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路径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全党全国的重点工作位置。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优势资源，在实际的开发利用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该文以田野调查的方式针对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进行调研，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方面，目前仍存在观念障碍、主体地位缺失、乡村能人短缺及政策支撑较少的现实发展困境，结合当地现实的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提出保护开发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三大现实路径：首先做好“保护”，其次做到科学“开发”，最后着力做好“保障”，以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切实保障农民的实际利益，促进农村发展。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目前拥有18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中位居榜首，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农业文化遗产在我国各地不断传承、更新、发展。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地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之地，境内分布着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遗址和旱作农业发源地的兴隆沟遗址，有着丰富的农牧资源和充足的生产经验。2001—2003年间在敖汉旗兴隆沟发掘的探花粟和黍粒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了2 700年，被证明是当今世界上所知最早的人工粟和黍的栽培遗存。专家们由此推断，西辽河上游地区是粟和黍的起源地和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也是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发源地。遗址地发现的与旱作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生产工具，也见证了敖汉旗的农业起源和农业发展历程。作为世界农耕文明的源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新的发展诉求和现实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作为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农业生产系统；在智慧乡村建设的浪潮中把握机遇寻求发展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敖汉旱作农业萌芽于小河西文化时期，形成于兴隆洼文化时期，发展于赵宝沟文化时期，成熟于红山文化时期，过渡于小河沿文化时期，鼎盛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有着8 000的栽培史[1]。

2012年，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旱作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又被列入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2002年，敖汉旗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了生态环境“全球500佳”的荣誉称号。一个县级地区在十余年间能够接连获得2项世界级荣誉，这在我国乃至全球都是十分难得的，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地区确实具有充足的潜在发展空间。

敖汉旗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带，旱作农业系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粟和黍为代表的丰富多样的旱作农业品种，为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条件。具有8 000年栽培历史的粟和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具备了抗旱、耐热、耐盐碱、耐瘠和早熟的优良农艺性状，对于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敖汉旗的粟和黍等杂粮多生长在旱坡地上，且株型较小，不便于机械化作业，千百年来保持着牛耕人锄的传统耕作方式[2]，且该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好，极少使用化肥农药，保证了杂粮生产的天然特性，赢得了“中国杂粮出赤峰，优质杂粮在敖汉，熬汉杂粮悉出天然”[3]的美誉。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旱作农业品种资源保护、旱作农业技术传播和农耕文化传承等方面，对于现代农业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深入挖掘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起源与历史，生态服务功能，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传统文化与习俗，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对其他地区旱作农业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地处敖汉旗的东南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辽宁省的交界地带。兴隆洼镇在地势上属于浅山丘陵地区，西北部有部分丘陵地区，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当地气候类型主要为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年无霜期短，具有种植杂粮杂豆的优越条件。目前，敖汉旗境内依然现存3 000多处古文化遗存，有较为丰富悠久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以当地地名命名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和小河沿4种史前文化，以丰富的遗存闻名于历史文化。

一直以来，敖汉的旱作农业系统依然保留着原始农业的种植形态，这样的种植形态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传统旱作农业的种植特征和文化特征，但在农业生产机械化大规模推广的当下，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也随时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危险，为保护和延续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推进农业文化遗产在当代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转变，对传统旱作农业系统的科学开发利用不仅相应时代呼唤，同时也是历史内涵变革的必然结果。

本次田野调查主要在敖汉旗兴隆洼镇的大河东和小河东2个村民组范围内展开，在进村驻村的生活体验中，切实感受到村民们对于“敖汉小米”这一品牌的自豪感。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下，结合“互联网+”的技术优势，不同的村民组对“敖汉小米”这一品牌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深加工”：在村镇内，村民以合作社为单位对小米进行种植、生产与销售。一些合作社通过种植“生态小米”，践行无添加、生态种植等种植理念，进一步提升敖汉小米的品质的同时，还迎合当今市场对于高质量粮食的需求；一些合作社充分依托互联网平台，利用线上直播、平台销售等形式推广“敖汉小米”品牌，充分拓展销售渠道；还有一些合作社通过吸引返乡建设的人才与高校、社会组织、企业等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深入挖掘优质资源，助力产品销售。总体而言，目前敖汉旗兴隆洼镇的村民及农业合作社都能够牢固树立起“敖汉小米”的品牌意识，能够充分利用品牌优势促进农业生产，但同时，自发性的合作社组织众多的形势下各合作社各自布局、各自发展，呈现出发展动力分散、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重要品牌效应的加持下，“敖汉小米”目前依旧是当地许多农业合作社的主要销售产品和主要收入来源，但通过调研发现：许多农户家庭并没有大规模种植小米，而“生态小米”的种植更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家庭是以传统的畜牧业、种植业并重为主，种植的作物选择更多是以家庭成员的日常需求为导向而非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一现状的产生与“小农家庭意识”的根深蒂固及农户发展资金短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

农民们清晰地了解敖汉小米有着得天独厚的市场竞争优势，但奈何缺少长期的劳动力、缺少持续长久的资金支持的现实原因禁锢了农民农户将敖汉小米产量化规模化生产的脚步；同时，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思想也进一步冲击着产业化、规模化的进程。

