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加坡，一起看似平常的失踪案，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牵扯出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令多个国家为之震动，国际刑警也深陷其中，展开了一场跨越 30 余年的艰难追查。在这起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发指的真相？那便是新加坡裴友女郎失踪案。
1978 年 8 月 21 日的清晨，阳光轻柔地洒在新加坡的大地上，海伦潭推开房门，却发现闺蜜的床铺平整，显然一夜未归。昨天闺蜜热情邀请她一同参加聚会，可她因有事缠身而未能同行。如今，已到第二天早晨，闺蜜仍不见踪影，海伦潭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担忧。她暗自思忖，闺蜜会不会直接去了俱乐部呢？于是，她赶忙致电俱乐部的老马，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闺蜜不在俱乐部，且一整晚都未曾出现，俱乐部的成员们对此也毫不知情。
听闻此言，海伦潭顿时坐立不安，联想到她们从事的特殊职业，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闺蜜很少出现联系不上的情况，难道是遭遇了不测？她不敢再迟疑，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随后警方的初步调查结果更是证实了她的最坏猜想，原来与闺蜜一同出行的还有另外 4 名女生，而她们竟无一例外都失去了联系。这一系列的失踪事件，究竟是何人所为？又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本案的主角是 5 位 20 岁出头的年轻女子。其中只有吴谨彦是新加坡人，其余四位阮娣、司徒戴真、王玥珠和叶美玲均来自马来西亚。她们正处于青春年华，本应拥有美好的未来，却因特殊的职业——陪偶女郎，而饱受社会的冷眼与歧视。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也未挂靠合法机构，只是在一家非法的私人俱乐部中接待客户，管理混乱无序，酬劳发放也极不规范，陪客一小时仅能获得 100 元报酬。也正是在这家俱乐部里，吴谨彦等人结识了那个将她们拖入深渊的神秘人物。
闺蜜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负责此案的刘警官起初并未对这起失踪案给予足够重视，毕竟几位女生的职业特殊，他推测她们或许是外出饮酒作乐或陪游去了，只是暂时失去联系而已。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逐渐察觉到事情远非想象中那般简单，这极有可能并非普通的失踪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口拐卖阴谋。
在确定 5 名女郎失踪后，刘警官决定从俱乐部入手，深挖她们的社会关系。这一查，竟牵出了诸多背后的隐情。原来，带走这 5 名女郎的是俱乐部的熟客，一位来自香港的富豪。此人出手极为阔绰，且能言善道，颇受女孩子们的青睐。而时常陪同他前来的另外两名客户，据说是日本人，可能是他的生意伙伴。但当刘警官试图确认香港富豪的真实身份时，却遭遇了重重困难。由于俱乐部无需实名登记认证，“香港富豪”很可能只是他编造的身份，警方根本无法直接获取其确切信息，只能转而从其他人的口中拼凑事情的来龙去脉。
故事要从 1978 年 8 月 19 日说起。那天，神秘的香港富豪再次现身俱乐部，以陪同买钟的名义召集了俱乐部的女郎们。他宣称自己要在游艇上举办一场派对，为日本的生意伙伴送行。在众多陪玩女郎中，他最终选定了吴谨彦等 5 人。富豪不仅出手大方，承诺除了按小时支付的 100 元酬劳外，还将赠予每个女孩一枚钻戒。
这一诱人的消息让 5 个女生欣喜若狂，毫无防备地答应了邀请。在游艇出行的前一天，三位富豪还带着 5 个女生外出购物，期间几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吴谨彦与香港富豪接触后，觉得他和蔼可亲，富豪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强迫她们做任何事情，只是单纯地欢送合作伙伴。这让吴谨彦彻底放下了心，满心期待着这次游玩能让自己过上一段惬意的日子。
1978 年 8 月 20 日，游艇计划正式启动。然而，当吴谨彦跟随三位富豪来到新加坡港口时，却大失所望，眼前根本没有所谓的游艇，只有一艘小小的舢板。富豪见状连忙安慰她们，称晚上才会登上游艇欣赏夜景，吴谨彦便也没有过多怀疑。随后，他们一行人登上舢板，在海面上悠然自得地兜风，欢声笑语不断。但随着太阳逐渐西沉，夜幕降临直至凌晨，吴谨彦渐渐察觉到了异样。说好的游艇始终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艘停泊在东海岸的货船，而这艘货船正朝着印尼方向驶去。一旦出海，这 5 名陪游女郎便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此时，刘警官已基本断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拐卖案件，5 名年轻女郎的失踪绝非偶然。与此同时，其他警员的调查结果也浮出水面。香港富豪当天同行的日本伙伴，曾在印尼的米兰预订了飞机票，但后来却不知为何中途取消了。这一细节让刘警官深感可疑，再结合几人的怪异行径，他愈发坚信这起案件必定涉及境外势力。时间紧迫，多耽搁一分，5 名女郎的安全就多一分危险，必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于是，他立即联系了印尼大使馆，请求印尼方面与印尼水警共同协助案件的侦查工作。
