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辰来 徐文英
石门，是石家庄解放前的旧称。1903年到1907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先后通车并在石家庄村建站之后，使仅有200户人家的小村，日渐繁华，政治、经济地位也日益突出。1925年8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指令取石家庄、休门两村首尾各一字，建立“石门市”，但旋于1928年又明令撤销。到1939年10月又被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批准设立石门市。
抗战期间，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部非常重视石门市的战略地位，在侵占石门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石门大建设”。不仅修建了石津运河，石德铁路，还修建和扩建了四个规模巨大的兵营和一个飞机场。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还亲自到石门视察，部署对我抗日军民的“扫荡”，使石门成为我冀中、冀南、冀西,太行一分区、冀晋四分区等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威胁。
对于石门的战略地位，当时晋察冀边区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边区公安总局在继1941年对太原、保定、北平派遣情报工作取得经验之后，于1942年春天派纪贤(原名陆曦)到石门地区开辟情报工作。他在与行唐、灵寿、正定等县共产党的组织取得联系之后，几经选择，决定在正定县建站，并物色了几个不同职业的人选，开始了工作。不久，边区公安总局改名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兼任公安管理处长。当年秋天，纪贤被调回机关他任，改派王应慈负责石门市的情报工作，正式建立“石门情报站。”从此，这个站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展开特殊战斗，进行了大量的与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抗日战争乃至以后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石门情报站进城后部分成员合影。
克服困难 艰苦建站
王应慈接受建站任务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军对抗日军民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和曲线救国，加上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严重困难的时候。当时中央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对王应慈的要求是尽快建成“石门情报站”，把日伪军以石门和铁路为中心的重大活动以及军政情报及时发回边区。这就要求，一是迅速组建情报组织，及时获取可靠情报；二是在没有电讯器材的情况下，依靠交通员稳妥地来往传递于敌占区、游击区和边区之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王应慈是陕西华县人，滑华暴动以后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为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0年由延安中央社会部到晋察冀边区工作。1942年到石门地区时，由于原来的负责人纪贤走得比较仓促，加上王应慈的陕西口音，工作十分不便。社会部就从灵寿县抽调农村干部刘喜才跟他既当交通员，又当口译员。
王应慈在国民党西北军时的照片
为了熟悉石门周围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情况，建立联络点，他们除了和县、区游击队一起活动外,经常在夜间来往穿行于农村之间，有时以设在灵寿的岔头贸易局、慈峪贸易局作掩护，有时只得露宿在野外山头上和树林里。他们常常整天吃不上一顿饭，甚至当他个人单独外出活动时只好装哑巴。王应慈大胆、沉着，使情报站的同志都根钦佩。
