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说法不为夸张，因为从文子、河上公以来，不少注家都是从“正面”来理解这句话的。比如河上公说：使正身之人有国，使诈伪之人用兵，以无事无为之人取天下为之主。
严遵则以长篇大论讨论正心、正身、正家、正法、正名、正国等。
古代大家如此，今人更多，陈鼓应、傅佩荣、任法融、王蒙、郭继承等都是这个思路，比如南怀瑾说：真正的政治，就是“以正治国”，不能用权术，不能用手段。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老子的“道治”思想乃是没有“正奇、善祅阳”之分的，并且老子在接下来的58章继续强调说“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理想之治应该是不以“正”为名，因为强调“正”则反成奇诡，强调“德”反成妖异。
王弼注曰：“惟无可正举……是其极也。”不确立所谓“正”的标准，这就是理想的道治社会。
老子感慨道：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人们对此的迷惑已经很久了。
王弼注还原老子思想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足以取天下！这句话出自帛书“以正治邦（传本57）章”：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南怀瑾先生认为，这三句话是“政治的三大原则”，即治国、用兵和取天下，分别采用“正”、“奇”和“无事”的原则，这一理解与河上公一致。可以说，这是儒家的“德治”思想。
在儒家的伦理政治学中，“政”的定义就是“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孔子认为，为政者若自身端正，无须下命令，百姓自然服从。自身不正，虽三令五申也不会服从。因此，所谓“政治”，就是“以正治国”。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读书人从“蒙学”就开始读儒家“五经”（元代以后为“四书”），“五经四书”为读书人“解老”铺垫了浓厚的儒家思想底色。东汉之后，经学家们厌倦了繁文缛节的经学，才有了“还原”老子思想的可能。
以经学家为主体的魏晋玄学家，不把《老子》《庄子》和《周易》推到主流地位，并且“以老解老”，开辟了以老解易、以老解儒的义理学新路子，为易学义理学派和两宋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所以王弼对“以正治国”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说：“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
王弼这段话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只有一句“立辟以攻末”需要解释一下。
所谓“辟”就是立法，《尚书》称杀头为“大辟”，即处以极刑。“以正治邦”就是立法令、定框框、禁言行，法令虽有锄奸禁恶之功用，但治标不治本，不是“有国（邦）之母”，不是根本解决之道，都是出事以后的惩戒措施，是“有为”。
王弼注的核心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足以取天下！
以此角度理解“以正治国”思想的历代注家有很多，比如唐玄宗、王夫之、王夫之的解释更明了：“以正治国”者，将以弭兵而兵愈起。”
为什么说“以正治国”则不能取天下呢？老子说：理由如下“理由如下”四字是为方便讨论而添加上的，意在引起下文。通过对老子陈述的原因，可清晰地得出“以正治国”是不可以“取天下”的。老子说的理由是：
“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
“天下多忌讳”就是权力者规定的各类禁忌，只要他崇德“尚贤”及其政策激励，就会有众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与制裁，使人动辄得咎。比如周厉王滥施酷刑，“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所谓的“正”就是围绕权力“正义性”做出的诠释，通过权力而设立道德标准并强力推行，使人就范，自由权被剥夺，人性被压制，必然带来离心离德，故云“而民弥叛”。周厉王能让国人闭嘴，“国人暴动”也可以把他驱逐。
“民多利器”，廖名春说“民”当读作“君”，因为君多利器才是暴政的体现。但各版本原文均如此。
所以“利器”无论是民众防身之器，还是因权利不得人心而导致“贤者在野”，亦或河上公、唐玄宗、苏辙等人理解的心机、权谋，这些一旦为“民”所有、所用，则国家没有不乱之理。
“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有的通本写作“人多技巧”，只是为了文字形式的统一而已，词不同而意近，都是关于巧智后果的陈述。
要在一个无序的社会中维持基本的生存，必然动心思，多欲而好奇，智巧而伪生。巧伪生，则乱象迭出。
“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法物，贵重的器物，古代帝王多用于仪仗、祭祀的器物，指奇珍异宝，与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表意相同。珍奇稀有之物彰显于世，必然引发“欲得”之心，如河上公所说：滋生好物，则农事废，饥寒并至，而盗贼多有也。
本章的“民多利器，邦国滋昏”常被曲解为“民间的高效器具一多，国家就愈会滋长昏乱（沈善增）”，这是望文生义的曲解。因为老子没有愚民思想，而且下文就有使民“自富”的说法，老子不至于书生之气地认为出笨力的土里刨食，可以发家致富吧？
同时，出土各本皆是“法物滋彰”，通行本也只有王弼本是“法令滋彰”。而“法令滋彰”与“天下多忌讳”重复，只有“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才能跟“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相呼应。
老子使“民自正”的办法是圣人“好静”老子反对“以正治国”，认为“我好静而民自正”，这是实现上下和谐有序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说：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无事取天下”就是”“以无为取天下”，“取天下”就是取信于民，赢得天下民心，圣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不侵扰天下百姓，让百姓自由发展；圣人清静不以兵强天下，百姓自有正气；圣人不生事，给百姓创造自由创造空间，百姓自然富裕；圣人少私寡欲，百姓自然淳朴。
“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效果，是对“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反馈。
这也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确切意涵，即“我无为”“则民无不为”。
本章大意：
以正治国，必然导致以奇用兵的奇诡之术，只有以清静无事的治理才能赢得天下。我凭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
以正为名的禁忌越多，百姓越是离心离德；权诈之术盛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人们工于心计而相互揣摩，社会乱象就越多；炫耀奇珍异宝，就会引发更多的盗贼。
所以圣人说：“我奉行无为，民众会自主发展演化；我守静有常，民众自有正义；我不无端生事，民众自然富裕；我无私无欲，民众自然淳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