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的象征意义和微言大义。《周易》产生的历史源远流长，汉代以来，主流学者认为“易学”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但早期的《周易》只有原始的八卦符号，后来才慢慢演变为六十四卦。
但早期卦、爻只是一种图腾意义，其象征意蕴不够明确，因此才有《书.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意见不同意，所以占筮的结果听从多数人的。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到了西周初期，文王，周公先后编定了卦辞、爻辞，至此，《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方才基本确定下来。
但卦辞、爻辞的意义，虽然用文字标示出来，却很难赋予它准确的意蕴，故称其辞为“微言大义”。
占筮作为“国之大事在祭在戎”的重要思想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文化观念逐渐渗透到易经文化之中，占筮工具逐步向“易道”学说转化。
而道德文化观念对《周易》思想的渗透，是从战国开始的，因为官学下移才有这样的时机，因为稷下学宫黄老道学150年的延续，才提供了百家争鸣的平台；因为百家争鸣，才有了是非曲直之道德争议，以及融合儒道阴阳诸家的可能。
而黄老道家本身就是道、法、儒等思想杂糅的结果。
孔子为何晚年读易？从帛书《要》中的孔子回答子贡问，可以窥见易学从符号向道德文化发展的潜在倾向。
子贡问：先生教育我们说，没有德行，才外求神鬼；没有主见，才相信卜筮。我们深以为然。而先生晚年了，却喜欢读周易，难道先生相信占筮吗？
孔子回答说：虽然我也能算个六七成，但我不是用它算卦，因为《周易》中包含了“古之遗言”，我只是“观其德义耳”。
即便如此，孔子仍然担心后人会因此误解他，以为他违背了初衷，晚年却来读周易——从孔子当年教育弟子不求鬼神、不信卜筮的思想，到晚年“观其德义”，可以窥见当年的简谱易学，其中是包含着道德文化的。
同时也说明，孔子时期，周易的主要功能的确是用来卜筮的。要不然，孔子何必“自辩”？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弼“以老解易”的“义理”之说，是符合孔子真义的：不滞于象，专注于义。
《易传》何以成为《周易》从占筮向哲学的转折点？《易传》的出现，是《周易》从占筮之法转为义理之学，从巫术占卜功用转向伦理教化功能的根本性标志。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天子失位，官学下移，深藏秘府的《周易》走进民间；战国时期更是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作为解读《周易》论文集的《易传》乘势而出，但应者寥寥。
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西周官学“六艺”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取代黄老道学，成为汉代正统思想。
因《周易》具有“天道”的教化功能，因而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被列入“新五经”而走上思想文化的前台。汉儒则热衷于掺杂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等“天人之学”，“借天象以示儆”来劝勉君主，并能借《周易》而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提升其地位和影响，故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推崇。
东汉史学家班固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假说性概括，即是这一时期“易学热”的集中体现。
班固之后的《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发展的基本情况。
但是，按照《周礼·太卜》之说，“太卜”这个职位，掌管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这三种阴阳卜筮之法——是“三法”，后世附会为“三书”，强化了其传承性，使其愈加富于神秘性。
就是说，由于“独尊”的需要，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汉代成为易学丰富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自此,《易传》的天道思维方式、阴阳变化学说和伦理纲常观念等，伴随着“独尊”的时代浪潮，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具有“底色”的文化基因。
《周易》后来居上成为“五经”之首，始于汉成帝西汉末年，汉成帝诏令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秘书，整理文籍，不仅将刘歆的《六艺略》调整到各类典籍书目排序的首位，还将《易》编排在《诗》《书》《礼》《乐》《春秋》之前。
刘歆在《七略》中就说：“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可见汉儒对《周易》的推崇。汉儒的推崇，对儒家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说到《周易》，便与“群经之首”联系起来。
说“群经之首”当然不错，但需注意的是：“易学”是西汉末形成的学术思潮向，而且它还只限于文籍的排序上。真正说出来“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是北宋理学家程颐。而他们所编和所说的，都是特指儒家经典的“群经之首”。
易学的发展是中国古老神秘文化与百家争鸣的产物神秘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特色，易经是神秘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承载着华夏先民对趋利避害安居生活的祈愿，它是对未知世界探索的集体智慧结晶。
但它既不是儒家的专属，也不是道家、阴阳家的专利，从战国至今，《周易》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接纳诸子百家，百家，尤其是儒道阴阳等诸家，也各以其独有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诠释着易学，丰富着易学。
汉代道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就是《周易》《道德经》和《黄帝内经》的“三合一”经，该经以“道”解《易》，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教无论什么派别，都是儒道兼修的，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如此，王重阳的全真道家，更是主张“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他们都是“易道”不分的。
而儒家的周敦颐，其《太极图》就来自于华山道士陈抟的《先天图》，邵雍的象数学与《周易参同契》有直接的关系，朱熹等理学家直接参与对《周易参同契》的注释。
朱熹叹之曰：“参同契文极好”，“大概其说以为欲明言之，恐泄天机，欲不说来，又却可惜”，故世人“多不晓”。
世人将《周易参同契》作为儒道兼修之经典。“参同契”总结了当时所能知道和掌握的化学知识和化学变化原理，推动了古代化学事业的发展，在中国道教史与古代科技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它为“全球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
经学家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开创了易经的义理学派。
因此，诸子百家的参与，赋予易道以海纳百川的品性，《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百家“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总目》的编纂者，虽然本意在于批评历史上援《易》立论现象的纷乱，但却也道出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两家对于易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所以，汉代以后，儒道两家均以《周易》为经典，同时，正是因为儒道两家的共同贡献，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易学”。
但先秦时期的儒家，比如孔子、颜回、孟子、荀子与《周易》关系不大；而道家的老子、列子、庄子几乎与《周易》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