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齐立国二十三年，齐明帝萧鸾统治五年。他是萧道成次兄道生之子，武帝遗诏以其辅佐太孙昭业。隆昌元年，萧鸾废杀昭业，立其弟昭文，又废杀昭文自立。对明帝其人，学界一般完全否定，似尚有不足。
一、齐明帝的治国措施
1. 整饬吏治。明帝“有严能之名”“晓达吏事”，本长于政务。《南齐书》卷56《倖臣传》（以下仅出卷名）记载，“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这是其基本态度。他任用表彰有才干的官员。《南史·文学传》言：“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即他亲掌官员黜陟。晋陵太守王亮“清公有美政”，他引为领军长史，再任为尚书吏部郎，史称“诠序著称”；以宗夬为郢州治中，亦“有名称职”；王莹先后为东阳、吴兴二郡，皆有能名，为他所褒美；使有才能的寒人任职地方，如纪僧猛为晋熙太守、刘系宗为号称“国之形势”“近畿大郡”的宣城太守。
重视吏治清廉。刘怀慰为官清廉，死于永明中，明帝曾说：“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傅昭“廉静无所干豫”、庾荜“清身率下，杜绝请托”、范述曾“励志清白，不受馈”，皆为明帝嘉许。范云为零陵内史，时风俗“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而他“止其半”，亦为明帝知赏。为有效管治官吏，明帝强化监察、惩治。卷6《明帝纪》：“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卷53《良政传》：“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南史》卷18《萧思话传》亦云：“时齐明帝用法严峻……”
2.提倡节俭。明帝行事俭素，在位时“大存俭约”。初主政即申明织成、金薄、綵花、锦绣履之禁。即位后禁断地方各种进献，建武元年十一月，省新林苑，又诏禁断远近建东宫之庆礼。二年十月，命罢文惠太子所立东田，毁武帝所建兴光楼，并诏水衡量省御乘。同月皇太子纳妃，禁止地方进献。三年三月，诏“车府乘舆有金银饰校者，皆剔除”。闰十二月，下诏“今岁不须光新”。卷17《舆服志》言其以采画代织成为衮衣，省车舆上的重盖。《明帝纪》还记一事：“太官进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
3.重视农业、减轻赋役，缓和社会矛盾。明帝早年任职地方，对民众生活了解较多。当政后，他多次下诏劝农，严命地方守宰督办。他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措施，如蠲免赋调租税、罢省公府池田邸治、减免关市征赋、兴办水利等。即位初，他下诏停征商旅税。建武二年，北魏侵司、豫、徐、梁四州，三月三次下诏，蠲免遭敌地区的租调。永泰元年，北魏攻占沔北诸郡，命“蠲雍州遇虏之县租布”。建武四年正月，他下了一道颇具人性化的诏命，“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
要求官员减少诛求。延兴元年，他以海陵王名义下诏免除“正厨诸役”及停止发广陵民助淮戍、禁止使村长路都（皆为底层胥吏）防城直县。建武二年北魏退后，又下诏“其与虏交通，不问往罪”。在平王敬则后，接受王瞻建议，没有尽诛附从者，“所全活者万数”。为民众作了一些实事。《梁书》卷53《良吏传之沈瑀传》：“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难，明帝使瑀行治之。”在整饬吏治中，严禁官员敲剥。
总之，明帝施政较切合社会实际，照顾到百姓的利益，因此当时社会经济仍有发展，民众生活一般能维持。后陈显达永元元年起兵时，檄文以“中兴”称许建武时期，似不为无因。在号称繁盛的永明年间，还发生了唐寓之浙东民变，而建武年间则没有出现。萧子显、李延寿均不喜明帝，但是《南齐书》《南史》无当时民众不安的记载。《南史·齐本纪下》云：“是时西昌侯鸾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风来苏，至此恩信两行，海内莫不欣然。”