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城，身着长衫，头顶礼帽，戴着墨镜，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俨然一副汉奸的装扮。不料刚到火车站附近，就碰到大队日本兵从石门方向而来。他不慌不忙，竟和日本兵一道，大摇大摆地进了城，使得迎接他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还注意随时留心观察，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我所用。当时,石门的卡子盘查很严厉，进出相当困难。他看到一辆双套马拉的轿车进出很顺利，一打听，是市郊西三庄村一个坊长(相当于乡长)的车。经进一步了解，知道这个坊长和卡子上的伪军、日本人、以及宪兵队等都熟悉，因家中有病人，每月准进市一趟。于是，他便夜间登门，亮明身份，提出了要求。这个坊长迫于当时的形势，满足了带他进石门的要求，按他的吩时在大石桥头会面，把他送出市区。
当然，王应慈也有遇险的时候。一次日军夜间“扫荡”，把他和一个区委书记、一个治安员围到北寨村。他们摸到一个老乡家，藏在一个炕洞内，三个人轮流在一个小窟窿眼儿用嘴吸气，差点儿没闷死。还有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城后，被敌人发现。他开始落脚的饭馆老板被捕，不料押送途中，这位老板乘机逃脱并设法传信儿说，敌人要抓一个姓王的。在敌人全城大搜捕的情况下，王应慈只得连夜出走。最后通过内线摸清情况，在夜色掩护下，由两个与我方有联系的伪警察用绳子把他系下城墙，才脱离了险境。
在王应慈同志的奔走下，以正定县东柏棠村魏家为中心联络点的石门情报站很快就建成了，并且建立和疏通了情报站与边区社会部联系的各个交通点、线，使情报工作很活跃地开展了起来。
东柏棠村位于正定县城西8里地，距火车站较近，是敌人所谓的“爱护村”。这个村里在火车站做工、当脚行、进城做小买卖的人很多，人来人往，很便于交通员进出行动。魏焕义、魏焕才(魏光)兄弟的家就在这个村西头。他们的宅院前后通街，又紧靠村外，西墙外即是庄稼地。所以，不论白天晚上进出都比较方便，而且容易隐蔽。为着更加安全起见,他兄弟二人还从睡觉屋里的炕席底下，挖了一条通向村外野地的秘密地道。另外，他们家还是个多年的养蜂户，家中常年养有30多箱蜜蜂，春秋之际外出放蜂，经常到西部山区与边区接壤处活动。就是平时也经常有人外出卖蜂蜜、蜂蜡，买蜂巢，白糖等，这就很便于交通员的往来和情报的传递。
除去地理位置方便之外，魏家政治条件也较可靠。兄长魏焕义积极投身抗日工作，老实可靠，且粗通文字，自1940年起就在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情报科长谢普生领导下当情报员。其弟魏焕才自正定帅范毕业后，即以教书为掩护，为边区作情报工作。其母翟岭歌，已年近60岁，因她三个妹夫及一个表弟都惨遭日军杀害，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积极参与了传递情报、掩护交通员等抗日活动。后来，这个缠足的老人，还曾不顾远途跋涉，经过日伪军几道盘查，以接“干闺女”为名，到灵寿山区把情报站的女报务员马光荣接到家中。
当时，情报站只有三个专职人员，即王应慈和冀晋四分区情报参谋梁计民以及报务员马光荣，其余六个小组的成员都以各自的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不讲金钱、待遇，不计名誉、地位，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如:单线领导，绝对不准横向联系;三人一组，一律按纪律与交通员联系，不准私自行动;不准问不该知道的事；严格遵守接头时间、地点，否则按违纪查问;投敌叛变将被执行最高纪律——处决。这个情报站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依靠铁的纪律和工作人员的优良素质，始终未出纰漏。
依靠群众 打开局面
石门情报站的任务，以搞敌人的战略情报为主，其他情报为辅。工作一开始，他们就集中力量，对石门市这个战略据点里的军政机关、兵营、领事馆、新民会、商务、建设总署进行渗入，并顾及南至邢台、邯郸，东至德州，西至太原，北到保定的交通干线。他们依靠基本群众，发展组织，获取敌人的情报。
如铁路系统张志田、孙友义小组共十几个人，他们有的是火车司机，有的是随车检修工。人员分布较广，除石门、正定外，有的在长辛店、太原等地。敌人在铁路线上军队的调动、军用物资的运输、储存以及军政要员的行踪，一般都脱不开他们的眼睛。邵喜俊、陈景瑞等人就曾几次把日伪军调动的情报，准确及时地送出。一次，正定火车站一位姓张的装卸工，把日伪军在该站上车的人数、装备、运送方向和到站地点及时报出。王应慈和梁计民立即将情报转交聂荣臻司令员，在反击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扫荡”的作战中起了很大作用，受到了聂司令的表扬。
