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鲁僖公
公子申，也就是鲁僖公，鲁庄公的儿子，其母成风。公子申作为在激烈的鲁国权力淘汰赛中幸存下来，并最终登上国君宝座的庶出公子，他的胜出，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所谓的传奇，除了公子友为了公子申的上位所展开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之外，还有来自于公子申母亲成风所具有的慧眼识英雄的本领，以及公子申特别具有的隐忍与胆略。作为《左传今读》系列，笔者将从这篇文章开始，进入到了鲁僖公时代。而鲁僖公的正式即位，应该是什么时间开始，成为笔者首先的关注点。
在《春秋》或《左传》中，其实没有公子申即位的准确时间。在鲁闵公二年的《左传》中，只有一句“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显然，这句话的重点在前半部分，是在回答公子友立公子申为君的原因，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因为知道公子友出生时算卦的秘密，所以把公子申托付给了公子友。也正因为如此，公子友才会设法拥立公子申为鲁国国君。而鲁僖公元年的《春秋》中，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并无公子申即位的消息。相应这年《左传》第一句话是这样记载的：“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这是在解释，《春秋》中没有鲁僖公即位的消息，其原因乃是“公出故也”。也就是说，此时的鲁僖公并不在鲁国。
但是，后世读者却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了不同的理解。因为《史记》上说“庆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僖公。”有人根据这句话，即仲庆父奔莒与公子友奉公子申入鲁，在时间上存在前后关系，所以就想当然的认为，既然在《春秋》上仲庆父奔莒是鲁闵公二年九月，所以公子申也会在这年九月份回到鲁国。但其实，司马迁的记载是粗线条的，记载内容只是大概的时间顺序，并不存在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同时性，即仲庆父一离开曲阜，公子申就马上回到了曲阜。其实，类似的推论，在古代政治中是不会发生的。
这是因为，国君废立，事关重大，尤其作为非正常情况下的即位人选，其人必须得到国内、国际相关政治力量的一致性接受。否则，即使勉强上位，也会后患无穷。比如卫州吁，比如卫惠公，比如陈佗等等，这些人或者不久被推翻，或者在做国君后，其国内问题也很难摆平。对于公子申来说，不但庶出，而且是处在鲁国内乱之际。所以，公子申要上位，大概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如齐桓公模式，由国内大夫一致迎接回来。而另一种模式则是，由国际力量强行送回国内即位，如卫惠公。目前看来，作为鲁国内部，并没有大夫们一致迎回公子申的任何记载。虽然公子申有公子友的鼎力支持，但公子友本身也处于斗争漩涡中，不见得他就能得到鲁国大夫们的一致拥护。
另外，按照鲁闵公二年《公羊传》的记载，“庄公死，子般弒，闵公弒，此三君死，旷年无君。设以齐取鲁，曾不兴师徒，以言而已矣。”这说明，在鲁国曾经出现过旷年无君的现象。所谓旷年无君，就是整整一年之内无国君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存在于鲁庄公死后，到鲁闵公即位的这一段时间。因为鲁庄公死于八月，子般死于冬十月，而鲁闵公立于子般死后。因此在鲁庄公三十二年的这一年内，虽然鲁国出现了刺杀子般的情况，但国内大局可控，鲁闵公不久便继位，所以，这一时期不会出现旷年无君的现象。
鲁国旷年无君的现象应该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呢？笔者以为，只能是鲁闵公死后。鲁闵公死于他继位后第二年的秋八月，在这之后，哀姜、仲庆父出奔，随之齐国高傒带领南阳之甲来到鲁国平定内乱。而高傒进驻曲阜的时间，是这年冬天。高傒驻扎鲁国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所谓的“美谈”，即这年《公羊传》记载的“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在高傒驻扎鲁国期间，鲁国政局基本控制在高傒手中；其二，高傒在曲阜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曲阜城墙翻修工程。由于高傒在曲阜深得人望，所以鲁国百姓“犹望高子也”。这个情况，再结合鲁僖公元年的《春秋》记载，即高傒冬天入驻曲阜，由他决定翻修曲阜城墙以及涉及此事所需的时间等，可判定公子申是不会在鲁僖公元年春天即位的。
由此，可以对《公羊传》中“旷年无君”的记载做出这样的推测：鲁闵公死于上年八月，只有到了次年即鲁僖公元年八月，才能算得上是“旷年无君”。而这个时间，与“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这次八月的诸侯之会，其核心内容就在于解决鲁国所面临的“旷年无君”问题。但是，这样的推测，必须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其一，在这之前的时间里，即从正月到八月之间，为什么没有鲁僖公即位的可能？
