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与欧美列强签订各式各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除了大批有识之士看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之外，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有海无防会严重威胁到其对于整个国家的统治，为此，便下令兴办水师，以御外海之敌。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办，晚清末期的中国先后共创办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近现代化的水师，其中又以“北洋水师”的实力最为雄厚，除了拥有两艘吨位最大的铁甲舰之外，还配备了多艘从国外进口的先进巡洋舰。

但对于清政府来说，他们只能花钱买这些来自国外的先进军舰，但怎样维护、怎样操作以及怎样训练军舰上的士兵，这一切跟近现代化海军有关的东西还都要请教西洋人来进行教学练习。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北洋水师当中有众多高薪聘请而来的洋教官，而本文将要讲述的内容便是定远舰上的洋人琅威理（Lang William M 1843年1月19日——1906年12月15日）与管带刘步蟾关于升旗之争。

似乎在琅威理的人生中就已经跟近代的中国海军结下不解之缘，早年的琅威理在14岁就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学习，16岁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队实习，此后一直任职于英国海军。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由于清政府此前的“亨利・华尔购舰”事件的缘由，此次清政府恭亲王奕䜣则委托在广州任职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返英准备购舰事宜，这也就是后来的“阿思本舰队”。

为此，英国政府当即展开了造舰事宜，并希望通过这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来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同治二年（1863年），20岁的琅威理作为“阿思本舰队”的一员第一次来到中国。但由于整个“阿思本舰队”是英国政府用来密切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也就是说清政府对于花巨资购买来的“阿思本舰队”根本没有直接管辖权，而整个“阿思本舰队”以及阿思本本人也拒绝接受中方相关政府人员的直接管辖。

就此，中英双方不欢而散，最终整个“阿思本舰队”以清政府亏损七十多万两白银而告终。而朗威理原本可以在中国海军中第一次任职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在跟随“阿斯本舰队”回到英国之后，琅威理又继续在英国海军中任职。

时间转瞬即过，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通过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船厂订购了四艘小型“蚊子船”，分别于光绪二年（1876年）和光绪三年（1877年）交付给中国。时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又请琅威理率领舰队前往中国，在到达中国之后，琅威理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接受了英国政府派遣，在香港等地管带军舰，这也是琅威理第二次来到中国。

期间，在光绪四年（1878年）琅威理又被任命率领清政府从英国新订购的四艘大型“蚊子船”前往中国天津，在完成此次任务之后便继续折返回英国。但他的此次中国之行却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李鸿章开始委托在英国的驻英公使曾纪泽为北洋水师寻找一名合适的外籍教官，在经过赫德、金登干等人对朗威理的极力推荐之下，李鸿章在看过琅威理对海军的几次调阅操演之后，也与他商谈回国之后向英国海军部请假来中国工作。

光绪八年（1882年），在经过几年与英国海军部的互相调停之后，琅威理便来华任职，为北洋水师总督察，并授予提督衔，实则是徒有虚名，授提督衔只不过是加以虚荣罢了，北洋水师真正的提督之权还是牢牢掌握在丁汝昌手中。

在琅威理任职期间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8月，北洋水师在日本与岸上的警察平民爆发冲突，史称“长崎事件”。此时的琅威理认为北洋水师的实力远胜于日本海军，应该占据优势立即向日本海军发起进攻，便随即发报请示李鸿章力请此时对日开战，但李鸿章拒绝了他的要求。

此后，琅威理又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接受李鸿章的调遣，前去英国和德国接收新式巡洋舰“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前往厦门与丁汝昌会合。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以丁汝昌为提督、琅威理为副统领，期间琅威理一直想全面控制舰队，但清政府出于对他的不信任，舰上的官兵也对他的严厉要求感到极其不满，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3月琅威理与北洋水师的矛盾开始激化，最终愤然辞职。

刘步蟾是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旗舰管带。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光绪三年（1877年）第一批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30名学生乘坐船政局“济安”号从福州启程前往香港中转换乘外轮前往欧洲留学。当时的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主要留学地点是英国和法国，前往英国留学的则是驾驶学堂驾驶专业的毕业生，而前往法国留学的则是制造学堂制造专业的毕业生，而刘步蟾则属于前者。

