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于1973年10月6日，结束于25日、历时19天，亦称“十月战争”。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分别按照各自的宗教历法称其为“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较量。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前三次特别是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必然延伸。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激发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义愤，也增强了阿拉伯各国的团结。埃及总统纳赛尔宣称：“用武力夺走的，必须要用武力夺回。”

战争一结束，埃、叙、约三国就开始重整军队，大量购置军火，并着手筹划以“雪耻”和“收复失地”为目标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它们的行动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充分理解和支持。13个阿拉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喀土穆会议制定了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不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的方针，即后来人们所说的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三不”方针，显示了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同仇敌忾。

在阿拉伯国家积极开展新一轮反以斗争的同时，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武装力量也进一步壮大。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除了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外，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游击队组织，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简称“民阵”）、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简称“闪电”）、阿拉伯解放阵线等。

有九个游击队组织于1968年1月成立了“联合军事委员会”，统一协调武装斗争。其中“法塔赫”的实力最强，从事武装斗争的规模也最大。

以色列在1967年“六・五”战争后虽陶醉于胜利之中，但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也不敢掉以轻心。它继续扩军备战，并不断发起新的军事挑衅行动，力求进一步削弱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永久占领新侵吞的阿拉伯领土。其重大措施之一是耗资2.38亿美元沿苏伊士运河东岸修建了一条以当时以军参谋长名字命名的“巴列夫防线”。该防线长达160余公里，由一系列钢筋水泥灌筑的地堡接连而成。1970年“巴列夫防线”全部筑成后，以色列人炫耀地称其为“不可逾越”的防线。同时，以色列在其所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也构筑了一条长75公里、纵深12到20公里的防御带。

阿以双方在进行新一轮战争准备的同时，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主要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展开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所谓消耗战。

1970年底，由于以色列宣布接受美国的《罗杰斯计划》，持续了三年多的埃以消耗战才告结束。在此期间，埃及牺牲了5000余人，有一批重要的经济军事设施被摧毁。以色列死513人，伤7000余人，伤亡人数相当于“六・五”战争期间的60%。为了弥补损失，增强实力，埃以双方不得不分别寻求苏联和美国的军援，从而为两个超级大国进一步向中东地区渗透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六・五”战争后，美苏蓄意在中东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意在控制中东的战争与和平进程，使阿以双方保持一种打不得也和不得的状态。这样，既可使它们利用中东的紧张和混乱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可使它们相互勾结，在必要时拿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作交易、避免直接相撞。

在“不战不和”的局面中，以色列无限期地霸占阿拉伯领土，并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日益强化它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优势和谈判地位。而阿拉伯国家既不能通过战争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又不能通过认真的谈判争取中东问题的公正解决。所以，“不战不和”的局面使阿拉伯国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除了继续寻求苏联的支持外别无选择。苏联也正是利用了阿拉伯国家对它的依赖性而加紧在中东扩张，并以此为筹码与美国作交易。

1967年6月11日，即“六・五”战争结束的当天，苏联领导人就致电埃及总统纳赛尔，劝他不要因遭受巨大损失而向以色列屈服，并保证向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夺回被占领土。

据西方国家估计、从1967年10月到1970年春，苏联总共向埃及提供价值约为45亿美元的各种军事物资，向埃及派驻2.2万多名军事人员，在埃及建立50多个导弹发射场，有4000多名军事顾问和专家，分布在埃及总参谋部及陆、海、空和特种部队的各级军事指挥机构中。

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

苏联虽向埃及提供了大批军援、但苏联领导人一直要求纳赛尔保证克制自己、不以任何方式迫使苏联同美国摊牌，把苏联拖进同美国的直接对抗中去。

可见，苏联的军援在埃及对付以色列侵略方面有一定作用，但苏联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埃及收复失地，而是想通过军援控制埃及，在中东地区与美国作交易。

