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凤门四楼参加“说古道今话新城，城市文化解读沙龙”线上直播

商子雍

丹凤门位于西安城北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最南侧，是建筑大师张锦秋设计建造的一个有着鲜明新唐风色彩的仿古现代建筑。20多年前，缘于应邀为张锦秋院士撰写一篇比较长的传记文字，我和张大师有过相当深入的交流。在她的心目中，唐代建筑在形制与色彩上的特色，可概括为简约大气，而作为新唐风代表作之一的丹凤门，其形制上表现出来的线条简洁流畅、屋顶坡度平缓，以及色彩上对“墨雅于彩，素色为上”美学原则的恪守，都显示出一种让人一见钟情、过目难忘的艺术魅力，在我的心目中，是西安城北一个不容忽视的有着地标意义的公共建筑。

也正是缘于此，接到这么一个邀请：8月10日上午 ，在丹凤门四楼参加一个名叫“说古道今话新城，城市文化解读沙龙”的线上直播活动，便立马答应了；当然，答应的这么痛快，原因还有一个，这就是从不到30岁到不到40岁，我曾在新城区的学校、机关工作过将近10年，离开新城区以后，又曾经为他们编辑出版的三部图书《新城印迹》《新城故事》《渐行渐远的新城村落》撰写过序言，对这个我曾经生活过不是很长、但也不算太短时间的地方，有话可说。

8月10日一大早，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大明宫遗址公园，在这个特别可爱的大园子里溜达，心情特别好。9点半，线上直播开始，前半部分是主持人与新城区副区长李枫艳女士对话，后半部分与主持人对话的，是我、还有陕西节庆促进会阎建滨会长。阎会长和我是老熟人了，去年还曾经一起前往长沙考察文化；至于主持人李朵，20多年前，西安市的十好几位有突出贡献专家前往浙江普陀疗养，还在陕西师大读书的李朵（他学的专业好像与旅游有关）就作为全陪的导游，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好几天，最近一些年，我又多次参加他主持的线上、线下论坛活动——我们三位在一起交流，没有任何障碍。

根据沙龙活动组织方事先发来的活动流程，我做了一些准备，先后两次说话，一是回眸大明宫的历史、二是解读新城区的文化；简要陈述如下——

唐代的长安城里有三座皇宫，一曰太极宫，一曰大明宫，一曰兴庆宫，被称为“三大内”，其中大明宫的规模最大。从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四月唐高宗李治入住大明宫开始，先后有17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历时240多年；大明宫在唐代、甚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但开始兴建大明宫的时间，则是在好几十年前的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建造的目的并不是要给皇帝李世民搞一处“写字楼”，而是想为已经从帝位上被赶了下来的唐高祖李渊弄一个“干休所”。建造这么一个玩意儿的建议，是监察御史马周提出来的，缘由有二：一是使得居住在暑天太热的大安宫里的太上皇李渊，有一个足以“清暑”的新宫，二是向天下展示李世民所谓的“孝心”，即所谓“孝昭乎天下。”

但李世民对自己的老爹李渊真的有那么一种至诚至真的孝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发生在唐武德六年（公元626年）、由李世民一手策划的玄武门之变 ，使得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死于自己的亲兄弟手中，李渊、李世民父子也彻底撕破了面皮，前者被赶下帝位，成为了一名名曰太上皇、实际上却是被软禁在太极宫里的“政治犯”，并且没过几年以后，又被迫与李世民“换房”，搬出大房子太极宫，住进小房子大安宫，至于李渊在其他方面的不堪，不说也罢。

所以，李世民出自“孝昭乎天下”目的建造大明宫，其实就是他对李渊的一次“废物利用”，用一句粗俗的俚语来表述，即所谓“既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美中不足的是，可能还在大明宫工程的备料工作尚未完成的时候，李渊就一命呜呼了，建造之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停了下来，直到好几十年以后才重新启动，不过却是给现任皇帝唐高宗李治盖“写字楼”和“豪华别墅”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中外，庙堂上的好多事，其实都是大人物演给小人物看的“戏”，他们企图以表面上的法相庄严，来掩饰自己实际上的卑鄙无耻。身为底层草民的我们，当然无法阻止这些丑类的表演，但要紧的是，哪怕他们演技再出类拔萃，我们也千万别信以为真，冷眼旁观就是了！

我有时会在与大明宫遗址公园仅有一条玄武路之隔的锦园新世纪小区居住，去公园散步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不止一次，有游客问我：当年发生玄武门之变的玄武门遗址在哪儿？我回答说：“唐代的大明宫确实有一个玄武门，遗址就在如今公园的最北边；但唐代导致李世民登上帝位的玄武门之变，却是发生在太极宫的玄武门，而太极宫的遗址，则是在大明宫遗址南边不太远的地方。

