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成王
鲁僖公元年，《春秋》记载，“楚人伐郑”，而在这之前，《春秋》记楚，只用“荆”，“荆”就是楚。
荆，是楚国最早的封国名，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前，《春秋》所记楚国，一直是“荆”。而楚，应是楚国自己给自己定义的国名。楚国的国名，应该最早来自楚武王时期。按照《史记》的说法，楚武王逼着随国国君到周王室那里为自己请命，随国国君来到洛阳，请周王室赐命尊楚，周桓王没有答应。随侯回去复命，楚武王大怒，因此自立为王，是为楚王。这应该是最为清晰可辨的楚国人易“荆”为“楚”的时间点。这一年是鲁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9年的事。到鲁僖公元年，已经过去了47年，半个世纪了！但鲁国一直称楚为“荆”，即使鲁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这样楚国主动给鲁国给面子的事，鲁国史官的记载照样是“荆”！
“荆”和“楚”的区别在哪里？前者是周王室分封所得，不但记录的是周王室恩典，更是君臣之别。而楚则不同，他是楚国人奋斗的结果，是自己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楚”字的国号，有可能还包含着芈姓祖先的发祥地——楚丘。据说芈姓源自黄帝之后季连，而季连就是黄帝八世孙陆终（或祝融）的第六子，与邾子国的曹姓之祖曹安那是同胞兄弟。从这点看，最早陆终六姓的活动范围，大致都在鲁国周边。尤其楚丘，据说就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即现在的梁堌堆景山遗址。如果楚国人真的存在慎终追远的心思，即把曹、鲁之间作为自己先民的繁衍创世之地，则楚国国号的意义，显然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而是包含着历史的责任以及对与未来的期许！对于这样的期许，鲁国史官自然是心有戚戚焉，因此拒不承认，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到了鲁僖公元年，鲁国连遭凶闵，旷年无君，哪里还能有直书“荆人”的些许自信！按照时间节点，如果是七、八月之间楚国伐郑，则鲁僖公还没有来到曲阜称孤道寡呢。所以，存在一种可能，九月份之前的春秋记载，有可能都是鲁僖公即位之后的补录。因为以当时的情况，不论楚国人，还是郑国人来到曲阜发书相告，大概是没有人理会的。所以，这个记载，有可能是鲁僖公与公子友回到鲁国后，根据他们在“柽之会”上得到信息而记录的。
关于楚国伐郑的记载，在《春秋》上是屡见不鲜的。在鲁僖公元年之前两次。第一次是在鲁庄公十六年，《春秋》记载“荆伐郑”，《左传》解释“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这次楚国伐郑，说明是点到为止，因为讨伐的步伐并没有到达新郑。第二次是鲁庄公二十八年，《春秋》记载“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此年《左传》记载了楚国令尹子元以六百乘伐郑但无功而返的故事。楚国经过令尹子元的这一番折腾，让楚国十分不满，于是到鲁庄公三十年，令尹子元最终被一场宫廷政变所清除，斗谷於菟成为了新的楚国令尹，楚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年，是楚成王八年，而楚成王的年龄大约已经接近二十岁这个男子冠礼的年龄了。
鲁僖公元年七、八月间的这次《春秋》记载中的“楚国伐郑”，《春秋》没有记载救郑军事行动，对此《左传》解释，是由于郑国此前倒向齐国，所以楚人伐郑。作为相关记载，即在鲁庄公二十七年，按照《春秋》记载，齐、宋、鲁、陈、郑五国再次于宋国幽丘举行会盟。这次的会盟背景，《左传》说是“陈、郑服也”，即陈、郑二国又回到了北方国家联盟之中。这也就是说，在此之前，陈、郑二国是跑到了楚国的阵营中去了的。这当然是北方国家联盟外交上的胜利。相反，这是楚国外交上的失败，更是对令尹子元内政失败的外交惩罚。
但是，虽然齐桓公在外交上赢得了陈国与郑国，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北方国家面临的形势却是更加棘手了。从外部看，南方有楚国的威胁，北方有北戎、赤狄的威胁。从内部看，北方国家内部的团结一直就有问题，比如郑国与许国的矛盾，比如卫国与周王室的矛盾，虢国与晋国的矛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齐桓公是连年用兵，比如列举如下：
鲁庄公二十六年秋，齐桓公、宋桓公、鲁庄公出兵伐徐；
鲁庄公二十八年春，齐桓公、鲁庄公出兵伐卫；
鲁庄公二十八年秋，荆伐郑，齐桓公、宋桓公、鲁庄公救郑；
鲁庄公二十九年夏，郑国侵许；
鲁庄公三十年冬，齐桓公伐山戎；
鲁庄公三十二年秋，鲁国开始内乱，高傒出兵鲁国平乱；
鲁庄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邢国灭；
鲁闵公元年，鲁国大乱，齐桓公救邢；
