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来沿袭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战”之“正”，同时为儒家和墨家所斥责，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墨子提出“非攻”之政，孟子提出“仁政”，道家则不仅批评“正人”之政，而且连同批“正”的儒墨也一起批。
老子认为，人们执着于“福祸”“正奇”之辨，强行割裂事物属性，主张“以正治国”。但以“正”正其“不正”，焉知所谓“正”本来就是“不正”？
世人皆有趋利避害之心，岂不知福祸、正奇之间的转换哪里有个准呢？“其无正也”，事物本身没有所谓的“正”：所谓的“正”、“福”、“善”，本质上就是人们对“奇”、“祸”、“祅”的期许与祈愿。
所以说，“正”必至于“奇”，而治国必至于“用兵”。以正、以奇，则不可以“取天下”。
所谓的“正”，会导向奇诡用兵的邪僻，不是治国之道。庄子更是辛辣猛烈，认为这种对外以“征”而“正”，对内以利相诱、以刑而控的“正人”之政，其本身就是伤生害命之“正”。
因此，与儒墨提出的“非攻”“尚同”“仁政”不同的是，道家主张“道治”，消灭统一价值的“尚同”和主观意义上的“仁政”，消灭“正”见。
庄子接过老子的“无为”大旗，“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著落（朱熹语）”，他认为所谓“正”的实质与危害就在于：所谓的“正”是导致社会大乱的根源。
他说：儒墨以所谓“兴利”、“富民”相许，以仁政、义政之“正”教化，以“正”为号，以“利”相许，也必因“仁”生伪，因“利”相争：“自禹之后，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庄子认为，法家虽暴虐，但也只是禁锢人的手足，而儒墨以仁义正心，以礼、刑正形，对人的危害更为全面而深入，更具迷惑性、欺骗性。
所谓以仁义匡正人心，以礼刑“正”人之行的“正人”之术，乃是从外到内对人性的戕害和摧残，泯灭人的个性。
“刑以正邪”是将一己之“正”强加于天下，后世之乱自此始也“政以治民，刑以正邪”出自儒经《春秋左氏传·隐公十一年》，是对儒墨以礼义为主、刑政为辅的正民之道的概括，因为仁义之“正”的包装，显得“郁郁乎文哉”，但庄子认为其“文”即是伪饰，人心因此坏塌。
比如儒家反对“不义之战”，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但他不反对“上对下”地武力讨伐“悖道”者。庄子不但反对所谓“不义之战”，他连孟子也一起给否了。
庄子认为所谓“正义”这一传统不是从春才开始的，而是自古有之，尧舜也不例外。当年帝尧征伐丛枝和胥敖，夏禹攻打有扈，结果，三国的土地变成废墟，人民十室九空，国君身死国灭。
为什么如此“道义”之战与非道义之战竟会有同样的结果呢？原因很简单，双方都打着“道义”的旗号，实质都是通过武力掠夺别国的土地和人口（《庄子·齐物论》），都是以己之“正”，而正别人的“不正”。
庄子在《天地篇》举例说：唐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伯成子高做诸侯。等到舜帝禅位给夏禹王的时候，伯成子高便辞职回老家务农去了。大禹不解，便前往拜见。
大禹见伯成子高在田里耕作，快步上前毕恭毕敬地行礼问伯成子高：“先生干得好好的，为何我治天下，先生却辞职了呢？伯成子高说：“昔者尧治天下，不用奖励而百姓自然勤勉，不用惩罚而人民自然敬畏。如今你施行赏罚而百姓还是不仁不爱，德行从此衰败，刑罚从此建立，后世之乱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种违背实物自然属性的例子在《庄子》里俯拾皆是，楚王派使者来请他担任国相，他说我不愿做神龟被开膛破肚，供奉在高高的庙堂之上。我宁愿活在这烂泥里。
他借孔子与子贡讨论颜渊时的话说：鲁国国君让人把海鸟接到太庙里供养献酒，以“太牢”为其膳食奏以“九韶”之乐助餐，三日而死。
在庄子看来，尧帝顺应百姓的自然而然，不倡导也无需奖罚，百姓却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越是动用教化手段，百姓反而“不仁”且乱。这都是为“正”的结果啊！
而儒墨以其普遍齐一的准则“爱民”、“利民”的实质及其最终恶果不正是如此吗？将自己的是非、好恶强加于人，以自己确立的统一的价值准则模铸万民，背离人的自然天性的所谓“爱民”、“利民”之“正”，给人带来的必然是这样的困苦和灾难。
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强调以“正”或“正道”来治国的问题庄子认为：所谓“正”，就是以“正”之名，将人分别“正”入其该有的位置。这种“矫正”，实则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抹杀。
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更不应该强调所谓的“正”。万物各有其正，人也各有其性，都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他主张“各有其是非”、“以不齐为齐”的多元主义，不可将事物强行分割成贵贱、尊卑、高下。
这是对老子“其无正也”的进一步阐发。
老子说：“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祅。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祸里隐藏着福，福里潜伏着祸，有谁知道这其间的变数呢？哪有个准啊！你以为的正，怎知不是权谋伪诈；你以为的善，怎知不是妖异作祟？所谓的“正奇”之说，岂不荒谬？人们的迷惑啊，本来就已经太久了！
那么，为何“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为何人们宁愿相信“正”的正面性呢？
因为在“传统”文化土壤里，生长着这种“正向”“正能”“正义”的思想，它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正”面性，最容易被人所接受，事实上，汉武帝以来的历代文人士大夫都在做着同样一篇文章，那就是与时俱进地为“正”添加其“正面”价值。
这也是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两千多年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因为其“正”道的种种积极正面价值特征，使其能更好地满足王者有效持久“治民”、“君天下”的需要。
所以老子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神圣化一切事物，舍弃智谋术，不要以人为划分的“正”来标榜“正治”之必然。如此，才能素朴而不伪装，自然而不做作。
庄子进一步阐释道：“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不神化圣人，尽毁被神化的圣人之法，不玩心计，远离玉器珠宝，天下大盗小贼就不会出现，百姓方才可以谈论是非曲直，就会朴实浑厚，就没有争斗，就可以回复原有的视觉、听觉和天然的能力，故老子云“大巧若拙”。
人人都保有原本的秉性，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邪恶……曾参、史䲡、杨朱、墨翟、师旷、工倕和离朱，就没有炫耀自己的所谓正德正行，以迷乱天下之人了。
斜月打牛
孔子（仁义礼智信）与高鸟尽弓藏，兔狡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死，都是在道表示，正是礼大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