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是大学问家，所谓“北钱南饶”的“北钱”说的就是钱老。
钱老的学问堪称“文化昆仑”，但老人家对 《道德经》的解读却难免瑕疵互见，他常常以孔孟对事物赋予的人格化赞美，跟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对比，认为老子对事物的认知不够全面。比如老子只看到了水的居下不争，却无视水的“不舍昼夜”。
再比如先生虽赞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权、利观，针对的是侯王，并强调解读《老子》思想须得“思辩”方可得其妙理。
但在解读这两句话的时候，却以韩非子的观点为据，认为韩非的“学者不察当世之实事”是对老子这一思想的批评。
那么，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什么意思？韩非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先来看老子44章原话：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名利是后天之得，可以再生，生命却只有一次，不可再生，孰轻孰重显而易见；生命的得失与名利的得失相比较，结论也是不言自明的。
老子用意十分明显，与身体相比，“虚名”与“货利”皆是身外之物，失之可得，得之当知足。不知足，不知止的贪求，必将带来祸端，所以在接下来的46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那么，韩非的《解老》曲解了老子思想了吗？还真没有。
韩非没有解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但他对“祸莫大于不知足”做出了详细解读说：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时活，今不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韩非的大意是说：
人是没有毛羽的，不穿衣就不能抵御寒冷；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肠胃是生命的根本，不吃饭就不能生存，因此难免贪利之心。但贪利之心不除，就变成自身的忧患了。所以圣人穿衣足够胜寒，吃饭足够充饥，就不忧虑了。
而普通人却不这样，大到做了诸侯，小到积存干金资财，贪得之心长存而不能解除。轻罪得以侥幸赦免，死罪也能幸得活命，（导致）不知足者的祸患终身不能解脱。所以《老子》说：“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
韩非子是法家，他在解读《老子》时难免窜入法家观念，以便为建立法家理论服务，比如他解读第三十六章的“将于细致必固张之”，就把老子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有意偏向于权谋方向。
但他对“不知足”的解释基本遵循老子原意，丝毫看不出他对老子思想的批判，何况，黄老道家（包括法家）一向认为“道生法”，他只能维护老子，而不会轻易批评和否定老子。
黄老道家著名经典《黄帝四经》解释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学者不察当世之实事”一语，出自《韩非子·六反》。
所谓“六反”，就是奸诈虚伪而无益于国家，却受到社会赞美的六种人；而努力耕战而有益于国家，却受到社会诋毁的六种人。
老子反对奸诈，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既要绝弃神圣化的、文饰的东西，也要绝弃智巧伪诈的权谋术，使人归于质朴。
韩非子在论述国家管理需防治结合时说：“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他认为：宽容犯罪，不是导致国家混乱，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叫伤害民众啊！因为犯罪的人侵犯了他人利益、众人利益，这与老子说的“而为奇者，我得而杀之”并不矛盾。
因此，韩非说道：“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
韩非的意思是说：知足没有屈辱，知止没有危险，这是可以保持长久的途径。因为危险和耻辱的缘故，在满足之后不再要求什么的人，是老子对权力提出的主张，而不是对民众提出的要求。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民众都看作老子心中的圣人了。
韩非接着说：所以夏桀贵为天子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尊贵，富有四海而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宝……这不是通往帝王大业的政治措施。
韩非虽然强调法治，但他的论述并不违反“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