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明敬 位启

在董干的日子

董干是壮语的音译，汉语的意思是黄果树的坝子。

它位于麻栗坡的东北部，相距麻栗坡约一百多公里，东部与我国的富宁县隔河相望，南边与越南的同文县毗邻。

董干地处一条狭长的山谷地带，有突兀的山体，有连片的水稻田，还有成簇成坡的竹林、香蕉树和亚热带所特有的各种植物。山坡上偶有玉米田和烤烟地，也偶尔能看见橘子树。

与麻栗坡的其他区相比，董干最具江南的风光特色，其亚热带的气候特点和充沛的水利资源，使这里既具有桂林的山水风光，又有它特有的人文景观。

发源于西畴县的南利河，自北边跋山涉水而来，到达这里便兜兜转转，恋恋不舍地与山与水与竹林蒿草等缠绕后，进入富宁县地带，成为中越两国的界河，流淌十多公里后，进入越南境内，然后与泸江相融。

与杨万相同的是，这里也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除了汉族，还有壮族、瑶族和苗族等，这里有着独特的民族风俗。

白倮族是董干区特有的一个民族，它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它们的建筑与其它少数民族都不同，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墙体用竹竿支撑，然后用草泥抹平，大屋顶，黑瓦。

苗族在董干区的少数民族中，属于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她们的服饰最有特点，姑娘都穿百褶裙，然后配上宽宽的花腰带。

百褶裙是苗族姑娘自己做成的，从纺织、印染到制作成裙，都是自己动手，真正的独家工艺。

赶街时，经常看见穿了黑衣服的白倮族姑娘，和穿了百褶裙的苗族姑娘，只是碍于战争环境，不能和她们有过多的交流。

这里还有一个节日：“赶花街”。“赶花街”源自于花腰傣的传统节日，后来，边疆地区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也都过起了这个节日。这里的“花”是指妙龄少女，节日的时候，青年男女的头上，要蒙上花布巾，然后互对情歌，以挑选意中人，这个节日也被称作“东方的情人节”。

过去，中越两国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两国的边民常有通婚的习俗。战争开始后，通婚的少了，但在董干区域仍然有，这里就不乏越南军人，偷偷地越境，来幽会他的意中人。同时，也有越军特工，利用“赶花街”节日和其它的赶街日，来这里刺探我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董干区最大特色是，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边境贸易却从不曾中断过，每当赶街的时候，附近村寨的越南人，有男也有女，有老也有少，背着他们的土特产，来这里交易。他们喜欢我们许多的轻工产品，比如收音机、手表，还有其它的纺织品，和小作坊的蛋糕、点心等小食品。

我第一次来董干，对它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那天来的晚，我们到达董干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匆匆地吃过饭，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农家的阁楼住下来。

我们住在上面的一角。我住的那间屋里，很暗，好像有马灯照明，屋子里刚好能放下两张床，床头一面有一扇小窗户，窗外是黑乎乎的一片。阁楼的屋脊不高，我们抬头，都要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就能被碰到。

因为太困了，我们早早就睡下了。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我被一股难闻的味道给熏醒了，那味道怪怪的，好像是从坟墓里那种朽木，发散出来的。

天明了，等一屡阳光从瓦楞和窗户透进来时，才发现房间里摆放了一口棺材，我吓得赶紧下楼，溜走了。

在我的记忆中，董干只有一条主干路，信用社坐落在最北边路东，二层楼，我们住二楼。

从信用社出来南行，约一百多米后向东南拐弯。南北路的西边是水稻田，好像有一条小河。

路东是二层的商铺楼。

进入东南路后，是商业中心，两边都是阁楼，一层都是铺面，有商店，有饭店，也有杂货铺和小旅馆等等。

路不怎么宽，赶街的时候，路两旁都摆满了摊位，路中间只能有一两个行人并排走过。

越南盾不怎么值钱，我花了十块钱换了一大堆，回来都分了，也算作是一种纪念。

在杨万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喜欢吃米粉。我在街上转悠了半天，也找到一处，虽然加的菜品不一样，但是做法都差不多。这里还有一种火锅：猪脚、萝卜、豆腐打底，然后不断地加青菜、粉丝和豌豆叶，蘸水是辣椒等调料调制的，这种美食，对于我们来说是奢侈品，看看而已。只是这里没有做面条和水饺的，也算是一种遗憾。

因为这里的边贸兴盛，所以它带来了另外一种特色：鱼龙混杂。

越军的特工人员，化装成我方军人和老百姓，渗透我境内，侦察我军情报。他们有特殊的秘密情报网，主要搜集我军的边防部队、哨所哨卡、野战医院、指挥通迅系统和炮兵阵地部署等情报，其中，有很多情报是用哄诈欺骗、逼迫交易等手段获取的。我们的边防哨所，因此经常被越军特工偷袭。

马崩哨所距离董干，约二十多公里，我们去时走的是山间小路，只能人畜通行，是否通有公路，不记得了。

马崩哨所战壕

哨所的南面、东面与越南接壤。它依山而建，地基由大石块和混凝土垒筑，高约七八米，形成一处约一百五十多平方米平台，在此基础上，建有一排石混结构的平房。房子大小五间，四面墙上都留有观察口和射击孔。

自哨所的后门出来，依山而上，筑有壕沟掩体，山顶有观察哨。这里驻有约三十人，每人配有冲锋枪和手榴弹等，也装备了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