但是在明帝时期，朝廷文化事业停滞了。明帝“不重儒术”“不重学”，在文化上的作为，如建武四年复立国学，敕委徐孝嗣续修五礼，永泰元年下诏祭孔子，均为虚应故事。当时文化领域十分萧条。朝廷没有宴集作诗文的活动，没有学术性讲论，再未有永明年间“家寻孔教，人诵儒书”“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的盛况。萧子显在卷39《刘瓛陆澄传》末对此有概括，“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
明帝所诛宗室有不少能文者，如被武帝赞为“我家东阿”的随王子隆、以“好文章”“好名理”而并称“鄱桂”的鄱阳王锵和桂阳王铄、“好琴书”的江夏王锋。当时文士颇受压制。任昉遭明帝排摈，“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沈约隆昌中出为东阳太守，谢朓建武中出为宣城太守。这都加剧了文化的衰落。
二、齐明帝的政权维护
作为篡位者，明帝统治基础薄弱。卷42《江祏传》云，新立海陵时“人情未服”；萧坦之至永元中尚云：“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因此，消除来自高、武遗留势力可能的威胁成为他政权维护的主线。
首先，组建可靠的政治集团。从谋篡到即位最倚重宗族成员。《梁书·刘季连传》：“时明帝诸子幼弱，内亲则仗遥欣兄弟，外亲则倚后弟刘暄、内弟江祏。”卷45《宗室传》：“高宗子弟弱小，晋安王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权势并在其门。”王晏、徐孝嗣、萧谌、萧坦之、裴叔业、萧懿、萧衍、萧恢兄弟、谢朓、范云等。无论朝廷中枢还是方镇，都安插了亲信群体。
其次，笼络一般朝臣和士人。永明中退休官员均可遵铨叙之科再任职。曾几次“诏求异士”，高门士族代表人物王暕、王僧孺等应招；以名士诸葛璩为议曹从事；顾暠之归家养病，他手诏称许，拜为中散大夫；江蒨居父忧，在墓侧结庐守丧，他遣斋仗二十人防墓所；傅昭安于清贫，赐漆合烛盘等；南阳太守房伯玉力屈降魏，月供其子钱五千，米二十斛。这些行为与其严忍作风判若两人，显然意在争取高门士族支持。对高门士族不合作者，如蔡约、何胤、虞悰、张瓌等，不但没有惩处，反而给予优待。
明帝诸多所为收到一定效果。永元中谢朓自以“受恩高宗”，不支持废东昏之谋。萧衍攻郢州时，竟陵太守房僧寄对郢州刺史张冲说：“臣虽未荷朝廷深恩，实蒙先帝厚泽。”张冲说：“深相许诺，共结盟誓。”
第三，强化官员队伍的控制和整肃。这是为打击敌对势力，与上文所言重吏治有异。他监察大臣，鼓励告密。其初即位时“遣左右要人于外听察”，卷 42《王晏传》云：“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採听异言，……”裴昭明为王玄邈军府长史，因“在事无所启奏”而被免职斥责。这一时期的诛杀多是因有人伺机预先告密。当拥立功臣威胁到自己时，也会毫不留情地诛杀。建武二年六月，萧谌被赐死。其弟诔、诞在外领兵，稍后亦被杀。他疑心王晏谋反，建武四年正月，诛王晏及其弟诩、子德元、德和，同时诬杀萧景先子毅、刘明达。他对亲信也很警惕。萧遥欣为荆州刺史，“多招宾客，厚自封植”，将其调为雍州刺史，并以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从上游钳制。
他对高、武旧臣尤其严加防范。卷56《倖臣传》：“明帝即位，高、武旧人鲜有存（仍在朝廷任职）者，……”建武四年，魏孝文帝攻逼雍州，雍州刺史曹虎原是齐武腹心，故先以张稷知州事，再以萧衍为雍州刺史，对其加以掣肘。王敬则是高武勋臣，明帝对他极不放心，将他排挤出朝廷。卷26《王敬则传》：“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对陈显达亦如此。