魏焕义、魏焕才系统下的王正本小组，有几个菜农经常向市区几个兵营送菜。其中有位柳辛庄的菜农，经常去北兵营送菜。他就利用送菜的机会，把这个兵营的情况搞清了。原来这里是存放武器，弹药的地方，是当时北平以南最大的武器弹药仓库。北平以南、邯郸以北地区日伪军的武器弹药，大都是由这里发放的，而且这里的军用物资，多是由日本国内和沈阳运来的。他由搞到这里存放装器的种类、型号、数量以及发往外地去的范围的情报，进而又把经常来领运弹药的单位、数量、发往方向，运送时间等情报都准确地搞出来，迅速上报。王应慈因此曾两次找这位菜农进行表扬。遗憾的是，这位菜农不幸于1945年春天被日军发现，虽受尽酷刑，也始终没暴露组织。最后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当了劳工，至今下落不明。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搞经济侵略，而且以办商行为名进行特务活动。直接受北平特务机关管辖的日本特务井上久男开办的“正定商行”，就企图通过与我边区进行经济贸易的关系，搞我们的情报，并且假冒我边区政府的名义，出版了一种名曰《建设》的刊物，搞了很多迷惑人的东西，使不少人上当。石门情报站决定派马世仁小组设法打入这个商行。通过工作，他们有的当了会计，有的当了装卸工。后来，每期《建设》一出刊，就很快送到了东柏棠村魏焕义家,通过情报站交通，送到了当时主营边区财贸工作的姚依林同志手里，引起边区领导的极大重视。后来，这个小组还搞到了井上久男在石门制订的经济侵华计划。
这个情报站还按照党的政策，努力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力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抗日出力。
当时正定城内有位知名人士范树堂，此人原系清朝末年袁世凯办新军时的军官，后来反袁时，当过江西水师提督。王应慈就通过边区政府参议员张文山和范树堂取得了联系。范树堂是位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而且在军界很有影响，与当时驻守正定的伪治安军团长刘化南关系密切。刘化南所部虽是团级架子，但下边仍有两个分团，以正定为中心,驻防周围各县，势力较大。刘化南在范树堂的开导和影响下，思想有很大转变。王应慈曾两次进城面见范树堂和刘化南，使得刘化南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做出承诺，保证不进犯解放区,并且将能够得到的日本人的重大军事会议、军事行动计划等情报，通过范树堂转到了情报站。在日本投降前夕，刘化南还曾度答应率部起义，投奔八路军。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才转而归属了国民党军队。
深入上层 打进内部
为了打进敌人内部，深入敌人核心，获取重要的战略性情报，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和冀中公安局，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了派遣工作。
张子元，河北博野人，原系冀中军区警备旅一团团长。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被伪军俘获，经冀中军区情报处张存实处长派遣，以“本人原是河北民军司令，不满被共产党降为团长”作因由，先是打入日本3906部队谍报班，编造假情报获得日本人信任后，又打入南兵营劳工教习所当了副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搜集了日军许多情报交情报站报出，还利用职权营救出了大批在对日作战中我方被俘的党、政、军干部，
如1944年8月他设法将冀南六分区参谋长王树棠、冀南新四旅特派员袁纯化、宣教科长华平等10名负责干部营救出去;1944年9月又一次将干俘30人送出。这些人有的经洛阳辗转返回了解放区，有的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从事地下工作。还有一次他借日军1417部队要在市郊大郭村飞机场旁边于底村建立“兴亚队”特务组织的机会，送出10多名干俘。这个队伍后来于1945年3月在太行区武工队协助下举行暴动，绑着日军曹长、翻译德田、携带枪支拉到了太行区根据地。这次暴动，事前准备得比较充分，张子元预先提出辞职，未受牵连。
王子兴，河北安国县人，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原在冀中公安局工作，受局长张国坚(后调任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副处长)派遣，先打入日军饭沼师团河野特务队情报室，后又到石门建设总署当了“技佐”，他除了领导张子元的工作外，还领导着市内几个行业的小组。
他以“技佐”身份，在一次去获鹿采石场视察石子情况时，所乘的火车突然受命在中途“待避”，一下子停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在和该站日本站长闲谈时，就问:“是什么列车把我阻在这里耽误工作?”那个站长见他是“技佐”衔，又会说日本话，就告诉他，要过的专列是冈村宁次，并要他保密。王子兴又问:冈村宁次是西去阳泉?回答:不是。又问:太原?站长摇摇头说:统统不是。王子兴就试探着说:那是运城了。于是站长悄悄告诉他:是临汾。
