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是一个老革命，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老革命。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也有担当。
1964年，得知儿子石来发因为对不上公账，就跑来广州时，曾志觉得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便将他撵回了村里……
1952年，陶铸的工作稳定下来后，曾志也向组织上提出了申请，希望调到广州工作，方便一家人在一起生活。
不久后，曾志的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调她到广东省工作，担任了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
虽然曾志对工作不挑，但对她来说这样的调动确实有些跨度。对此，曾志说：“我决心从头学起，决心呆在最基层。”
那时候，曾志把局党委设在西村发电厂内部。平时，在上班的时间，曾志便来到西村发电厂办公。她说这样方便自己直接、深入地了解电厂情况。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曾志的心里还有一件事，让她魂牵梦绕。这件事，便是寻找她的儿子。
10月，在组织的安排下，曾志终于见到了儿子。她的儿子名叫石来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抚养他的人家姓石，叫石礼保。
曾志见到儿子的地点，是在中南工业部。那天，曾志只看了一眼，便认定了面前的年轻人，就是她失散多年的大儿子。
看到儿子的那一刻，曾志的眼里满含泪水，连连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
母子相认后，曾志便将石来发带回了家里。由于第一次来到这么好的房子里，石来发显得有些拘谨。
随后，曾志对石来发说：“来发，要不你就留在妈妈身边吧，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到夜校读书识字！”
然而，石来却发摇了摇头，解释说：“妈妈，算了吧，我在农村已经成家了，还分到了几亩田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看我还是回去吧！再说，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的外婆，也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不在她身边，她会伤心难过的！做人要讲良心，我必须回去守着她，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
听了石来发的话，曾志也表示认可，便说：“来发，你做得对，你应该回去！虽然你没有读过书，但是你懂得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你外婆她老人家辛苦将你养活大，我要是强留你在我身边，那就是对不起她老人家！”
最终，在广州待了一段时间后，石来发便回井冈山去了。
石来发离开广州后，曾志的心里十分牵挂。虽然，曾志与石来发的亲生父亲夏明震没有多少感情。
1927年春，从讲习所毕业后，曾志在组织的安排下，到衡阳农民协会担任了专职妇女干事。
当时，曾志所住的房子，在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实际上却是湘南特委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
那时候，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会和研究工作。作为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的部长，夏明震也经常在这里与人谈话。
年轻时的曾志，长得非常漂亮，性格十分开朗，是一个典型的潇湘女子。因此，夏明震也经常和她开玩笑。
当时，由于工作是秘密的，夏明震等人经常在夜里开会。有时谈话一直进行的到深夜。每当此时，曾志便先睡着了，任由夏明震等人开会。会开完后，他们才陆续离开这里。
一天夜里，夏明震又召集了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因为已经习惯这样了，曾志也没觉得什么，感觉到困了，便先睡着了。
然而，在开完会后，夏明震却因为衡阳那段时间下达了戒严宵禁，而没有离开。
睡到到半夜，曾志很正常地翻了翻身，却发现身边睡着一个人。于是，曾志连忙睁开眼睛，发现是夏明震后，便将他摇醒。
夏明震醒来后，曾志说：“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听了曾志的话，夏明震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说：“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经过观察，曾志认为夏明震不是一个坏人，便没有再说，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曾志醒来的时候，夏明震已经走了。本来，这也不算什么。但有个同事，却带着一脸坏笑，问：“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曾志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就泄露了出去。不久，夏明震便来到曾志的房间，向她解释，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但却被曾志轰了出去。
最终，在他人的说合下，曾志发现夏明震也有诚心，便答应了这桩婚事。关于这段婚姻，曾志说：
“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那时我才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婚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1928年，夏明震在的革命斗争中牺牲。此时，曾志已经怀上了一个孩子。不久，曾志和蔡协明结了婚，并跟随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11月，曾志生下一个儿子。然而，当时的斗争环境不允许曾志将儿子带在身边，便在产后26天，将儿子寄养在王佐部下一位叫石礼保的副连长家里。
石礼保夫妇给孩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石来发。后来，石礼保夫妇在革命中先后牺牲。新中国成立后，石来发的日子才有好转，不仅分了地和农具，还娶了贤惠温柔的刘乙娥为妻，成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1951年的一天，有人来到石来发的家里说：“你就是石来发吗？我们是代替你的母亲来接你回家的。”
由于石来发要孝顺养育他长大的外婆，便没有离开井冈山，前去认亲。
1952年10月，石来发才见到了曾志。关于这次见面，曾志在后来说：
“1950年，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组织一个团去井冈山慰问，我说你去跟我找孩子。他去了以后，他就帮我找到了。石来发一天书也没念过，我就叫他在工厂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学习，那时工厂里都有夜校，我叫他学习，他不愿意。
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另外的父母，我是我的祖母带大的，养父母后来很快就死了，我要有良心，要祭祖坟，不能离开。’
另外，他老婆也很能干，还有五亩山林，有十几亩土地，他也舍不得，他就不来。我说你不来也好，你来不来都是革命的儿子，当农民、当工人的儿子都一样。”
1964年，石来发第二次来到广州。对此，曾志十分高兴。
然而，让曾志感到疑惑的是，这次石来发来到广州后，似乎不急着回去，有些不太像他过去的做法。
后来，在细问之下，曾志才知道，石来发这次来到广州，是为了“避祸”的。
原来，在村里担任报账员的石来发，在对账的时候发现有五毛钱对不上，担心被划为“四不清干部”，便跑到了广州，并想着留在广州不回去了。反正有母亲这么一个大官罩着，村里的人也不敢上门找他。
听了石来发的话，曾志认为儿子这样躲着不是办法，便对石来发说：“你在家里出了事，不管有没有挪用公款，都要回去说清楚，不能一有什么问题就躲避。”
后来，在曾志的开导下，石来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回到了井冈山，诚实地接受了组织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