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历史事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城，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对南京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残酷的血腥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分散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

日军在杀戮的同时，还大肆奸淫妇女，无数妇女被奸淫，无数住宅、商店、工厂机关学校、仓库被抢劫、焚烧、破坏，全市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化为灰烬。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在日本当局策划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战犯直接指挥下制造的。这场屠杀事件发生后，当时就震惊中外，受到国际人士的谴责。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战争犯罪，构成了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判处对这一暴行负有直接罪责的松井石根以绞刑，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另一名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死刑，使给南京人民造成空前灾难的日本战犯受到应得的惩罚。

12月7日，松井石根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要领》，并通告日军各师团，进城后分区“扫荡”。

12月10日下午，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发动总攻。

12月13日晨，日军第六、第一一四师团从中华门率先侵入城内，接着日军第九师团攻入光华门，第十六师团从中山门突入，午后2时，日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而上，抵达下关。午后4时，日国琦支队沿长江北岸攻至浦口。南京遂告陷落。

日军进城后逢人就杀。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于12月13日即南京城陷落的当天，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赶至一隅全部处理之。”

所谓处理就是屠杀。

“杀掉全部俘虏”这个命令，在侵占南京的日军全军上下都贯彻执行了，就是在这道命令下，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发生了。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采取恐怖手段，“严惩支那暴民”，迫使中国屈服的这一侵略政策及其野心的结果，也是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根本动机。

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10日判定：“日军对南京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实施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团体收埋者15万人以上，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

12月13日，日军进入了南京——这座昨天还在誓死抵抗的城市。随即展开了疯狂的屠杀，一场前所未有的惨案就此降临。日军的屠杀分为集体屠杀和个人屠杀两种，集体屠杀是为“威慑中国”，个人屠杀则是为了发泄，为了满足兽欲，或者仅仅是谋财害命。

尽管城中还有少数不愿投降的中国军人在顽强抵抗，但他们力量分散，又缺乏统一的指挥，无法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在日军进城后被逐个击破。此时唐生智此前一系列错误决策的后果显露无遗，大部分士兵或逃跑或投降，都成了待宰的羔羊。

在南京下关中山码头北边大约400处，靠近江边有一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该纪念碑由三个人形的支柱架起一个洁白的大花圈组成。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

纪念碑的碑文为：中山码头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当时避居国际安全区之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者，共达万人以上。其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傍晚，日军从避居于原华侨招待所之难民中，捕获所谓有“当兵”嫌疑者五千余人，押解于此，用机枪集体射杀后，弃尸江中。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又从避居于大方巷之难民中，搜捕青年四千余名押解至此，复用机枪射杀。在此先后，日军还于毗近之南通路北麦地和九甲圩江边，枪杀我难民八百余人。悲夫其时，码头顿成鬼域，同胞罹难枉死，其情惨矣！呜呼，政闇国弱，何可安全？欲免外侮，惟赖自强。今虽时殊势异，仍当“前事不忘”。爰立此碑，勖勉后人，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6日，南京大屠杀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中山码头在上新河的东北面，是渡过长江最重要的渡口。日军占领中山码头以后，立即用机枪对这里逃难的平民进行集体屠杀，接着将尸体直接丢入长江内，借此毁尸灭迹。

由于码头的空间较大，交通也比较便利，也成为日军屠杀城内平民的一个屠场。

南京保卫战结束以后，日寇频繁进入拉贝等外国人主持的国际安全区，将上万名平民男性抓捕后押解到中山码头集体枪杀。

大屠杀幸存者刘永兴回忆：12月14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向我和弟弟挥了挥手，要我们跟他们走。一个汉奸翻译官对我们说，要我们到下关中山码头去搬运来的货物。我们不敢不去，同时出来的还有我家附近的30多个人。我们先被带到一个广场，天将黑时，场上坐满了人。日军叫我们6至8个排成1排，向中山码头走去。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一路上，我们看到路旁有不少的男女尸体。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我感到情况不妙，可能要搞屠杀。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人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井正刚则回忆：中山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50到100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一列，一阵机枪扫射，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酱汤色的扬子江，还有哑剧般的寂静，冲击着我的灵魂。