王子兴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决定不去采石场，迅速返回到市里，发出了情报。情报站很快将它送往边区社会部。上级看到这份情报十分重视，分析冈村宁次离开北平，神秘地奔往山西临汾，一定有重大军事企图，就立刻把情报发往延安总部。于是中央紧急通知了太岳、太行军分区。这样，在我抗日军民有准备的情况下，使日伪军几路围攻行动归于失败。
石门情报站还有个打入敌伪军特务系统的张景熙、李慎之(李尚志)、靳英小组。靳英打进了正定宪兵队特务队，并担任了队长;李慎之打入了石门市宪兵队，担任了指导官，张景熙先打入了正定警察所，后又打入“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
张景熙，正定县人，师范毕业后担任了抗日县政府第三区区长。在日军一次扫荡中，他被围在一个井台上，仍与敌人激战，准备打光了子弹就跳井。不料一颗子弹把他后脑盖骨打碎,昏死过去。敌人发现他心脏还在跳动，就把他抬回了正定城，送进了日本随军医院。企图给他治好伤后，诱他当汉奸。
王应慈得知这个情况后，便通过内线与他联系，要他借机打入敌人内部。张景熙一开始坚决不干，后经王应慈与县委共同做工作，他才答应下来，归属王应慈的石门情报站领导。张景熙伤好后，一穿上伪军的服装，立即招致了乡亲们的误解和咒骂。他爱人刘健本来是县妇联的组织部长、一听说张景熙“投敌”怒不可遏，只身闯进正定城，一见面就给了他几个耳光，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张景熙忍辱负重做工作，曾把正定警察局颁发良民证的钢印模子以及几百份良民证原件搞出来，送交晋察冀边区使用。1943年，他利用和“河北省剿共委员会"调查室主任赵子云的同学关系,调至保定。在“河北省剿共委员会”情报科担当了主任科员、情报股长、“感化院”训育主任等职，取得了大量情报。如将全省“新民会”中特务组织的情况等文件，带回正定，交靳英复制后，又安全送回。
有一次，他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有蒋介石1939年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文件，上面还打有“绝密”字样，便立即向王应慈做了汇报。边区社会部许建国部长得知后，就命令张景熙不惜一切代价，取到这个文件。张景熙接受任务后，利用职权之便将文件取出，又借每周返回正定家中的机会将文件带出。
那天，他伪装成商人，从保定西城门去往火车站。不料，途中却遇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大搜查。一个日本特务以流利的中国话命令张景熙打开提包，张景熙始料不及，只得硬着头皮照办。当日本兵从提包底层翻出印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后，大惊失色，一声呼喊，马上围上来几个特务，不容分说，就强行搜身。当敌人翻出他的“情报股长”证件后，又十分疑感地盘问他。他就镇静地亮明伪身份，说明自己是专门干情报工作，为大日本皇军服务的。敌人见证件真实，张景熙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就向他示意可以走了。他整理好提包，又向日本特务说了声:“口恩尼其哇!桑由那拉!”(谢谢!再见!)日本人听了还挺高兴。其实这是普通的检查，如果当时敌人向他所在的机关打个电话，张景熙就很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文件送出一周之后，王应慈转告他:许建国部长非常满意，说这个“文件”是万两黄金都难买到的。如果你因此有危险而不得不撤出的话，也是值得的。原来，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文件”毛泽东主席还对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给予了表扬。
1945年4月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公开点破了这个“绝密”件。毛主席指出:“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毛泽东选集》943页)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面目，给予了有力揭露。
后来，在日本投降后的上党战役中，我军又缴获了一份这个密件，并在当时太行版的《新华日报》上，再次公开予以揭露。这足以说明深入敌人内部，获取战略性情报所起的重大作用。
石门情报站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纪律，以及领导者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知识，使这个情报站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到日本投降，这个站没有被敌人破坏，没有发生重大问题，随之又接受了解放战争的新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