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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后不久，孙中山在河内的住所为清吏所悉，清廷许以重酬，要求法国殖民当局将孙驱逐出境。
孙中山离开河内，到新加坡亡命，领导新加坡分会的活动。
1、再次被驱逐出境由于英、法、日三国都曾驱逐孙中山出境，他根据自已的体会，比较三国在对他的态度上的异同。
他认为，在北京政府看来，英国最强硬而对之有所畏惧，孙在英属各地，不论用什么手段向英国提出逐孙，英国均可以亡命客为借口而加以拒绝。
对于法国，则认为它既强且智，对之有所尊敬，但其玩弄外交手段，表面虽然强硬，而诱以利，则逐渐可以接受要求而加以驱逐。
至于日本，据孙中山判断，清政府认为日本易与且最易受骗，因而最易对付，只要清政府一开口，它便不提任何条件，立即将孙逐走。
孙中山认为，这不是外交拙劣，即为当局愚钝，日本兵力虽强，又何足惧？他本人竟成了比较三强国最好的准尺，实在不胜荣幸之至。
这些评论，虽有一些道理，但实际并不反映此三国强弱或在对孙问题上的态度。日本对中国采取“保全”政策，自不能公开支持中国革命党。日本外交也不是什么拙劣或政府愚钝，它对华实际是搞两面政策，留有余地。这个政策，既可从日本礼送孙中山出境看出来，也可从日本政府封禁《民报》看出来。
2、《民报》封禁事件1908年10月19日，日本警视厅下令禁止《民报》出版。先是，10月10日，章太炎编辑的第24号《民报》印行，内有邹伯夔写的《革命之心理》一文，被日警方指为有提倡暗杀扰乱治安嫌疑，于是禁止该刊出版。
但这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实是日本外交的需要。当时清政府派唐绍仪赴美，拟与美国缔结盟约。
唐氏经过日本，讽驻日清使向日方交涉，封禁《民报》。日本当局权衡利弊，深感若中美约成，将大不利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故应清使之请，予以禁止。
事情发生后，章太炎等人以日方理由不充分，曾由宫崎寅藏代延日本律师多人提出诉讼，但不获胜诉，终于被禁。
翌年，汪精卫等人在东京曾秘密出版第25号、第26号《民报》，假托在巴黎濮侣街4号为总发行所。此即被章太炎诬为“伪民报”者。出了这两号后，没有再出下去。章太炎、宋教仁谋将报社移往美国，亦不果行。
这样，东京本部便没有宣传喉舌了。
《民报》被禁止引起留东学生与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日本官方承认，清国革命党为此产生对日本政府的怨恨。
《民报》被禁止发行时，孙中山在南洋发展组织、筹款，并撰文与保皇派论战。
他对《民报》之被禁止持何种态度，迄未见评论。当然他希望继续办下去。
1908年3、4月间，黄兴、黄明堂等发动河口起义，最终仍归失败。黄兴于7月下旬经新加坡回到日本。《民报》被禁事发生，黄兴托宫崎寅藏延请律师辩论。宫崎还在刊物上连载《孙逸仙传》，继续宣传孙中山。
由于宫崎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日本官方又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因此，希望通过宫崎了解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此时，神乐坂警察署长本堂平四郎曾企图收买宫崎，被宫崎殴打。
孙中山十分同情宫崎的处境，在1911年3月，他还从美国给宫崎邮去100日元，以帮助解决一些困难。
3、慈禧太后之死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对于清廷大丧，造成权力真空随后将出现的形势，日本政府当然是极为重视的。
保皇派曾希望摄政王除掉袁世凯，但他们未能如愿，不能回国参政。革命党在东京的领导人以缺乏经费，也不能有所行动。
孙中山本人也叹惜“财力不足赴之于目前”。
这时清廷和日本政府都十分注意孙中山的行踪。
当时盛传孙中山到达日本。11月17日，中国驻日公使馆致日本外务省一份照会，通知孙文已抵日本。日本方面为此致电驻新加坡领事铃木荣作，了解孙中山动向。经查明，孙确无赴日之事。
10月间，为筹措资金，曾致电在暹罗同志。11月20日，孙乘德船赴曼谷。因暹罗政府对他滞留深为不悦，仅许停留15日，于本月14日再赴新加坡，认为该人到东京之说不实。
事实是，孙中山在1908年设同盟会南洋支部于新加坡后，看到会务难有较大发展，便于1909年5月19日去欧洲，作第四次环球旅行，以解决财政与外交问题。
4、无政府主义与第二次倒孙风潮1909年6月20日，孙中山抵马赛，转赴巴黎。8月7日到达伦敦。11月8日抵纽约。清廷接连遭到光绪与西太后去世的打击，但是，革命党人未能利用这个有利局势。
在东京和南洋，章太炎、陶成章分别攻击孙中山，即发动被孙本人称之为“东京暗潮”的第二次倒孙风潮。
第二次倒孙风潮的发生，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仍然有密切关系。
在第一次风潮发生之后，在幸德秋水等人帮助之下，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
这个讲习会实际是研究和宣传无政府主义。
出席成立会的有90余人，幸德秋水作了长篇演说，他介绍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派分歧：平和派属马克思，激烈派则属巴枯宁。他强调“政府为万恶之源”，呼吁中日两国国民合作，“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经常参加讲习会的日本人，还有堺利彦、大杉荣、山川均等。
