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理解“道法自然”？

西汉以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就是自己如此，本来如此，这没问题。但是对“道法自然”的解读却歧义太多，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总体而言，大体可以划分三大类：

第一类解读，以河上公的“道性自然，无所法也”为代表。这种解读突出了“道”的核心地位。

第二类解读，以王弼为代表，王弼强调：“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这种解读，突出了“自然”的核心价值，即道生万物，道在万物，顺遂万物之自然而无所违逆。

上述两类解读，就像王弼说的那样：“四大”之间“转相法”，即低层次的渐次而“法”更高层次的。

第三类解读，不存在“转相法”的问题，这一类解读，强调“人”在“人地天道”“四大”中的主体地位，即“人”不仅“法地”，同时也要“法天”“法道”“法自然”。这一方向的解读，以宋代学者群体为代表。

宋代是儒家文化复兴的重要时代，也是理学从建立到最后完成的时代。这一时期，理学家们站在传统儒家立场上，强调“人”不仅要取法大地，同时也要取法天道。而“自然”这一重要概念，在他们那里，成了“道”的价值属性。

河上公等人的“道法”有深意。河上公与王弼对于“有物混成”的理解十分接近，都有“混然不可得知，而成就万物”之意，但对于“道”的地位与价值理解却不同。

河上公把“道法自然”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整个句子里“独立”出来，改变了原有句子结构，使“道-法-自然”的主谓宾全结构，变性为“道法-自然”的主谓结构，出现了“道法”这个表达基本法则和秩序的概念，也为后世道教创造了一个神秘的专用术语。

事实上，河上公本身就是方仙道家的开山鼻祖，他的《老子章句》虽然强调治身治国兼顾，但养生修炼也自在其中，因此强调“道法”是与他的炼养思想分不开的。

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张道陵注解的《想尔注》则认为：“自然者，与道同号异体。令更相法，皆共法道也，天地广大，常法道以生，况人可不敬道乎？”

他把“自然”作为“道”的别号，认为天地法道，何况人呢？

杜光庭理解“道法自然”为：“清静而无扰，合大道自然之理也”，也是“道性自然”之意。

王弼认为：强大如斯的大道尚且要以万物之自然为法

王弼虽然把“道”定格为最高范畴，但强大如斯的“道”也不是“唯我独尊”的，它也要有所“法”的。他对“四大”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转相法”，他说：

“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

“有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

王弼注把四个“法”字全部落到实处，从“人不违地”到“道不违自然”，语意首尾贯通，更重要的是，王弼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不是“道性如此”，而是“道法万物之自然”。

王弼说：人不违地才能保全安定，这就是遵循地的法则。

所谓法自然，就是随方就圆，与所在之物的自然属性无所违逆。如同把水装进容器里，水顺随着容器的形状。所谓自然，是对无法表达事物的说法，是对没有边界事物的表达。

就道而言，有智谋不如不知道智谋，而有形体的不如无形体的精微事物，精微事物不如没有任何形态的事物，有准则不如没有准则，所以人、地、天、道渐次遵循更高层次的东西。所以道、天、地、人，越是抽象的就越居于更高层面。

万物为何尊道而贵德，就因为大道“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不扰物，故尊之。

王弼与河上公的相同点，是都存在着“转相法”，即形下之物顺应形而上之物，越抽象就越居处于顶端。人、地、天、道四大之间就存在这样的关系。

但是河上公在解读到“道法自然”时，却止于“道”，把“自然”当作“道”的“属性”，而不再上溯。因此，与王弼的“有称”不如“无称”之说不同，因为“道”毕竟还有个称号，尽管是“强名”之名。而“自然”却是“无称之言，穷极之辞”。

两相比较，“道”这个有名之物，当然要顺应那个“无称之言”的“自然”了。

宋代理学家论道，始终把“人”摆在主要位置，围绕着“人”做文章，这一理解方向一直影响到明清思想家，直至今日。明清思想家王夫之、魏源等人对“道法自然”的注释，走的都是这一路线。

比如魏源说：“盖人性之大，与天地参……言王者何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无不覆，法地之无不载，法道之无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

魏源认为，“四大“之间不是辗转相法的关系，而是“以人法为主”。

北宋儒学，其主流其实是王安石所代表的新经学和司马光所代表的新史学。

变法派人物几乎都是“老子注”大家，比如王安石、吕慧卿、王雱，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也一样都有“老子注”，他们虽然站在各自立场注疏《老子》，但大方向都是“以人法为主”。

比如王安石认为：“自然”并非老子思想中的最高概念，他说：“道法自然，道大是也……道之自然，自学者观之，则所谓妙矣。由老子观之，则未脱乎因缘矣。然老子非不尽妙之妙，要其言且以尽法为法，故曰道法自然。”

就是说：“道法自然”意在强调“道大”，学者以为“自然”很高妙，但老子并不这样看，老子认为“自然”还有局限性。

王雱受其影响，认为：“至论”则认为是四者之间没有先后关系。所以他说：学者解老，如果仅停留于“自然”，而不去追寻更高的“道”，则是失察的表现。

司马光对“自然”的理解则是不变、不为。为之、变之，则伤之。其中就有反对“变法”之意。

苏辙是以儒佛解道的大学者，他认为：世俗之人出于习惯思维，认为“三才”是最大的，而不知其上还有一个“道”：“然使人一日复性，则此三者人皆足以尽之矣。”

如果人能够恢复至善之性，就会明白“道”才是宇宙间至高至大者。

章安在解读宋徽宗的“道法自然，应物故也”说：“惟道出而应物，故下法焉。”就是说，“自然”不是“道”的全部，“道”高于“自然”，道法自然是道为了顺应万物，自处低位而已。

范应元说：“人虽止言法地，而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泝而上之，皆循自然，岂可妄为哉。清静无为，循乎自然，此天地人之正也。”

就是说：“人法地”并不是说人只是法地而已，人还要法天、法道、法自然，不可妄为。而法的具体落实者则是人。

小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确像宋代学者理解的那样，人不仅要法地，顺着“地法天”等逐次上溯，还要法天、法道、法自然。

然而宋人把“自然”理解为“道”的自然属性，则不确。所以还是赞成王弼的“随方就圆”说：道法万物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