通过调研发现，在大河东、小河东2个村民组中，不乏有部分知识青年返乡主动参与和投身到乡村经济的振兴发展当中，但个别或少数乡贤的到来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往往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无论是乡村治理亦或是乡村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农民”这一主体，遗产地的文化主体———村民的参与以及对农业文化遗产文化的认可往往对于乡村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有极强的推动力。少部分（少数）乡贤参与治理很难冲破农户和农民们几乎既定的逻辑观念，在田野调查中，部分乡贤曾围绕农业文化遗产主题开展乡村音乐文化节，一方面邀请旗县区相关部门领导，另一方面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活动建设；以此种形式展开文化遗产精神的传递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尤其是对于长期处在农业生活中的农民而言，文化节、音乐节的举办极大地丰富了其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同时，返乡建设家乡的乡贤还通过“暑期夏令营”等形式招募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乡村生活，以社会调研、暑期实践等形式引导和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关注、关心、支持家乡建设，一定程度上为乡村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招引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才力量。

但总体来看，走出乡村、且愿意在毕业后重新投入家乡建设的青年才子少之又少，愿意参与返乡建设工作的绝大部分是有理想抱负的青年人，青年群体虽具有满腔热血，但也确实存在资金资源匮乏的现实问题。在缺乏长期稳定资金、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年轻人的爱乡心切大多会在现实问题面前倒塌。因此，仅仅或过分凭靠乡贤治理也是缺乏可行性和持续性的。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作为全球和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地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直以来被乡贤人士视为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依托，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也显示出不相适应之处，结合田野调查的经验和访谈内容，本文将敖汉传统旱作农业系统开发利用的现实困境归结为农民相对传统保守的耕作观念尚未彻底消除、农业文化遗产产业化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具备超前治理思维和专业技能的乡村能人短缺和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相关政策支撑较少4个方面，并将从4个维度分别阐述敖汉传统旱作农业系统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

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作为几千年来敖汉地区一以贯之的农耕体系被人们冠以了较为神圣的地位，同时，兴隆洼镇农民的实际生活还依然带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特点，从种植作物选择到家庭成员分工，绝大部分村民是从个人或家庭需求的角度出发，在足够吃饱穿暖的条件下，大多数农民不会主动思考旱作农业系统的改良和发展，反而会在传统的系统观念中寻找“稳定感”。价值观念上的改变作为传统旱作农业体系再开发的先决条件，在实际农业生产中的变化十分微小，传统守旧的耕作观念目前尚未更迭换代。

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价值不言而喻，但如何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紧密结合，切实提升农民收益却是农业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重要问题。农民作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产业化的过程中应当既是发起者又是建设者亦是受益者，但在实际的产业化过程中，外部力量（企业）的参与直接改变了农业文化遗产产业化的主体结构[4]，农民从主要建设者演化为参与配合者，而企业、投资人等外部力量却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建设人，这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和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相违背。

任何一项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开发利用都离不开乡贤和乡村能人的思路设计和持续推进。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呈现不仅要求乡村能人拥有足够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掌握对口的专业资源，能够利用资源优势对当地的农业文化遗产特色进行有效评估，确定（拓展）农业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方向；在具体实施环节，既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撑，又需要下沉田野的耐心。而在实际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治理人才匮乏、治理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有效开发。

从内部来看，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家庭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数量增长等现实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在支持乡村发展的政策及资源倾斜上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青年群体在乡村中很难看到持续发展的希望，导致人才和劳动的流失进一步恶化和阻碍了农业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进程。

从外部来看，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具体政策在落实和落地过程中缺少吸引力，人才引进的力度和条件有待完善，在现有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较少的前提下，很难吸引到外来的优质乡村治理人才参与治理。

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同一事物的2个方面，在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开发方面首先是要做好“保护”，通过多途径，全方位地提升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其次要做到科学“开发”，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同的村落（村民组）需要在全面评估自身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努力吸引专业人才参与到当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5]；最后，政府要着力做好“保障”工作，通过完善各项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推进农业文化遗产相关制度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保驾护航。从保护到开发再到保障，三重路径环环相扣（三重路径关系演进如图1所示），是保护性开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认同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是当前农村开发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前提，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在秉持敬畏、爱护之心的同时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实现从意识自觉到行动自觉的转变。此外，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村镇政府需要切实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尝试通过线上平台宣传、短期志愿者招募等形式不断拓展乡村向外发展的资源与途径，在全方位提升农民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同时推进乡村经济效益的增长。

通过完善规章制度等方式，充分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建立激励制度。一方面要着力吸引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乡村治理高端人才参与乡村治理和当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另一方面要重点关心从乡村中“走出去”的优秀人才，提升优秀人才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吸引人才参与返乡建设，吸纳人才及人才本身所具备的优势资源，助力新时代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重点解决保护开发过程中“人”的问题。

制度保障是乡村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受到保护和推崇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其保护和开发过程中的底线要求，政府的建设开发需要以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为前提进行保护性而非破坏性的开发。同时，政府有关部门需要以“保护性开发”为基本原则，通过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或为部分对口高校设立乡村振兴发展相关专项基金，吸引专业人才参与研究和建设，在全面了解当地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当地发展特色，充分听取农民发展建议，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障的总体体系，不断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社会认可度，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与环境支撑。

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既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其在农业特征、生态特征、生物多样性特征、文化特征和景观特征上均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其内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农业产品和丰富的生物资源，完善的知识技术体系、较高的美学和文化价值，以及较强的示范带动能力。以保护性开发为主要思路对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进行开发不仅是保护我国重要农业户遗产的必由之路，同时也为我国在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敖汉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相关企业的产品也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认可和喜爱，但对于真实的农村、农民、农业而言，农户的切实收益依然不高，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论断尚未完全实现，充分考量个体小农户在整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原标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路径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镇为例

作者简介:王月莹（1999-），女，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乡村振兴。

来源：《智慧农业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