中国人方面，则有张继、刘师培何震夫妇、章太炎、汪公权、陶成章、景定成、乔义生等。
1908年1月，张继因参加日本人的金曜讲习会第20次会，为日警通组，逃往巴黎。章太炎在4月间又因与刘师培夫妇冲突，搬出讲习会。11月，刘师培夫妇返国。作为一个无政府派别，在东京中国人中间已不复存在。
陶成章在1907年1月4日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中的浙江分会长。他来往于国内与东京之间，在东京，参加发起亚洲和亲会，也参与一次倒孙活动，随后又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活动，他从《民报》第18号至第23号上，不断刊录宋明杂史遗事，并继张继主编《民报》，“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以激动感情，不入空漠”。
他的编辑方针，不妨认为是主要以原光复会宗旨为宣传要点，着重鼓吹民族主义。
他在1908年春夏间返国拟设“革命协会”，即是搞五省会党联合，保存会党色彩，革命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经济上是“土地公有”，不生贫富的阶级。
他就是带着如此严重的会党意识与无政府思想，以同盟会新成员的身份在总部高层活动的。
当他在1908年9月赴南洋群岛筹划经费，携带章太炎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前往而未能售出之后，与孙中山矛盾日益激化，也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5、章太炎与孙中山论战在《民报》被封禁以前，经费已经十分拮据。被封之后，章太炎力主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续出，可是他要求孙中山支持，而孙正忙于处理安置河口之役败后，被送往新加坡的数百名战士而无力帮助，章太炎以为孙中山故意不理，谓“《民报》被封，猝谋迁徙，移书告急，一切置若罔闻”；至孙（中山）“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他既认为孙中山等人不支持《民报》，不甚顾东京同志，而又认为孙、黄在边境发动是“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此外，章、陶等人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后，在革命、光复、政体、土地制度等方面与孙中山思想之歧异（即所谓民族、民生之说殊），彼此之间的误会又莫由疏通，积渐而成怨恨，矛盾便日加尖锐了。
陶成章在南洋募款，以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提出“中央革命”，在江浙或华北地区发动起义。
章、陶的分裂活动，日形显著，在汪精卫《民报》第25号出版后，矛盾更公开化，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无所不用其极，谓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十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意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
陶成章也说，太炎大恨孙文，因彼等欲窃取《民报》。
对于章、陶等人的攻击，孙中山没有沉默。
10月22日，他致函布鲁塞尔王子，告以“陶成章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对本人大加诋毁，不留馀地，该地人心颇为所惑，此事于联络华侨方面，大有阻碍”。
据孙说，究其原因，是“陶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意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
对于这种状况，孙中山十分忧虑，认为从外人观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可为浩叹！”
10月下旬，他又致函伦敦吴稚辉，详细记述庚子前、后筹款开支，以及其兄孙眉为支持革命而破产情形，批驳陶成章攻击他藉革命以营私的诽谤，要求吴稚晖据以写成长文，公开发表，以正视听。
11月中旬，孙中山又复函张继，拒绝所谓要孙“退隐深山”、“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的两个要求，从革命需要出发，说明自己的主张。
张继原来在日本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为日本当局所不容，由程家柽提供500元旅费，于1909年3月19日出发去巴黎。这次党内纠纷，不论是陶的反噬或章的发狂攻击，孙中山都坚决予以反击，认定“俟此恶潮一过，则人心必能再合”，“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哄，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
