由萧衍传至他本人的“文化谱系”，这对于确证江陵政权的统绪源自萧衍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为江陵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提供了支撑。
那么，萧绎的文化事业是否可以如梁武帝时代一般向北朝宣示南朝的正统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所论，在萧绎的称帝过程中，他主动请求北齐册封其位号。这一方面确给其统治权力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另一方面，北齐通过诏书进封其位号的行为表示北齐是将梁政权当作藩属对待。北齐 的册封由此成为构建江陵政权合法性的根据。虽然罕有萧梁一方的史料对萧绎称藩一事提供佐证，然从其后的历史来看，梁朝的大臣对于向北齐称藩是持接受态度的。齐文宣帝高洋想纳萧渊明作梁朝的嗣君，于是写信给王僧辩，称：
朕以天下为家，大道济物。以梁国沦灭，有怀旧好，存亡拯坠，义在今辰……彼贞阳侯……故置为梁主，纳于彼国。
高洋将梁政权置于北齐的天下秩序之中，彰显了北齐宗主国的地位。 此的 “置为梁主，纳于彼国”更显示出萧渊明作为梁国嗣君的身份是由高洋来指认。这一非正式的书信内容最后又通过高洋颁布的诏书加以确定，从而使得萧梁王朝的合法性得到北齐官方的承认。王僧辩在给贞阳侯萧渊明的回信中所说 “仰藉皇齐之威”“大齐仁义之风，曲被邻国 …… 江东冠冕，俱知凭赖”云云皆是把北齐视作宗主国。在纳萧渊明为梁主一事上，我们不否认王僧辩受到北齐的兵威胁迫，但从其后陈霸先多次击退齐军的进攻可知，王僧辩亦可决意御敌。他之所以选择接受北齐的主张无疑有执意不坚的缘故。而当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后，迎立萧方智登极，“仍请称臣于齐，永为藩国”。易看出梁末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向北齐称藩一事并不抗拒 。
据《梁书·陈庆之传》记载：
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还北。
元颢主动请求梁朝立他为魏主，这当发生于南北皇统已具一定程度认同的背景下。“高祖纳之”一语则表示元颢的继位合法性得到了萧梁一方的承认，借助陈庆之兵力攻入洛阳短暂建立起来的元颢政权，合法性当本自萧衍诏书。又元颢尊称萧衍为 “主上”，可知两者之间实为君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两方也构成宗藩关系。元颢和萧衍的一系列举动创造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关系的全新范式。相较元颢求立为魏主，梁朝成为北齐藩国与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南北所处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是自诩华夏正统的南朝向北朝称藩的根本原因。
捎带一提，李万生所说梁朝成为藩国就寓示着南方人的正朔自尊心遭到极大的损伤,这一观点高估了此事的意义。梁敬帝褒奖陈霸先的诏书中有 “五胡荐食，竞谋诸夏”之语，这是在陈霸先意志下撰写的诏书。其中显然是将南朝当作 “诸夏”，把北朝政权形容为“胡”。类似的用词在陈霸先称帝后亦偶或见之。从陈霸先的事迹来看，可知南朝的正统诉求此后并未衰减。
三、萧绎对西魏、北齐的政策及其失败
自天监北伐开始，萧衍始终有经略北方的战略追求。他接纳侯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希望“宇内 一 统”的心理。但侯景之乱的爆发使梁王朝的国力大为削弱。在三方对峙的格局下，萧梁的弱势地位极为明显。萧绎应对西魏、北齐的政策与此存在相关性。
