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少剑波批准杨子荣进入威虎山之前强调，“该任务要与支委会同志讨论一下再决定”改变了小说中直接批准任务的态度。
少剑波在夹皮沟村民面前读首长来信，“……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作战方针”为了强调群众的重要性，该版本设置少剑波再一次重诵这些字句，“读完边思索边走向情绪沸腾的群众”。
此外，1960版电影在结尾处以旁白的方式增加了一段解说，简要说明了小分队在消灭威虎山土匪后，轰轰烈烈开展起土地改革运动。
翻了身的农民弟兄纷纷拿起枪、端出粮，参与并支援伟大的解放战争。意在表现战争中群众的作用，从而确定具备群众意识的重要性。
1970版电影中叙事主题的政治意识得到极端强化，具体体现在四方面：首先，将正面人物杨子荣的形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刻画大大减少，甚至沦为符号化的陪衬。
其次，强调了杨子荣的阶级出身，即出身于雇农家庭饱受苦难，明确了杨子荣的阶级立场，他代表的是贫苦大众，他带着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面对土匪，送情报成为了他的首要任务，任务完不成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通过杨子荣来传达阶级斗争观念和歌颂共产党领导的叙事主题，如杨子荣告诉常宝和父亲他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共产党会给群众做主，带领群众推翻土匪压迫；接受任务时，杨子荣表示共产党的话句句都是胜利保障。
编剧进一步强调了群众的重要性，塑造了常宝这一由受苦受难者转变为革命参与者的形象，成为敢于反抗的群众代表。
由此可见，编剧政治立场分明，在改编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党为群众的政治意识，该版也因将政治性放于首位而忽略情节本身。
从1986版电视剧开始政治意识逐渐弱化。该侧重于表现剿匪故事本身，表现
人物立场的话语情节均有减少，能直接表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份的话语寥寥无几。
如少剑波在送杨子荣执行任务时，没有明确表明杨子荣为党为人民的使命，而更多是一种对待战友惺惺相惜的心情。
对于群众的描写，该版本只出现夹皮沟村民接纳小分队并亲自为士兵做饭的情节。
2003版电视剧的政治意识更加弱化，是所有改编文本中最接近日常伦理的一版，对政治意识进行了边缘化处理。
例如，杨子荣首次出场时就向米店老板强调自己的身份是“民主联军”，不是什么山海关来的大军，没有以“解放军”自称，也没有强调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无产阶级队伍。
而米店老板对民主联军的不了解，称杨子荣为“长官”，以及对抓国民党事件的疑问，也侧面反应出当时群众并不是马上接纳了共产党队伍。
甚至认为其可能只是代替国民党继续剥削劳动人民的队伍，说明贴近群众、发动群众有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
与田副司令这一人物形象有关的情节篇幅增多，表现得更为平易近人，与众多士兵没有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战友关系。对于白茹要求加入小分队，田副司令也只是以商量的语气让少剑波考虑一下。
在小分队奔赴林海之前，他还主动请战士们吃饭，甚至与刘勋苍比赛掰腕子活跃小分队的气氛。此版影视改编文本因过于沉溺于私人化情感而缺乏革命激情和宏大叙事的格局。
2014版3D电影叙事主题的政治性更加淡化。开篇处于美国现代社会的情境之中，与故事所处时代表面上距离较远。
杨子荣出现在前往夹皮沟运送物资的火车上，身份是“军区政治部敌工科侦察员”，并不是小分队的队员，也不像小说中一开始就表现出杨子荣果敢聪明的一面，小分队成员相互磨合直至相互信任是在经历数次战斗后完成的。
战争场面是该版浓墨重彩之处，重点放在杨子荣只身前往威虎山后，独自一人面对狡猾的座山雕和八大金刚的坚强勇敢的精神与战斗能力，更多展现的是作为英雄的个人魅力，而围剿土匪的最终胜利也归功于小分队每一位成员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2017版电视剧是目前将政治性与艺术性融合得最为恰当的版本，对小说原著的政治内涵起到了升华的作用，做到了适应当代文化语境的同时又能在字里行间蕴含政治意识，以一个观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达政治主题。
首先，通过具体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自然而然地强调党的宗旨，小分队到达夹皮沟时第一步就是安置好群众的生活问题，帮助困难群众，少剑波表示“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人民是我们的根本，失去民心才是真正的失败”。
鞠梅英教育于登科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与人民同甘共苦”；田副司令在小分队战斗前动员大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要知难而进，浴血向前，这才是人民军队的战士。