6、黄兴的支持在这场斗争中，黄兴明辨是非，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他在复孙中山、致巴黎《新世纪》社及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等各函中，明确表态。
11月7日，他函复孙中山，从在东京亲身了解到章、陶二人的活动，指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与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
他表示：“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
黄兴以副党魁的身份表态，对澄清事实真相，维护党内团结，尽心尽力，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外，吴稚晖与孙中山频频通信，吴利用其在巴黎主办的《新世纪》杂志，辟谣、辨正，呼吁和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章太炎、陶成章的分裂行动影响了同盟会工作的发展，但各地的工作并未停顿。
1909年10月，成立了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香港支部，统筹南方起义的准备工作，开始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黄兴等人在东京，得到宫崎寅藏、三上丰夷等日本人的支持。
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减少，东京党势也处于低潮阶段。孙中山于是在欧美游历，做留欧、留美学生的工作，在国内，已转向做新军工作的阶段，边境起义，如果再发动，也不过是让人民不忘革命党罢了。
这时日本挟其战胜俄国的余威，将沙俄势力逐出南满之后，极力巩固和扩大在华侵略势力。
1909年2月6日，伊集院公使向外务部提出东三省6项交涉，即新法铁路，大营支路，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抚顺烟台煤矿，安奉铁路沿线矿务及所谓间岛问题。
这些悬案，经中国方面退让，满足了日本要求，总算和平了结。
日本在这基础上，于1910年7月同俄国订立第二次密约及协定；8月，吞并了朝鲜。
日本侵略者当然并不以此为终点，继续其大陆扩张。但从当时条件下，维护一个软弱的清王朝是必要的。对于在东京的革命党，其活动自然是以不刺激清政府为原则，所以，尽管孙中山再三要求返回日本，日方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拒绝，3年后可以回来的承诺，便事实上取消了。
7、孙中山想留居日本有多难？孙中山通过日本朋友的疏通，终于得到答复，改名可以通融。1909年11月8日，孙中山抵纽约；翌年1月18日，抵芝加哥；2月1日，抵三藩市（旧金山）；3月28日，抵檀香山。
在这期间，国内形势也发生急剧变化。1910年1月25日，黄兴离日本赴香港，策划广州新军反正，临行致书萱野长知，托为筹款。29日抵港。赵声亦从南洋来港。2月4日，黄兴急电宫崎，请派军人前来。12日，倪映典等人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旋败。
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成立光复会东京总部。3月底，汪精卫等人在北京谋刺摄政王，事泄被捕入狱。
3月25日，他曾致函官崎，希望犬养毅、头山满能协助他再到日本。4月，宫崎赴香港，肯定研究了革命党领导人集中在日本以研究重要计划的事，从而促成孙、黄、赵声等赴日本。
寺内与中国革命党人的联络，当然不是为了支持他们的革命排满事业。黄兴与孙中山事先有约，6月7日，他秘密抵日，由宫崎安排，化名李经田住在日本朋友开设的横滨西村旅馆，等候孙中山的到来。
5月30日，孙中山乘“蒙古”轮离檀香山赴日本。
6月9日，他从船上致电池亨吉，告“明十日请偕宫崎同来横滨蒙古船上一晤”。日本警方这时完全清楚孙中山来横滨之事。
6月10日早上，孙中山抵横滨，登岸后住进旅店福岛屋。当宫崎赶到时，池亨吉正与水上警察署长争论，该署长最终同意办理入境手续。
孙中山此次上岸无阻，但能否居住却颇费周折。刚到横滨，被水上警察认出，也可能被中国公使馆的人看到了。所以，登岸不久，中国公使馆即电话询问外务省，孙文是否到来？外务省答以不清楚。
但这时横滨水上著察署长却例行公事，向内务大臣报告，说Dokans即是孙逸仙，已由“蒙古”轮到港，请示如何办理。这样，日本政府便不能推说不知了。只能在准留与驱逐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据说，日本内阁曾专门研究了这件事，讨论了两个钟头，外务大臣颇有难色，陆军大臣则甚表同情，其他大臣赞成陆军大臣之意，遂准留。但警方对清使馆的答复不能明白表示准留之意，故下令横滨警察长，劝孙中山离开。警方明白政府的意思，便劝孙出境。孙答应第二日离开。
于是，6月11日即离开横滨地面，到了东京。这样，日方对清使馆就可以回答说，孙逸仙由横滨警察劝令他去，已离境。
东京小石川的警察，对孙中山分外亲切，除全力警卫之外，还帮助找房子。孙中山对他的被允许居住感到满意，并产生幻想。
在给檀香山同志信中，他欣喜地写道：