其二，八月诸侯之会的地点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柽与荦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其三，《左传》所说的“盟于荦，谋救郑也”与《春秋》所说的诸侯八月之会是不是同一件事？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通过《春秋》的记载可知，在八月份之前，齐桓公面临的事情不但棘手，且很多！比如“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这件事，按照《左传》记载“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的意思，则北伐救邢的这趟差事，应是齐桓公亲率大军。由于这次救邢，不但要迁邢于仪夷，而且要在仪夷，即今天的山东聊城市的西南新筑城郭的话，则以古人行军效率，这一去一回的时间，少不得半年时间。比如鲁庄公三十一年的齐桓公救燕伐山戎之行，到齐桓公凯旋归来，并献捷于鲁的前后时间，就是半年多。所以，鲁僖公元年的上半年，齐桓公是没有时间照顾鲁国之事的。也正因为这样，齐桓公才派高傒到鲁国驻扎，并通过高傒控制着鲁国的局面。
但很明显，这年七月份，齐桓公应该回到了齐国。这是因为，鲁庄公的夫人，也即齐桓公的女儿哀姜，在这之后被齐桓公亲自处置了。而处置的结果，就是把哀姜杀了用来抵命！哀姜死的时间是《春秋》所记，是这年的七月二十六日。这样的处置，齐桓公当然会听取高傒的意见。因为哀姜是公子般和鲁闵公之死的直接参与者，如果不能绝情处置，就无法赢得鲁国人的最终理解和原谅，也就无法化解鲁国国内的矛盾，包括鲁人仇齐的心理。在齐桓公看来，高傒的鲁国之行，尤其是大修鲁国城墙的善举已经赢得了鲁国人的普遍好感，如果再把哀姜处置了，则鲁国的问题就会得到更加圆满的解决。所以，在处理鲁国问题的条件具备之后，齐桓公才有时间和条件召集诸侯召开“柽”之会，以解决公子申即位鲁国国君的问题。
关于柽这个地方，也就是第二个问题，后世读者有的以为是在陈国（也有以为在宋），但笔者以为，这个地方一定在邾子国，因为邾子也参加了这次柽地会议。“柽”也就是“朾”，也就是虚丘、虚朾，大致位于曲阜以东30公里处。按照时间和距离这两个因素，齐桓公从仪夷归来，紧接着处置哀姜，然后再到邾子国组织诸侯之会，其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加之，《春秋》明载，这次柽之会，鲁僖公与会，而不与盟，这只能说明，柽之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公子申的即位问题。因为，在鲁僖公回到鲁国祭拜宗庙并正式即位之前，公子申是不能签订盟约的！
所以《春秋》所载“柽之会”与《左传》所说“荦之盟”绝不是一件事情，即第三个问题。由于《春秋》没有记载“荦之盟”，所以可以认定，这次荦之盟，鲁国不是参加国。但同样，《左传》也没有记载“柽之会”，故也可理解为，“柽之会”单纯就是为了鲁国而召开的。杜预以为，柽即荦，大约是想当然了。笔者以为荦之盟在“柽之会”之后，是齐桓公处理完鲁国事务之后举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其地点，有可能就在鲁、邾之间。
这是因为，楚人伐郑的记载在前，而“柽之会”记载在后。在“柽之会”上，郑文公是参会者，如果这期间楚国还在伐郑，则郑文公哪里会有时间去柽这个地方开会？不论柽这个地方在陈国还是在鲁、邾之间，郑文公在楚伐郑期间，离开新郑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笔者认为，郑文公是在楚国班师之后，才会赶到柽这个地方的，其目的就是向齐桓公汇报楚国的军事动态。因为，这时的齐桓公，正带领着从仪夷归来的齐、宋、曹三国之师。反之，如果齐桓公在这个时间点，继续带领齐、宋、曹、郑之师南去陈国，以谋求救郑，在军事上那就是强弩之末，而在地点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自从陈公子完入齐之后，陈国就再也没有配合过北方联盟，何况楚成王又是陈国的外甥呢！
在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之后，读者会进一步的理解，公子申的鲁国国君地位是在鲁僖公元年八月的诸侯柽之会上才获得确认的，虽然如此，这里并不是公子申真正成为鲁国国君的时间和地点。公子申要真正成为鲁国国君，还需要回到鲁国，并在鲁国宗庙中，当着鲁国大夫们的面，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活动，才能够成为鲁国国君。所以，公子申还必须从邾子国回到鲁国，并把“柽之会”的成果带回到鲁国。对于这样的关键环节和关键细节，今天的读者当然是很难加以还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是因为，在《春秋》记载中有一条“九月，公败邾师于偃。”可见公子申至少在九月份这个时间点上，还是没有成为鲁国国君的。但是，公子申究竟是怎么从邾子国回到曲阜的，还是谜团！因为他遇到了邾子国人的某种阻挠，或者是一种勒索。因为按照《左传》记载，鲁僖公这里所败之人，是“虚丘之戍将归者也”。这可以理解为，一群负责“保护”公子申的人，或者是邾子国负责控制虚丘防务的一群人，滞留甚至软禁了公子申。由于邾子国是“柽之会”的参会国，大概是不会暗害公子申的。但是由于鲁、邾之间的历史恩怨，这时的邾子国人如果想趁机勒索一下公子申，估计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时的公子申并没有带领鲁国军队，所以只有“公败邾师于偃”的记载，而没有“公率师败邾师”的记载”。自然，公子申也不会只是一个人在虚丘，至少与公子友是在一起的。但是，公子申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竟然赤手空拳能“败邾师于偃”，这的确是笔者无法想象的。不过，这个记载肯定也是真实的，至少说明了公子申的聪明和机智！并由此摆脱了邾子国人的纠缠！
总结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结论，公子申成为鲁僖公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九月份，但也不会晚于九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