印尼方面接到请求后，迅速派遣人员在失踪者最后出现的地点展开搜寻。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当警方注意到这起失踪案时，轮船早已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当时的目击者也未能记清货轮的船号与船名，而港口在那个年代尚未安装监控设备，这使得警方无法确定 5 位女郎所乘坐轮船的去向和目的地，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刘警官果断决定转换侦查方向，试图寻找其他突破点。考虑到另外 4 名失踪女生均来自马来西亚，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将 4 名女郎的资料传递给马来西亚警方，两国携手共同侦破这起棘手的失踪案。
在多方力量的援助下，搜查工作的进度明显加快。此时，案件出现了第一个线索。8 月 30 日，在 5 位女郎登船处附近，搜救人员意外打捞出了一截断掌。得知这一消息的刘警官心头一紧，难道 5 位女郎在登船之前就已惨遭毒手？警方迅速将断掌送往法医处进行检验。经过仔细的指纹比对，结果显示这截断掌并不属于失踪的 5 名女郎中的任何一人。新加坡警方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至少说明失踪者目前很可能仍处于安全状态。但遗憾的是，尽管警方全力搜寻，却依然一无所获。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踪者生还的希望愈发渺茫。
而刘警官未曾料到的是，这一疑似线索如同一个引子，随后大量涌现的信息将整个案件引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方向。
由于案件可能涉及境外人员，警方申请了国际刑警的协助。国际刑警的介入让案件的局势逐渐明朗起来。原来，这 5 名女郎的失踪并非个例。在此次失踪案发生的两个月前，日本和中国澳门也曾发生过类似案件。中国澳门警方在扫黄行动中发现有 3 名妙龄少女莫名失踪，她们的失踪过程与新加坡陪偶女郎的失踪如出一辙，都是与嫌疑人外出用餐后离奇失踪，嫌疑人同样以钻戒为诱饵，随后将女生拐带出境。失踪的女生们大多集中在澳洲、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甚至有证据表明，这一系列失踪案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活跃在东南亚的大型国际贩卖人口集团。
在国际刑警不断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案件的全貌逐渐清晰。那两名所谓的日本生意伙伴，实际上是贩卖人口集团的成员，他们持伪造的国际护照潜入新加坡，香港富豪则早已与接头人取得联系，专门负责为他们物色猎物。得手后，这两名日本人将 5 名女子转卖到以孟买为中心的国际人贩集团，而后这些女子会被再次转售到中东国家、日本或南亚一带。在这场罪恶的交易中，这 5 名女郎不过是众多被随意倒卖的“货物”中的一小部分。
然而，国际刑警的调查结果公布后，日本方面反应强烈，东京警视厅立即出面否认有日本人涉及此案。他们坚称既然犯案者所持护照是伪造的，那么其身份必定也是冒用的，甚至声称那些所谓的日本人实际上是华人。一时间，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案件的主要侦查方也转为国际刑警。但国际刑警投入大量精力调查后，却始终未能找到 5 名陪友女郎的下落。
随着时间的流逝，案件的热度逐渐消退。1981 年，国际刑警无奈宣布放弃继续跟进此案。尽管案件已被搁置，但那 5 名女郎的失踪始终深深烙印在刘警官的心中，他时常翻阅新闻，关注着案件的最新消息。就这样，25 年过去了，关于失踪案的报道越来越少，直至彻底销声匿迹。
就在刘警官以为这起案件将永远被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转机却突然降临。一次偶然的事件，让这起 5 位女郎失踪案再次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
2003 年，在日本京都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一名美国前逃兵查理斯揭开了这起案件的神秘面纱。当时已 70 多岁的查理斯面容沧桑，他在与主持人的交谈中，缓缓道出了亚洲女郎被违法集团掳管的内幕。查理斯之所以知晓这些秘密，是因为他曾在朝鲜和韩国边界服役，而他的日本妻子便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妻子在 1978 年，也就是 5 名陪友女郎失踪的同一年，被掳拐到朝鲜。从妻子的口中，他得知了各国女子失踪的真相。这对夫妇一直在朝鲜居住，直到 2004 年才迁居日本东京。
查理斯透露，他的一位同僚也是逃兵，在澳门娶了一名泰国女郎，而巧的是，这名泰国女郎正是当年澳门警方扫黄行动中被营救出来的亲历者，这无疑为查理斯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访谈过程中，采访者向查理斯出示了失踪的 5 位女郎的照片，他凭借阮娣左眼旁边的一颗痣，立刻认出了她。查理斯称，他曾在 1981 年于朝鲜的一家印美元商店见过阮娣。
查理斯的爆料引发了相关当局的关注，人们重新燃起了追查 5 名失踪陪友女郎下落的希望。然而，在多个机关沟通并交换情报后，却认为查理斯的说法仅仅是一面之词，缺乏确凿的证据加以印证。随后，日本采访者通过特约撰稿人联系上了阮娣的家人，阮娣一家向马来西亚外交部求助，国际刑警也再次与马来西亚当局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给出一个答复。但马来西亚驻朝鲜平壤的官员表示，他们未曾听闻失踪女郎在朝鲜出现的消息，并且平壤对媒体消息来源的限制极为严格，这使得查理斯的说法难以得到证实。
就这样，在短暂的热潮过后，曾经轰动一时的 5 位女郎失踪案再次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而那 5 个女郎至今下落不明，她们特殊的职业身份也难以赢得民众的同情。或许，在岁月的长河中，她们的记忆正在渐渐消逝，如同众多失踪案件一样，最终被掩埋在历史的沙尘之下，只留下无尽的谜团和深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