“此次日政府如此委曲优待，真出意料之外，诚为日本政府向来待革命党未有之奇典也。今后吾人在日办事，必得种种之利便。故弟欲即行设立秘密机关于东京，以为联络及统一各省团体之行动，使归一致，免再有长沙等处排外之举，则他日大举必能收无量之效果也。”
但是，这种乐观态度是一厢情愿的。自他抵日之后，中国公使馆不断与外务省交涉。
外务大臣原无意留容孙中山，但也不愿过分伤害中国革命党人。
孙中山以Alha(阿罗哈)化名租了房子，缴了押金，办完各种手续，计划在24日住进去。但到23日，小石川警察署长突然到宫崎家访问孙中山，密令他于25日离开日本。
孙中山明白这是无可商量的事，乃决定24日即行离开。
当日，孙中山转往赵声住所。25日，由萱野长知陪同，到神户，乘“安艺丸”赴新加坡。7月11日抵达该埠。
如果根据孙中山本人的说法，此行仅是作短期停留，商量近期工作，那么，这次使命并未完成。
因为抵日后他改变计划为作长期居住，设联络各省的秘密机关，结果未能实施会议计划，尽管黄兴、赵声也从香港来了，他也见了宋教仁、谭人凤，却未能正式开会，反而与谭、宋关系恶化。
孙中山离日之后，黄兴成了日警注意对象。因为黄兴成了日警严重追查对象，不能再潜居日本，只得于17日离开东京赴香港，东京党务仍呈无人主持状态。
8、为何寻求日本支持？日本当局又一次使孙中山失望。他只得来到南洋，于7月11日抵槟榔屿。他一面通知各地负责人到槟榔屿开会，一面来往于槟榔屿、新加坡之间。这时他与新加坡同志的关系趋于冷漠，至使11月13日槟榔屿会议甚至没有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参加。有黄兴、胡汉民、赵声及南洋各埠代表参加的槟榔屿（庇能）会议，决定发动广州起义。为此统一思想，措集款项，分头准备。
1910年12月6日，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以孙中山“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出境。在南洋各属已无立足之地，他只得前往欧洲，续谋发展。
1911年2月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请他运动陆军大臣寺内正毅，若能在日本居住，则交通北洋陆军甚为利便，希望能即时回日本。
但他也怀疑日本军人是否能支持他：
“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中国，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如其不然，则陆相之运动，必然有效也。弟将以此占贵国之政策焉。”
寺内是陆相兼朝鲜总督，是大陆扩张的主持者之一，他任朝鲜这块殖民地的总管，下一步即欲并吞中国，孙中山既明其底蕴。所幸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党人尚不屑一顾，否则，后果真是无法设想。
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援助，能否实现，他毫无把握。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也不能说对日本侵华没有什么感觉。
1911年2月15日，他在加拿大温哥华收到宫崎来信及附邮的《东亚义会会则》以后，“喜极欲狂”。他经过欧美各国，了解英美政府均怀疑日本有大野心并吞中国，孙本人也不能不怀疑日本之政策实在如是。
但是，他却居然相信寺内陆相、陆军将校及民间人士同情中国革命，以为“东亚义会”成立，则中国革命可以无忧。
成立这么一个“民间组织”，怎么能使革命前途乐观呢？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日本“民党”最终能战胜“政府之野心”呢？
大隈重信，是“民党”领袖，按孙中山意思，是犬养能左右之的人；但是，他上台以后，不是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吗？
至于寺内，他上台后推行援段政策，使孙中山第一次护法化作泡影。日本“民间人士”，在日本称之为“民间有志”者，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这个“民间有志”者实际是大陆浪人的同义词。
将中国革命希望寄托于日本将校及“民间人士”，即使胜利了，也无法预料未来是什么样的前途。
对日本认识如此，对当时与日本一起奴役中国的欧美列强，他又如何看待呢？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他给同志写信，分析形势说：
“又经羊城一役（黄花岗起义）之后，外交亦易入手。弟曾着人直说美国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说彼中权要，想必能得当。法国政府，则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党今日可决英、美、法三国政府必乐观吾党之成事，则再举之日，必无藉端干涉之举，且必能力阻他国之干涉也。”
从迄今为止的中外记载中，尚未能发现孙中山曾派遣谁于何时去游说英、美政府，或有何反应。但至少可以确定，当时欧美列强并无乐观中国革命成功的任何迹象，至于到时是否干涉，这是仍无法预料的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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