对于刘步蟾的评价，《海军实纪》一书对他年少时的情形作过这样的概括：“幼颖异，少沉毅，力学深思。及长，豪爽有不可一世之慨。”

刘步蟾

这批长着长辫子的中国学生开始踏上了前往海外的留学之路，船首先停靠在了法国的马赛，制造专业的学生便在此下船准备去法国学习制造，而剩余的驾驶专业的学生则继续前往英国伦敦。与刘步蟾一同前往英国学习的有后来的北洋舰队左翼总兵林泰曾、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北洋舰队“靖远”管带的叶祖珪、“经远”管带的林永升、“济远”管带的方伯谦、“超勇”管带的黄建勋、“康济”管带以及后来曾任海军统制、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的萨镇冰、“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人。

其中，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在内的三人在抵达伦敦之后，就直接被派往英国地中海的铁甲舰上实习，其余九人则参加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结果以严复为首的六人通过考试被录取，其余落选的三人最后也被派往英国铁甲舰上进行实习。

光绪五年（1879年），经过英国海军部的考核，刘步蟾等人以优异的成绩回国。并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被派往德国驻厂监造“定远”、“镇远”、“济远”三艘军舰，期间又学习研究枪炮、水雷等技术，光绪十一年（1885年）秋，刘步蟾等人将“定远”为首的三首军舰顺利接驶回国，在天津的大沽口港内，刘步蟾当即被任命为“定远”号铁甲舰的管带。

在黄海海战中，刘步蟾又代替受伤的提督丁汝昌来指挥全舰官兵，反击日本舰队，多次创伤敌舰。次年的威海卫保卫战中，刘步蟾英勇抗敌，面对北洋水师当中诸多官兵逼迫提督丁汝昌与其投降，但都被刘步蟾毅然拒绝，在下令炸沉自己亲自赴厂监造的“定远”号铁甲舰之后，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之中，服毒自杀，时年四十四岁。

事情发生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洋舰队停泊于香港过冬期间，一日，提督丁汝昌因事率领部分海军将士出巡海南。按照惯例，旗舰“定远”上撤下了丁汝昌的总督旗帜，取而代之挂上去的则是刘步蟾的总兵旗来代替。

琅威理‍

琅威理见状，便发火大怒，质问刘步蟾说：“丁提督虽去，但我还在舰上，为什么要撤下提督旗”。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兼任旗舰管带刘步蟾就此次撤旗事件与外籍顾问琅威理展开了激烈争执，刘步蟾说，根据《北洋水师章程》规定，仍然坚持悬挂总兵旗，并不愿意升起提督旗。最终双方互不相让，于是便告到了一手创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那里。

在李鸿章看来，他认为整个北洋水师管制只有一个提督、两个总兵，提督因事离舰，那么必然要升起来的便是总兵旗代替，而并不是像琅威理认为的那样，还依然悬挂提督旗。琅威理因此事感到倍受侮辱，恼羞之下，愤然离职而去。在此次升旗与撤旗事件中，李鸿章支持了刘步蟾的所作所为。

回国后的琅威理在英国政府面前宣传了他在北洋水师受到了侮辱的经历，为此英国政府决定撤回在华所有的海军顾问，并决定不再接受任何来自中国的海军留学生。

对此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由于琅威理日常训练时要求过于严格，执行军纪又严格，引发了北洋水师官兵的不满，因此林泰曾、刘步蟾等高级军官故意排挤他。还有一些人更是认为正是琅威理的辞职，导致北洋水师军纪败坏，这也是后来甲午海战时不敌日本海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海军参谋本部内部在甲午战争前发行的《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有专门章节，对北洋水师的军纪和纪律的一个总结，其中结论和上述观点并不一致。

作者安原金次根据自己和北洋水师实际接触的感受，认为北洋水师士兵们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平日极少离舰上岸，在其他清军中常见的酗酒、打架等违反军纪行为也极少看到，虽然还有赌博等陋习存在，但是已经较旧式军队有了极大改善。

另外在人事管理上，安原金次也指出北洋水师对于招收水兵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年龄、身高、文化程度都有一定要求。虽然实际执行时，依然不免存在一些人情关系，有一些未达标者靠着亲友、同乡关系入选，但是总体来说士兵的素质有相当的保证。