今井正刚尚人性未泯，将目睹惨状发回日本国内，希望可以通过《朝日新闻》进行报道，很可惜他的报告被压下不予发表，直到战后，原件才逐渐公诸于世。其中一段经过翻译之后，内容如下：站在中山码头的高处，我看到一片黑乎乎的尸体堆积如山。负责处理尸体的“苦力”，机械地将尸体一具接连一具地抛向江水深处，他们谁也不说话，只是机械地工作着，像是在演一场哑剧。码头上到处闪烁着微微的光亮，那都是血。一次性“处理”掉这么多人，真是世所罕见，那些被处理掉的都是青壮年，一个人死去，意味着一个家庭被毁掉，这样的惨剧，到几时才能结束？

在中山码头一线，日军还四处搜索虐杀平民，手段狠毒残忍。

幸存者姜根福回忆：我们一家原有八口人，父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本来我还有个大姐，因为家里太穷，早已送给了人家）和我，全家原来住在下关长江边的一条破船上。我原来不姓姜，姓徐。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为了躲避日军，父亲带我们暂时到乡下去躲一躲。我们把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靠近中山码头的石梁柱，小船漏水了，无法继续划行。我们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岸边虽然有十多间比较好的房屋，居民都逃走了。这里容易被日军发现，我们也不敢住。

为了隐蔽一些，父亲带着两个姐姐，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兄弟，分开躲进芦苇丛，相隔一百米左右，以便照应。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饿得慌，哭着要吃奶。这时，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就拉出去要强奸。母亲抱着弟弟反抗，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从母亲怀中夺过我的小弟弟，当场就摔死了。母亲冲向已被摔死的小弟弟，日本兵从背后向母亲开了两枪，把母亲打死了。

日军走后，父亲找来一些木板和草席，把母亲和小弟弟埋在堤岸边。因为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仍在芦苇丛中躲藏。第三天，日军发现了我父亲，又将他抓走，从此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天，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十一岁的二姐，竟要强奸她。二姐逃跑，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被日军抓住了。二姐连骂带踢与日军拼打，一个日本军官拔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往下劈成两半！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军枪杀了我母亲，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二姐，又抓走了我父亲，使我家破人亡。我们姐弟四人失去了依靠，成为孤儿，过了好多年的流浪生活后我和两个弟弟被人收养，我改姓姜，两个弟弟一个改姓杨、一个改姓戴，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

日军进城兵力约50000人，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6日，南京中山码头寒风呼啸，日军已经在这里准备了数挺机枪。而向这里缓缓前进的队伍，是5000余名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他们本来躲藏在“安全区”华侨招待所里，日军却肆无忌惮地直接冲进安全区抓人，将这5000余人尽数赶出。

当时的南京极为寒冷，这5000余人中有的人却只穿着单衣，瑟瑟发抖。但日军可不管这些，他们将所有人双手反绑，列成队伍，驱赶着他们向中山码头前进，稍有落后的就会被刺刀刺死。这5000余人就这么在数十名日军的押送下向着必然的死亡之地前去。

也许他们中有的人依然抱有幻想，觉得日军不至于大开杀戒。但日军扫射的机枪终结了这一切，在刺耳的射击声中，5000余人尽数倒下。只有两人在中弹后勉强游到了对岸，逃过一劫。其余人都被日军抛进长江，毁尸灭迹。

南京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曾回忆道，在他们被押往屠杀地点之前，有人曾提议：“我们要是去了肯定是个死，与其让他们都杀了，还不如拼一把，就算十个换一个，大多数人也能逃命。”然而没人理他，最终除了几个人幸存之外，其余人都被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