不久前，这里被越军特工袭击过一次。那次的袭击，发生在半夜时分，双方激战了三四个小时，至天明，越军撤走了，西南不远处的山坡上，有敌人仓皇逃跑时留下的待发射的火箭弹、定向雷，还有血迹。

定向雷是一种很特别的武器装备，与其它地雷不同的是：其它的地雷，靠爆炸时飞扬起来的弹片杀伤敌人。而定向雷的外表是喷塑的，里面装了七百多枚圆柱形的钢珠，在外表的一面写有：“此面向敌”字样，有效杀伤距离近九十米。定向雷起爆后，靠其飞射而来的钢珠杀伤敌人，爆炸时成扇形向其袭击方向扑面而来，杀伤力很大。我们的许多部队，都遭受过它的攻击，那一夜，如果哨所的墙体不是足够的坚固，哨所将遭受惨重的损失。

马崩哨所由区武装部管辖，驻守这里的，主要是民兵。与哨所一山之隔的普弄哨卡，驻有边防部队。哨所与哨卡之间，互为依靠，相互支援，能有效地控制当面越军的活动。

普弄哨卡的对面不远，群山绵延，山体险峻，山内多有自然溶洞，是天然屯兵的好地方。

马崩哨所的对面不远，是越南的普棒坝子，设有公安屯，他们与溶洞驻兵互为依托，以防御我军的进攻，并在边境线两侧设置了许多的障碍。

这为我们的作战行动，制造了很多困难，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被人为地破坏了。

我方一侧的山林中，田地里和小路旁等地带，被越军偷偷地埋设了地雷，经常有边境的村民被地雷炸死炸伤。后来，政府对这些被地雷炸伤的人员，给予了一定的补助，但是不多。

二是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困难。虽然越军布设了很多的陷阱，但主要还是气候恶劣和蚊虫叮咬。

这里有一种旱蚂蝗，体型很小，和稻米粒差不多大，连胶鞋和扎裹腿，都能钻进去。

这两种困难，严重影响了我们捕俘任务的实施。

距马崩哨所东北约两三公里，有一处越方的村寨，名字好像是大弄村。我们在赶花街的集市上和其他赶街日，都发现了同一伙可疑人员。这伙人虽然看上去好像互不认识，也没有语言交流，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手势、眼神等联络信号，说明他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所以，我们预判，这个村寨应该驻有越军的情报网点，或者有越军驻守。

我们化装成村民，一路跟踪他们，来到这个村寨。指导员和一排长分别装扮成苗族男女，其他战士也都扮成村民模样，武器放在背篓里，上面用青草掩盖；还有的战士，把轻冲用雨伞遮盖起来；装扮成女人的战士，把手雷藏在胸前的衣服里……

通过连续几天的抵近侦察，我们确认：此村寨驻有越军武装人员。

我们在其西南，距离村寨约一百多米处，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悄地潜伏下来，伺机捕俘并摧毁这处情报网点。

村寨的南边，是一片开阔地，种有荞麦，沟渠纵横，有积水。

张敬军赶至马崩哨所，与哨长联系协助警戒、火力支援和掩护事宜，副连长在村寨对面不远的山坡上组织火力掩护，指导员和一排长在山脚下的土沟里指挥捕俘。

虽然是白天，因为化装的需要，大家穿的都不多，寒冷异常。更糟糕的是，小小的旱蚂蝗趁机侵袭了我们，我们的腿脚里有，身体的其他地方都有。此刻，旱蚂蝗“占领”了我们，这是它们的“胜利”。

时间已近傍晚，伏击地域的上空，云雾缭绕，先下起了小雨，后转为中雨。捕俘组所在的土沟里已有积水，土沟的坡面上很泥泞，也很滑。荞麦地的上方，灰蒙蒙的一片。

此时，火力组所在的山坡树林中，突然飞起一群乌鸦，它们尖叫着，在树林上空盘旋一圈后，向远处飞去。一位手持枪支的猎人，步入我伏击地域，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异常，边跑边向空中开枪射击，枪声惊动了村寨里的越军。

捕俘组一名队员向他打了一枪，那人倒地后，随即爬起来，捂着屁股，一拐一瘸地向村寨跑去。不多时，村寨方向枪声密集，荞麦地北边的越军，向我伏击地域围剿而来，情形十分紧迫。

潜伏在山坡上的火力组向敌还击，并迅速冲到山脚下，用火力压制敌人的进攻，掩护捕俘组人员脱离敌军的包围。敌军在我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惊慌失措，不敢作进一步的攻击。张敬军也从哨所带人赶到，给以火力支援，各小组抓住时机，利用雨障，速战速决，交替掩护，快速撤离。

需要补充的是，在边境线一带，许多越南村寨的老百姓，大部分都内迁了，这些村寨多有驻军。少许留下来的村民，基本上都是兵民不分，他们成了越军的耳目和眼线，我们的许多部队，都吃过这些人的亏。

董干的捕俘行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也打击了越军特工在这一地区的猖狂活动，为我们的反侦察作战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时隔近四十年了，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记忆有误的地方，敬请大家见谅，谢谢。

特别感谢周学治、张海军、张敬军、黄义民、李子洪、栾明辉、于守国、魏述亮、许汉修、李喜德等战友，他们提供了许多作战行动的素材。因为时隔这么长时间了，许多行动细节记不起来了，敬请各位战友见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