最后，消灭高武诸王及支持势力。至即位为止，他已杀鄱阳王锵等十二王。建武二年六月，又诛西阳王子明等三王。卷40 《武十七王传》：“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到建武后期，他自知来日无多，非常焦虑。同卷：“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正月，诛河东王铉等十王。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萧鸾杀高武子孙”条：“通计高帝之子、孙及曾孙三世为鸾所杀者凡二十九人。而锵、铄等之子，子卿等之子，见于史者独有铉之二子在孩抱中见杀。其实所杀必不止此数，当以其幼稚而略之。”消灭王敬则，是为继嗣者扫除威胁。继刘宋后，萧齐又上演了宗室相残的惨剧。古今多对明帝之杀戮给予道德谴责，如赵翼云：“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然齐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小编以为，应当从当时政治状况进行评价，方能有正确认识。
明帝在有生之年统治得以维持，但是，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使用密察、陷害等手段，加剧了政坛黑暗和动荡，致使众多朝臣消极离心。徐孝嗣“不以权势自居，故见容明帝之世”，谢朏“当齐建武之世，拂衣止足”，谢蘥“专以长酣为事”，沈昭略“建武世尝酣酒以自晦”，陈显达“心怀不安，深自贬匿”，中层官员如谢朓、沈约、江淹、虞悰、张瓌也很消极。所以他只能留给继嗣者一个总体素质低下、并潜藏了尖锐矛盾的顾命集体。
其次，无法解决继嗣弱这一致命问题。其长子宝义“少有废疾，不堪出人间”，只能以“好弄，“朝规懦屈，莫能救御。”又于《徐孝嗣传》中直言不喜书学”的次子宝卷为嗣，却疏于对宝卷的管教，“但勗以家人之行”。临终嘱托宝卷吸取郁林王教训，“作事不可在人后”，强化了宝卷的凶虐倾向。萧子显论云：“既而自树本根，枝胤孤弱，贻厥不昌，终覆宗社。”颇为深刻。
最后，培养了觊觎者。在政权经营中，遥光兄弟乘势发达。东昏初登位即有心夺位，很快失败被诛。经明帝提拔的后进士人也逐渐离心。如沈文猷为萧谌看相，云“相不减高帝”，萧谌大喜。《梁书·张弘策传》 载其建武末与萧衍论形势，弘策曰：“英雄今何在？……”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仆？’”明帝本是想为巩固统治而奖掖、培植的势力，后来却成为摧毁其统治的力量。总之，明帝的政权经营短期看成功了，从长远看却是完全失败。统治后期，政权已蕴藏着极大危机。史载明帝死时陆闲云“难将至矣”，覆亡大势已定。
三、齐明帝对北魏南侵的应对
明帝即位当年（494），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且强烈追求南进，明帝时期两次南侵。建武二年，魏攻豫、徐、司、梁四州；四年，攻雍州沔北地区。次年正月，沔北诸郡陷于魏；三月，魏攻淮北义阳等地。至九月，孝文帝因明帝死，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还。
北魏两次南侵，虽然萧齐取得若干局部胜利，但是损失很大。尤其沔北五郡失陷，是继刘宋明帝时淮北四州失陷后的大事，加剧了北强南弱的程度。孝文帝称沔北为“洛阳南门”，魏北海王详曾对孝文帝分析占领沔北的意义云：“自南之风，于是乎始。”萧子显于卷 57《魏虏传》论这是“建元以来，未之前有”。其后在东昏永元中，寿阳降于魏，魏又趁势进取建安、合肥，齐遂失去淮南。
何德章在《隋朝的统一：先进文明的胜利》中认为：“此后（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南北朝对峙的历史，基本上是北方逐步向南蚕食，南方步步退却的过程。”从当时力量对比看，对北魏战争失利难以避免，但是明帝自身也有诸多错失。首先，其基本政策是消极防御。高武二帝都曾有主动作为，明帝则没有。永泰元年诏云：“兴帅扰众，非政所先，用戢远图，权缓北略，……”卷57《魏虏传》萧子显论魏第一次南侵，“豫、徐强镇，婴高城，蓄士卒，不敢与之校武。”固然是前线将领所为，但与明帝政策恐亦不无关系。论第二次南侵，“王无外略”。均为中肯之论。
其次，明帝对形势变化不敏感，没有积极应对。孝文帝迁都后，南北对峙形势发生极大改变，北魏对南方的威胁显著增加。正如 《资治通鉴》卷 140 胡三省注所言：“魏既都洛，逼近淮、汉，故急于南伐以攘斥境土。”明帝理应对边境防务做出新安排，可是看不到他有何动作。