鲁闵公二年，鲁闵公死，仲庆父死，卫懿公死，卫国灭国，齐、宋救卫。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齐桓公虽然贵为霸主，但面临的战略压力却一点也不轻松！比如连年征战，师老兵疲，尤其在南北同时受敌，内部又各怀鬼胎的情况下，联盟内部的可用资源与战略机动能力均呈现出极大地限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从外交层面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就成为齐桓公、宋桓公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陈国与郑国参加由齐桓公主持的幽丘之盟，对时局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只有这样，齐桓公才能有能力有时间去照顾北方国家出现的危机！但是由于幽丘之盟，才会让楚国新的执政者斗谷於菟很没有脸面，因为在他执政之后，如果在楚国的盟友中，一下子少了陈国、郑国这两个重要的北方国家，显然是战略上的严重损失。因此，作为新的楚国令尹，斗谷於菟如果要在国际上展现自己的力量，就必然会选择讨伐郑国。
选择郑国的原因，一方面因为郑国是中原门户，而另一方面在于，斗谷於菟宁可选择郑国，也不会选择陈国。其中原因，除了陈国与楚国是甥舅之国之外，还在于这是楚国的外交策略。因为，如果楚国同时讨伐陈国、郑国，则必然导致北方国家的一致对外，楚国的胜算就会很小。而如果单独讨伐郑国，一方面可以观察北方国家联盟的团结程度，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试着去撬开北方国家之间关系。
所以，在鲁庄公三十二年，《春秋》记载了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记录，“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由这次梁丘之会，明显看出，楚国伐郑的可能性已经是国际议论的热点。因为《左传》解释说，“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这说明，楚国人或者已经在外交上对郑国施加了压力，或者是正在组织讨伐郑国的力量，而郑国人已经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军事压力，所以把这种焦虑传递给了齐桓公。但是，楚国人的这些小算盘并没有逃出宋桓公的洞察力，因此宋桓公请求提前与齐桓公会面，点破了楚国人色厉内荏的本质，故而才有了这次梁丘之会。因为有了梁丘之会，所以楚国伐郑并没有立即发生，而是推后到了鲁僖公元年，即三年之后。
这三年时间，给齐桓公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战略机会。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楚国人就是在这三年中的任何一年讨伐郑国，齐桓公还能有时间救邢、救卫，还能有时间迁邢封卫吗？尤其在鲁国大乱的背景下，齐国还能按部就班的平定鲁国之乱吗？那么为什么楚国没有在鲁庄公三十二年出兵伐郑呢？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鲁庄公三十年的楚国内乱也是一场大乱，其内伤也是很重了，斗谷於菟在平息内乱之后，必须争取时间恢复国力。在这种情况下，宋桓公断定，以当时的楚国，其所谓的伐郑，多半是空言恫吓，难以成行呢！
由此可见，宋桓公不但了解楚国的内部情况，也清楚齐桓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北方联盟，只要陈国不站在楚国一边，只要许国不因郑、许矛盾而助楚，楚国伐郑救很难成功。这是因为，楚国远道而来，少了沿途的国家的资助，必然很难持久用兵。尤其如果郑文公与楚国展开运动战的话，楚国是很难拾到便宜的！弄不好，一败涂地也是有可能的。
正是因为有了宋桓公这样的预见，齐桓公才可消除后顾之忧，并不顾楚国出兵中原的威胁，一心去经营北方国家所面临的灾难性局面。因此，鲁僖公元年的楚国伐郑，试探的性质要多一些，甚至犹如鲁庄公十六年的那次伐郑一样，兵临郑国栎邑就回去了。这是因为，陈国、许国并没有因为楚国的威胁而有所犹疑，郑国更没有因为楚国的讨伐而有所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斗谷於菟达不到威胁与分化北方联盟的效果，就不会屯兵坚城之下，做无谓的讨伐。
以上，大概就是鲁僖公元年楚国伐郑的基本态势。至于荦之盟的地点，应该就在鲁国周边，但绝不是“柽之会”的那个地方。当然，更不会是陈国宛丘附近的地方。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荦”地所指，就是古代荦城，在山东聊城附近。荦是杂色或多色之义。古人要举行盟会，一般都会登高筑坛，比如最好就是山丘之上，这里与神灵更加接近。所以笔者推测，如果是聊城附近，其地理特征大概存在丹霞地貌特征。如的闲暇，能够亲临访问，一探究竟，余之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