太清三年，与萧绎为敌的萧詧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通鉴》谓 “绎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竟陵以图詧”。可知萧绎亟欲吞并萧詧。对萧绎来说，被萧詧控制的襄阳乃战略要地，于江陵北部的安全局势有决定性影响。所谓“襄阳既去，则江陵受敌既危”。然而，由于西魏搅局，萧绎的目的非但没有达到，还损兵折将，丢失了汉东之地。杨忠趁胜进逼江陵，萧绎遣舍人庾恪告之曰：“詧来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归心！”杨忠遂停湕北。杨忠绝非是惑于该借口才有停兵之举。从实际情况来看，他的主要目的是营救萧詧，不愿在既定战略目标达成后与萧绎再生是非。据《周书·杨忠传》记载，萧绎 “遣使送子方畧为质，并送载书，请魏以石城为限，梁以安陆为界”。则萧绎迫于兵威主动提出了结盟请求，并承认汉东之地属西魏所有，江陵危机是以解除。
其时萧绎醉心于内部权力斗争，与西魏结盟并进行边境约定亦是他用以纾解外部军事压力的战略举措。《通鉴》叙此事增加了一条“请同附庸”的文字。《南史》则称萧绎 “使少子方晷质于魏”，“魏不受质而结为兄弟”。这说明萧绎为求外部环境安宁，能接受沦落到与萧詧相等的境地。但谈判的结果是萧绎不可附庸于西魏，两国关系处于平等地位。很明显，相较萧詧而言，西魏与萧绎结盟时留有余地。既是平等关系，就难免会发生冲突。西魏通过盟约明确了汉东之地的控制权，却并非真正愿同萧绎通和。故而此约实是西魏占据优势的不平等条约。
当然，萧绎不会不认识到这一点。考虑到现实情况，萧绎与西魏结盟或非失策。比如，萧绎凭两国的同盟关系得以在江陵朝廷陷于危机时向西魏求援。但问题在于萧绎求援所开出的条件实则又暴露了江陵政权的虚弱。大宝二年，面对侯景进逼江陵，萧绎命萧循以南郑与魏，将之作为换取西魏出兵的条件。 这表明为稳固统治秩序萧绎能够接受失地的代价。那么在他因萧纪讨伐江陵一事再度冀求西魏出兵的情况下，我们便不无理由怀疑西魏能够堂而皇之地并吞蜀地应有萧绎的默许。亦即，蜀地的所有权实是西魏发兵助萧绎平乱的政治筹码。
其结果是，萧纪叛乱被平息后，江陵政权的上游屏障全为西魏占据。这一切使萧梁王朝愈发受制于西魏。江陵政权趋于恶劣的边防形势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北史》谓法和“在江夏，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陆法和试图从江陵政权北部打开局面。但此举终为萧绎阻止。它反映出萧绎对主动以武力解决同西魏的领土争端持保守态度，这亦是出于对江陵政权国力的现实考虑。这种情况下，西魏牢牢掌握着通和与否的决定权。
宇文泰之所以出兵伐蜀更多是因应西魏自身的发展战略。如前岛佳孝所言，对于占据关中的西魏来说，南进四川是既定路线之一。据《周书·尉迟迥传》记载，当宇文泰获知萧绎请兵攻蜀时，兴奋地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蜀地为西魏攻占后，梁朝的安全局势更为严峻。萧绎当有所感。对此，他采取的策略是联齐制魏。《周书·于谨传》的一段文字传达了西魏对梁齐关系的认识：
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后，于江陵嗣位，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 其兄子岳阳王詧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遂结仇隙。据襄阳来附，仍请王师。
必须说明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它能提供的信息在于：西魏一方认为，萧绎与北齐的交结实是为了图谋侵魏，所谓 “外敦邻睦，内怀异计”。那么，我们便不得不追问：真相是否如此？ 若不是，萧绎与北齐开展外交的情形又是如何？
据《北齐书》记载，魏齐易代后，萧绎与北齐的首次通使活动发生在大宝元年十一月。这之后直 至梁元帝嗣位江陵，两方基本维持着“和邻”关系。如前所述，萧绎与北齐建立的外交关系实是宗藩关系。但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性质的关系可能并不贯穿萧绎与北齐外交关系的始终。萧绎称帝后，两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通鉴》详细记载了梁朝这一阶段与北齐的两次军事冲突，可为我们理解变化之所在提供答案。