1969年1月，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前，他就派人到中东地区宣扬美国将对阿以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就职后，他更加注重拉拢阿拉伯国家，对改善美埃关系尤为重视。

1970年4月、尼克松派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赴中东活动，同阿以双方商讨停止消耗战的解决办法。纳赛尔接见了主动来访的美国特使，以探求改善埃美关系的可能性。

会谈中，西斯科声称美国要采取新的中东政策，他要求埃及要对美国有信心，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他还说，美国是能够帮助促成以色列从所占的土地上撤走的唯一国家。

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

纳赛尔虽然不信任美国人，但认为美国在解决中东问题上举足轻重，因此，在同年5月1日的演讲中，表达了要求与美国对话的愿望。据此，尼克松认为，纳赛尔期望美国出面解决中东问题，并将会与美国进行合作。

同年6月25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正式提出一项“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方案，人们称之为《罗杰斯计划》，主要内容是：以色列和埃及直接谈判关于加沙地带和沙姆沙伊赫的“具体保证”问题；耶路撒冷应是“统一城市”，以色列和约旦都应在该城“发挥作用”，“不能接受任何方面片面决定该城最后地位的行动”；各方先就解决中东问题的“一揽子计划”所有各点达成协议，然后实行全面解决方案。

该计划还主张埃以恢复至少为期三个月的停火，在此期间双方各派代表团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中东特使、瑞典驻苏联大使贡纳尔・雅林会谈，讨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方法，使以军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并使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和独立。

7月23日，纳赛尔在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布，他准备接受《罗杰斯计划》。

纳赛尔说，他不能再指望苏联给予可靠的援助；即使苏联提供的导弹有助于埃及抵御以色列的进攻，埃及还是没有力量在短期内收复西奈半岛；他还感到消耗战持续下去无济于事，与美国对话可能会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1970年8月，根据《罗杰斯计划》，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停火三个月的协议。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终年52岁。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继任总统。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萨达特像纳赛尔一样迫切地希望早日收复失地，报仇雪恨。他宣称“不战不和”的局面是“一种折磨”，并宣布1971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为此，他被迫又向苏联求援。从1971年3月至1972年4月，萨达特以总统的身份四次出访莫斯科，要求苏联领导人执行他们同纳赛尔签订的协议，补偿埃及在消耗战中耗费的军火，并提供新式的进攻性武器。

1971年5月，萨达特还与苏方签订了为期15年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阿拉伯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友好合作条约。然而，萨达特像纳赛尔一样，没有从苏联得到可以对以色列实施反攻的武器援助。

苏联一再耍弄欺骗手段并伙同美国极力维持中东的“不战不和”局面，激起萨达特和埃及人民的极大义愤。各界群众不断举行集会游行，耍求政府摆脱苏联的制约尽早进行洗刷耻辱的反以战争。人民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坚定了萨达特疏远苏联、打破“不战不和”局面的决心。他宣称：“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只有战斗。”

1972年7月8日，萨达特会见苏联驻埃及大使时宣布了以下决定：（1）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苏联的2.1万名军事人员，除以训练为目的仍留在埃及的技术人员之外，必须从7月17日起10天内离开埃及。（2）苏联在埃及的军事设备或者卖给埃及并训练埃及军人使用，或者撤走。（3）留下的任何苏联军事人员必须服从埃及指挥，否则亦得撤走。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

萨达特的上述决定，对苏联在中东的渗透和扩张是个沉重的打击，标志埃苏关系和美苏在中东的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埃及也由此摆脱了超级大国的束缚，获得了军事上的自主权和发动反以战争的主动权。

萨达特在加紧战争准备的同时，还试图改善埃美关系，并想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中东问题。

1973年2月，萨达特派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希望美国作为以色列唯一重要的盟国，在中东问题上“作出进一步努力以取得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