第三，明帝的内政削弱了防卫力量。齐武帝遗诏云：“军旅捍边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这是当时主要将领的名录。薛渊卒于明帝即位前，王敬则、陈显达之事已见上文。明帝直至沔北五郡失后起用陈镇襄阳，但为时已晚。建武二年，沈文季镇寿春，张瓌镇广陵，皆未实际作战，王玄邈亦未实际作战。王广之为明帝夺位出力颇多，唯一一次对外行动是建武二年司州被围时受命增援，劳而无功。可见，这些“捍边”将领全未起作用。明帝对前朝旧将的猜忌也造成了内耗，曹虎之事已见上文。在军事上倚重卖身投靠的裴叔业、崔慧景，但二人屡战屡败。
四、建武政治的成因
萧齐在大体和平安定的建元永明后，出现了建武及其后的乱局，这似乎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联系此后梁代重新长期“江表无事”的事实，更容易将建武时期理解为是历史逸出了正常轨道，因而也没有太大认识价值。小编以为不然。明帝能行篡弑之举，是因为他属于宗室成员，因此应当联系整个萧齐皇族来认识明帝。
陈寅恪先生指出：“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刘裕代晋建宋标志着寒门低级士族兴起。政治地位上升后，低级士族开始了儒化历程。但是终刘宋一朝，这一阶层的儒化仅是开始。刘宋皇族保留了很多粗鄙化特征，终于演变为后期的自相残杀。刘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尤其是元嘉十五年朝廷立“四学”后学校教育的发展给低级士族进一步儒化创造了条件。彭城刘氏、到氏、平昌孟氏、高平檀氏等都在这一形势中抓住了机遇。其中兰陵萧氏受益最大。
兰陵萧氏原属以武事见长的低级士族，在刘宋中后期，萧道成一支因政局动荡而获得崛起机会。这一家族凭军功成长，在萧道成得势前，没有机会经历儒化即接受充分文化熏染的过程。萧道成本人少年时从大儒雷次宗受业，史称“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但是其家族整体文化不高。萧道成诸子中武陵王晔、鄱阳王锵、桂阳王铄等略好，而长子赜（武帝）仍“不谙书”。旁系即萧鸾一支尤为粗俗，只是靠吏才立身，即卷 45《宗室传》所谓“一门皆尚吏事”。又据卷 20《皇后传》：“太祖虽从官，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贫寒生活易使人形成刻薄窘俭的品格。明帝节俭、严苛险刻以及“信道术，用计数”显与此有关。
如果文惠太子不死，萧齐皇族将继续儒化，并终将带动旁支进入这一进程。然而，文惠病死的意外变故以及随后的政治斗争，却使旁系的萧鸾攘夺了皇位。即位后，面对人情不服的形势，维护权位自然成为其首务。其出身及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不可能采取软性手段，唯有树立亲党并严控和诛杀异己势力一途。因此，明帝篡位有偶然性，明帝东昏时期的政治形势却出自萧齐皇族未完成儒化这一特征决定的，因而是低级士族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明帝的政治实践，归根到底是这种变化过程的反映。
随着萧衍建立梁朝，低级士族儒化才获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萧衍本人“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其子侄亦多文采斐然。因为梁代统治集团具有如此文化品格，才有了梁武帝时期政治、文化的全面新变。另一方面，明帝直至东昏时期的倾败一定也从反面给了梁武帝教训，促成了梁代的变革。梁武帝曾对萧子恪兄弟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代’。”反映了他对前朝之失的认识。在齐梁之际社会变迁中，建武及永元时期起了过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