第一次军事冲突的起因是北齐欲纳湘潭侯萧退入主建康另组政权。结果齐师大败，计划搁浅。《通鉴》系此事于承圣二年九月至闰十月。按《北齐书》，冲突甫一结束，萧绎便向北齐遣使，这当有修复两国关系的用意。则北齐的军事挑衅并未使两国陷入敌对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北齐书 · 文宣帝纪》书此次萧绎遣使至齐不再用“朝贡”一词，这提示我们有可能其时双方的外交关系已恢复为平等关系。它的时间点也颇耐人寻味。自该年八月萧纪叛乱被平定后，江陵政权的上游门户洞开，来自西魏的威胁变得严重起来。萧绎不计前嫌欲与北齐改善关系恐有防备西魏的考虑。
第二次军事冲突的导火索是 “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梁），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通鉴》系此事于承圣二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可见持续时间之久。这次冲突的主动方为梁朝。以陈霸先为首的下游诸将欲趁北齐东方白额之乱收复侯景叛乱中丢失的江北之地。不过，除孤悬于淮北的宿预为东方白额投降所得以外，梁军始终无法攻拔江北淮南的任一北齐据点，仅能对其形成包围之 势，战争集中在一个比较狭长的区域。
自承圣三年正月，梁军似再无继续北进之意。陈霸先诸将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对江北之地的鲸吞，其实质是想将长江防线向北推进。但由于北齐对江北战略要地广陵、盱眙等郡的固守，梁军推进的步伐受到严重牵制，俟北齐援军一到，梁军只好撤围退兵。梁朝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意味着在北朝政权统治仍然坚固的情况下，江陵政权只能屈居守势。《通鉴》载承圣三年三月北齐遣使至江陵，梁元帝待之甚厚。同一时期，在江淮一带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北齐的遣使与萧绎面对北齐使节时显露的政治姿态表示两国均有意规避此次兵争对两国关系造成的破坏。则这场冲突并未伤及到两国关系的根基。对于北齐来说，稳固与梁王朝的关系有助于它在三方对峙的格局中集中力量对付西魏。
由上可知，萧绎江陵政权建立之后，虽与北齐爆发过两次军事冲突，但双方都注意将冲突事件造成的影响控制在对两国来说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它服务于两国的战略目标：合力制魏。不过对于萧绎而言，他并非意在侵略西魏，与北齐维持关系主要是想在战术心理层面对西魏进行威吓，从而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承圣三年三月萧绎向西魏“请据旧图定疆境”一事可看出，萧绎即便欲要回失地，亦是希望同西魏和平解决，这便有同年四月萧绎遣庾信聘魏之举。又比如在“武宁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的背景下，江陵群臣仍沉浸在“二国通好，未有嫌隙”的迷梦中。故所谓“将谋侵轶”只能是西魏一方的诬辞。 实际上，宇文泰 “始定成都，即有江陵之志”，无论是萧绎接待西魏使臣宇文仁恕有阙，还是于谨《檄梁文》中 “傲我王命，扰我边人”的指责皆是西魏讨伐江陵的借口。
问题在于，萧绎对西魏的防备实依托于风险极大的政治投机。正如于谨所言，在萧绎看来，西魏既有“齐氏之患”，兵力受到牵制，灭亡他的可能性不大。进言之，即使江陵政权面临威胁，也在可控范围之内。实际情形则是，在萧绎发给王僧辩的敕文中以“黑泰背盟，忽便举斧”形容西魏的征伐之举，“忽”字形象地传达出江陵朝廷对此事应变不足的状况。在两方交战之际，萧绎甚至还想送质请和，这可以说完全误判了西魏的战略意图。如果从萧绎的外交策略着手，可以看出，他虽对江陵政权面临的安全危机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尚不充分。因此他并未认真地做好防备工作，结果只能令江陵政权走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