尼克松表示：美国“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

在与基辛格会谈时，伊斯梅尔要求美国压以色列回到“六・五”战争以前的国际边界，在此基础上埃及可与以讨论“安全安排”，同时希望阿以争端在1973年内必须有个解决办法。而基辛格则极力为以色列开脱，要求埃及在政治和领土两个方面作出让步，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

伊斯梅尔访美后不几天，以色列总理梅厄抵达华盛顿访问。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48架“鬼怪式”和36架“空中之鹰”式战斗机，美以还达成了联合制造军用飞机的原则协议。

至此，埃及的和平努力以失败告终，阿拉伯国家按照原定部署进入了更加紧张的备战状态。

在美埃会谈前的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已在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上，作出了向以色列开战的决定。

在此次会议上，萨达特阐明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他说：“如果我们能在西奈拿下10厘米土地，并能站住脚跟不撤退，那么我们就能改变东方及西方的态度，改变一切，特别是1967年失败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耻辱，渡河到西奈并在那里坚守将使我们恢复自信心。”

会议期间，萨达特还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后，新组成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指挥机构，根据萨达特的“有限战争”思想，认真分析了埃以双方的军事实力和作战特点，精心制定了全面的作战计划。

苏伊士运河示意图

该计划的目标是：强渡苏伊士运河，击溃运河东岸一带的以色列守军，占领东岸10至15公里的地带；大量杀伤敌人，竭力打退以军增援部队；在运河东岸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使以色列遭受一场“绞肉机”式的战争，迫使它同意谈判。

由此可见，萨达特的“有限战争”思想及相应的作战计划并非是全部收复失地，而只是要挫伤以色列的锐气，达到以战争求和谈之目的。

1973年1月初，埃及和叙利亚就共同进行反侵略战争问题开始进行磋商。31日，两国组成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此后，两国军事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讨论作战地区、目标、任务及发动进攻的日期。

3月至5月，埃及军队为了首先突破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巴列夫防线”，多次组织强行渡河训练。叙利亚也以收复戈兰高地为目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战演习。8月22日，埃叙两国军事首脑在埃及亚历山大市对联合作战计划进行了最后审定。

10月初、埃叙两国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将10月6日作为两国军队在西线和北线同时发起进攻的日期。因为此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即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节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在教堂或家里进行祈祷，以色列全国的广播和电视一律停播，战争爆发后难以迅速实行动员。10月6日也是伊斯兰斋月的第十天，以色列料想不到阿拉伯国家会在斋月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而且水文资料表明，10月6日苏伊士运河的流速适于渡河。

埃叙经多次协商后，把发动进攻的具体时间确定为当天下午2点。

为了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埃叙两国还制定了多种迷惑敌方的措施：如对备战情况、作战计划，特别是进攻日期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通过宣传工具散布10月无战事的舆论；强调阿拉伯国家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愿望、故意在前线制造和平景象；修筑沙堤和地下工事掩蔽作战部队的集结，等等。

与军事上的备战活动同步、萨达特还发起了一场政治和外交攻势，旨在创造一个发动对以战争的有利的国际环境。

1973年5月，他成功地促使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以色列扩张行为和杀害巴解组织三名领导人的决议。

8月下旬，萨达特出访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希望两国和其他产油国给予资助并在战争爆发后运用石油武器，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予以积极响应，在开战前的几个月向埃叙捐赠了十多亿美元，供它们购置军火。

萨达特还在同年9月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宣称：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以色列希望战争，阿拉伯国家拒绝投降并要加强战备。多数国家对埃及表示支持同情。

9月10到12日，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谈，就协调三国军队及各自的作战目标与任务达成一致。会谈结束后，埃叙分别同约旦恢复了在1970年9月约、巴冲突时中断的外交关系。由于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战争爆发前，埃及等国把对以色列将实行报复性战争的意图向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透露，得到这些国家一定的赞同。

在完成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协调、使阿拉伯人民同仇敌忾的反以情绪空前高涨、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同情之后，发动反以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3年10月6日，埃叙终于拉开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序幕，使其成为现代中东史上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