因此综合来看，所谓琅威理走后，北洋水师军纪败坏一说颇值得怀疑。很有可能只是北洋水师甲午战败以后，作为失败者被人主观抹黑或者是以讹传讹而成，并不能轻信，还是需要综合历史史料加以分析。

除了琅威理的这次离职事件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对此次事件倍受关注，那就是之前极力向李鸿章推荐琅威理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赫德认为，如果琅威理不来中国的话，北洋舰队的整个控制权可能就会落入到德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手中。换句话来说就是，琅威理除了成为整个北洋舰队的军事顾问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他同时也代表整个英国政府来掌控和操纵整个北洋舰队的大权而来。当琅威理不满足于受丁汝昌统领之下时，赫德曾一度劝导他要顾全“大局”。

当光绪十六年（1890年）6月，琅威理愤然离职过后，赫德曾坦白，琅威理的离职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打击，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力争将整个北洋舰队置于英国手中的愿望，也就此落空了。

琅威理

很显然，琅威理除了作为北洋舰队的外籍军事顾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为英国海军的人员帮助英国政府控制整个北洋舰队。但由于刘步蟾对于琅威理关于升旗之争的坚决抵制，迫使其不得不辞职，而英国政府利用琅威理来控制整个北洋舰队的设想也就此破灭。

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曾这样评价琅威理，“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甚至在整个北洋舰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丁提督，就怕琅副将”的说法。由此可以见得，对于整个北洋水师的管理与训练，琅威理是非常尽职尽责的，毕竟琅威理早年就读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在来中国任职期间，又一直在英国海军工作，所以对于琅威理所管辖的北洋舰队士兵，完全是按照英国海军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的。

再由于琅威理出身于英国皇家海军，对于提督丁汝昌来说也非常赏识其专业的海军的知识。例如在中日长崎事件中，当时的北洋水师完全有能力一举消灭停泊在长崎军港内的日本海军。

其次，琅威理的离职也迫使英国政府撤走了所有位于中国的海军顾问和拒绝中国留学生来英国海军学习，这一点也对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琅威理的离职一方面造成了如上诸多的损失，但换言之，也避免了英国政府想借助安排在中国海军中的诸多英籍军事顾问来控制整个北洋舰队，例如此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

刘步蟾

所以，总体来说，关于琅威理与刘步蟾的升旗之争有好有坏。但如果琅威理没有因升旗之争而离开北洋舰队，那么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至不至于惨败到全军覆灭，或许会出现另外一种结局。

黄海海战后，随着汉纳根离开北洋水师，李鸿章不得不再度寻找总教习的替代人选。这个时候有人想起了曾经因为“撤旗事件”而离职的琅威理，虽然说这个时候去找他多少有些丢面子，不过战争的局势让清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个可能。11月，清德宗下旨命赫德联系英国驻华公使和在伦敦的金登干，设法让琅威理重返北洋水师：“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在本年战事未能得力，亟应力加整顿。着总税务司赫德传谕琅威理迅即来华，以备任使。”

从这份圣旨看，清廷还是想竭力维护自己的颜面，虽然想求着琅威理回来，却用了“传谕迅即来华，以备任使”的字样，似乎是宣对方来似的。不过对于此时担任皇家海军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舰长的朗威理来说，清政府的请求已经让他大为得意。

只是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已经不是琅威理一个人就能够扭转危局的。加上英国已经有意和日本结盟，以便遏制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不愿意得罪本国政府的琅威理以中日战争英国已经宣布中立，他身为现役军人不便参加战争，同时也不想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因此只有等战争结束以后，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才能够再返回中国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邀请。

不过琅威理对于一雪“撤旗事件”之辱还是有些念念不忘，私下对金登干提出了一系列苛刻要求，比如要求任命他为海军最高职衔，而且必须是皇帝亲自颁发诏书等等，表示如果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可以考虑接受聘任。

如此苛刻的条件对于清政府来说自然不能接受，只能放弃重新聘请琅威理的打算。清末清政府重建海军时，曾经再次联系琅威理，希望他能够出任总教习一职，不过同样遭到婉拒，最终琅威理自“撤旗事件”离开以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