这才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直接强调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小分队正是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才在数次激烈斗争中，团结群众，赢得胜利。
其次人物角色不光有大我胸怀，也具备小我情感，例如少剑波的身份不只是小分队参谋长，还是鞠梅英的弟弟，毳毳的舅舅，所以亲人相继牺牲在土匪枪下给少剑波带来巨大冲击，后来心中牵挂的白茹也被土匪绑架。
国仇与家恨联系在一起，更加深了少剑波复仇的决心。这里的“仇”不光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民的群体之仇，还是家庭破碎，使爱人深处危险的小我之仇。
表现了共产党人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善恶分明的特点和对待群众一视同仁的态度。例如，少剑波面对亲手杀害毳毳的土匪许大马棒时，没有直接枪毙，而是将其押回牡丹江军区。
成功捉拿座山雕后，小分队成员收留了土匪的后代，田副司令亲自交代，“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做株连九族的事情，他们的后代一定要妥善关照。”
甚至在最后，红孩儿为土匪后代讲述了土匪罪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反派人物的后代得到心理上的救赎。
综上所述，从最初的1960版电影改编至今，是一个政治性与艺术性逐渐成熟融合的过程。当编剧意图强化作品的政治意识时，便刻意去除掉与政治主体不相契合的内容。
而当编剧不以刻意省略有关反面人物的情节来达到表现阶级立场的目的时，他们将着眼点保留在故事内容和人物上，赋予了角色更加饱满的人情意味，增强了情节上起伏波动的效果，因此艺术性就自然大于政治性。
1960版电影在上映前审查时被认为政治思想性不足，即“对时代气氛与群众力量的描写仍嫌不足，政治挂帅还不够。”
所以编剧深化了人物角色的大局意识与政治觉悟，作品语言是最能直接表现政治意识的途径，所以对小说口语化语言进行了改写，小说中口语化的语言一方面是为了塑造积极乐观、聪明勇敢的革命战士形象。
另一方面更是与战场上肃杀的气氛形成张力，而这些在编剧看来对于政治主题的表现均无帮助，所以不再出现。但笔者认为，该版本以重复呐喊口号的方式拔高作品的政治高度，对于政治主题的表现略显刻意，在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兼容上欠佳。
1970版电影是按照文革时期艺术作品的改编原则，将故事的政治性提到中心位置，使表现毛泽东思想作为排他性的存在。
“她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团的行为，也是一个政治行为，是政治的直接美学化。”因此，该版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都要以表现无产阶级的伟大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为目的。
上级的意见表示1960版电影用在反面人物身上的笔墨过多，而且无法深刻地揭示反动分子残害人民的本质。
所以，1970版电影着力于突出阶级的对立，人物本身的性格特点尽量弱化。面向群众展示的也是阶级面貌，该版本把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渗透在整个故事中，实现了文艺作品服从于政治化主题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政治化处理也带来人物形象脸谱化、单一化的弊端，角色缺少个人精神世界的表现，个人情感的表达淹没在实现伟大理想的宏图中。
如果从特殊时代中抽离，那么1970版电影则会表现出与当代审美风格不相符合且艺术性不足的特点。
从1986版电视剧开始，作品不再恶意丑化土匪的外表，也不回避土匪狡猾残暴的事实，他们“不再重视通过作品完成自身主体建构的问题，但对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主体性，却一样关怀”。
小说以及先前的改编都旨在表现共产党对待敌人毫不手软，面对土匪恶霸坚决地展开斗争，营造阶级对立的局面并明确无产阶级立场。
有关上下级关系的描写，都是为了传达剿匪任务或者强调为广大无产阶级
革命群众勇于牺牲自我的使命。除了明确角色身份之外，看不到对人性本身的关怀。
而1986年后的版本均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多强调战友之间的革命情谊，是在同样的剿匪目标下产生的战友情。
描写反面人物时的阶级矛盾也在作品中被弱化了，故事不再以传达政治性为主体或目的，而是凸显作为普通人的性格变化。
新时期以来，影视改编文本对于小说《林海雪原》政治意识的弱化一方面达到了审美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与小说的差异，缺少对革命氛围的营造，自然也就使人物与环境失去典型性。
这样的处理使小说中对于伟大革命的敬意与政治的神秘感荡然无存。编剧也意识到了这一弊端，于是到了2017年，作品更为成熟。
总体来说，无论是以政治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颂歌，还是以英雄为主体的传奇，亦或是政治情感与个人情感相互交织缠绕的故事，都在文本上实现了基本的叙事完整性，虽然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影视改编文本各有偏向，但都能在不同时代下凸显其特有的长处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