不过，唐代，在大明宫的玄武门，也曾经发生过几次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兵变，其中的两次，都与唐玄宗李隆基有关。

第一次——

公元710年，唐中宗去世后，韦皇后扶持李重茂登基，意图独揽大权，乃至成为第二个武则天。为了扫清对手，韦皇后密谋除掉相王李旦（被废的唐睿宗）和太平公主。

李旦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得到消息后，暗中联合太平公主、卫尉卿薛崇简、西京苑总监钟绍京等人，策反羽林军。在此基础上，李隆基率领羽林军和西京苑工匠等人杀入玄武门，诛杀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扫清了李旦复位的阻碍。随后，唐少帝李重茂被迫退位，李旦再次登基。事后，唐睿宗论功行赏，将李隆基册立为太子。

第二次——

旧的权力之争结束了，新的权力之争随即开始。

太平公主仗着拔除韦太后和拥护李旦复位有功，经常干预政事。她看李隆基很能干，妨碍了自己，就劝李旦废掉太子，于是，对李隆基而言，太平公主就从原来的战友变成了自己登上帝位的最大绊脚石。公元712年，李旦让位，李隆基继位，权力之争急剧升温，双方都磨刀霍霍。太平公主及其手下人买通了宫中的下人，准备给李隆基下毒，李隆基知道后，先发制人。公元713年，李隆基在玄武门把太平公主的党羽尽数杀死，太平公主也被赐死家中。

至此，李隆基扫清了掌握大权的所有障碍，改号开元。在开元年间，李隆基整顿朝政，任用贤能，使国家走上了正轨，又重现了唐朝的辉煌，史称开元之治。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掌管者的更替，常常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要通过“砍人头”来实现；现代民主社会则不然，通过选举，“数人头”就可以了。比起你死我活的“砍人头”来，你下我上的“数人头”，是大大的文明啊，所以，帝制最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理所当然！

台湾文化学者在论及大唐文化时曾言道，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可称道的核心内容是为“包容之量，消化之功”，而欧洲谚语“一颗石子在磨光另一颗石子的同时也磨光了自己”的美好景象，在唐代的一段历史中也的确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查百度百科，得知盛唐之时，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阿拉伯帝国36次向长安派出使节，东罗马的使节先后7次到达长安 ……毋庸置疑的是，很多次弥足珍贵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是在大明宫进行——这是历史上的大明宫最有价值的闪光点！

回眸大明宫历史，还有故事多多，时间有限，暂时到此为止。

至于解读新城区文化，多年前，我在为《新城印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曾写道——

说新城文化丰富，是由于在其构成元素中，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移民文化一应俱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的一个重要行政区域，大唐盛世的皇宫大明宫遗址，明、清两朝管理陕西乃至西北的指挥中心皇城，都在新城区范围之内；而辛亥革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诸如安息着1927年西安围城期间数以万计罹难军民的革命公园，西安事变纪念地新城黄楼、西京招待所，以及有着红色驿站之誉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也全都地处新城。既接受以“包容之量，消化之功”为显著特征的盛唐文化之陶冶，又感悟以“为民谋利、舍生忘死”为核心价值观的红色文化之熏陶，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城区的根基，可谓坚实而深厚。

至于论及新城文化的包容性，那就不能不说到移民文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主要的社会特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人流、物流、文化流渠道之狭窄、交流之稀少，对文化的发展进步自然不利。但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早在改革开放以前，新城区就经历了两次较大的移民浪潮。

一次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邻省的河南同胞，为摆脱“水，旱，蝗，汤”（按：汤指当时驻军河南的汤恩伯部）这“河南四殃”的荼毒，大量沿陇海铁路西行来到陕西，西安城北后来被称作“道北”的河南移民聚集区，遂逐渐形成。另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西安城东兴建了为数可观的军工企业（后来，这个地区被称作军工城），大量来自东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工人移民至此。再往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城区又以拥有西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康复路批发市场，和缘此形成的康复路商业圈这样一种地利，吸引来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万千商贾……上述这3次移民潮，使得新城区成为整个西安地区移民人数最多的行政区域，这对改变新城区的文化结构、优化新城区的文化形态，影响极其深远。

回顾《新城印迹》序言中的这几段文字，我们不难明白，如何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移民文化中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真汲取养料，用以建设有益于今天的新文化，使得新城区民众的生活理念得以提升，生活方式不断优化，生活形态更加和谐，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