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怕失德，所以不解释易经，老子则因它是“前识者”更不做解释



一方面，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及其关系很模糊，至今仍在激烈探讨中，文献记载多有附会成分，易学学者们争得不可开交，就连“吾百占而□当”的空白处到底是“七十”，还是“才”，双方各已所据，至今还在争论中。

另一方面，研究易学的很多朋友认为，老子《道德经》就是对《周易》解读与发挥。此论更是简单粗暴。

为什么呢？因为“晚而喜易”的孔子，尚且没有留下解释《周易》的片言只字，更不用说自然主义的思想家老子了。

很多朋友会质疑：众所周知，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这是有明确记载的。

然而朋友们，那些所谓的明确记载，最初都出自“纬书”，而谶纬之学肇始于大儒董仲舒，盛行于东汉，是古代中国官方的儒家神学，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汉代，却是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官方正统的社会思想。

“谶者，验也”，是一种隐晦的，预测吉凶的宗教预言，又名“符谶”“符命”，是以巫师、方士的迷信方术，来附会儒家的经义，假托天意圣教来言符箓瑞应的，“儒教”的名号也因此而来。

至于孔子作《易传》，这已经不是问题了，“托古”孔子基本成为共识”，因为孔子不会自称“子”，且孔子“不语乱力怪神”，“不言性与天道”，而《易传》的作者们讨论的却是“性与天道”。

而说孔子“不言”“不语”的全出自子贡，子贡问孔子说：先生从前教导我们：“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辞之蘩。”即无德求神，无能求占。我们深信不疑。但现在您却手不释卷地看周易，弟子愚钝，不知何故。

孔子回答说：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羊而至者……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

如今对这段话的理解也是歧义百出，通过比较众多学者的见解，大体是说：君子言辞，是为了当做规矩来端正自己。行为之所以能够先于征兆，是因为对于不祥之事能加以考察。而考察祥瑞征兆的重点，在于知晓辞语。

孔子接着说：《尚书》在这方面记载不详，而《周易》偏重于此，且有很多古代圣贤的遗言。所以，我看《周易》并非在乎占筮上的应用，只是喜欢它的言辞而已。

子贡又问：先生说过守道而行仁义，没有疑惑，不用卜筮。现在“夫子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这标新立异的做法，是邪僻不正的，这怎么能行呢?

孔子回答说：我是为了探明卦象之徳义，恐怕不只你子赣现在质疑我，可能后人质疑我孔丘的，也都因为我读了《易》。

从上述这段对话中，我们得知：

1、孔子晚年确实喜易，但仅仅是晚年，这一点，《史记·孔子世家》、帛书《要》可证；

2、孔子“喜易”只是因为看中了“古之遗言焉”——那里面有“德义”；

3、孔子撇清了自己和巫、史者们的关系，他与他们读易的区别是“同途而殊归者也”；

4、孔子从早年教学，直到晚年“喜易”之前，曾长期坚持“无德者近神，无智者近占”的观点；

5、孔子预感到了后人会因他晚年喜易而误会他；

6、孔子时期，《周易》的确是本占筮的书。

总之，孔子担心后人把他跟《周易》联系在一起，影响了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并没对《周易》做出任何解释性说明。

这里面涉及一个“前识”，世人多理解为“先见之明”，但是老子的原意恐非如此，他在38章提到“上德”“下德”最后说：

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老子把“礼”与“前识”并列讨论，强调前者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后者是“道之华而愚之首”，可见“礼”与“前识”是两回事。

就是说，“礼”最终会导致“乱”，而“前识”会导致“愚”。

那么，“前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跟《周易》有什么关系呢？

庄子《达生篇》有个寓言故事说：东野稷善于驾车，能进退在一条直线上，左右转弯形成的车辙像圆规画的一般圆，鲁庄公于是召他，让他驾车一百圈后再返回，看能否还是原先的车辙。

颜阖预言说：“稷之马将败”，少顷，果败。鲁庄公问他何以知之？他说：马力竭，力不从心。

庄子反问道：如此浅陋的道理，却故作高深地“预测”有何意义呢？

韩非子对“前识”做了具体解释：“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就是说：事前的妄测妄断叫做前识。前识是没有依据的猜度。

他同样以颜阖为例，来解释“前识者”：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额。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然。

韩非子感慨道：这有什么好揣度的，用詹何的方法来扰乱人心，装模作样，一番劳心费神的揣度，跟三岁小孩看到的有何区别？他结论说“华焉殆矣”，这种华而不实的揣度，危害太大了！

汉代以后的《老子》注家，诸如河上公、王弼、赵志坚、苏辙、憨山德清等人也把“前识”列入“下德”，是竭心尽智的揣度那些或肤浅或模棱两可的事情。

司马光说：“世有亿度屡中者，人或谓之智……未免于愚也。”万万次的准确占筮，世人或以为大智慧，实则似是而非，欺世盗名而已。

所以，老子之“前识”，应该是似是而非的预测而知，这种预测而知的道理，要么是尽人皆知的简单趋势，要么是毫无根据却能唬人的所谓神秘莫测的“卜占之明”，多与帝王“之用”有关，都是自欺欺人的细枝末节，信或者不信，都无济于事。

故老子云：“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把不确定的推测当作真知的人，实乃“道”的浮华浅薄之表面，那是愚陋之始。

老子总结道：是以大丈夫处“道”之厚朴，不处仁义礼之皮毛，也不处前识揣度之浅薄。

徐梵澄的观点很客观，可借鉴。

徐梵澄先生，世宗所研究员，鲁迅的学生，他认为，“前识者”属于用鬼神、时日、卜巫疑众害民一类，是老子所不屑的，老子摒弃一切封建糟粕，老子堪称精神哲学这“一系”的鼻祖，徐先生还将陆九渊、王阳明归之于这一系之中。

据《春秋传》载：冬，有彗星出现在北极星旁，光芒西达银河。申须说：彗星预示着凶吉，诸侯将有火灾。阴阳家梓慎说：这次火灾分别对应着宋国、卫国、陈国、郑国。

于是，象纬学大师裨灶建议郑国执政子产说：用驩斝玉瓒祭祀，可避此灾。子产不理。裨灶再劝，子产曰：子奚以知天道若此？遂不与，亦不复火。此类所谓“前识”，其言凿凿，其用何有？

徐先生说：“前识”之类的卜占之言，乍听有理，实则无据。信者凿凿，不信也无妨。

两宋是继两汉、魏晋的易学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朱熹都是易学大师，但“北宋五子”之间并不交流，因为有的偏于象数，有的重于义理，二程“占理不占数”。

徐先生说，后来的王阳明也想“得先知先见同于此所谓‘前识’者，旋亦决然弃去”，于是放弃对“前识”的追求。

徐先生因此感慨道：“求神通者，终日营营，迷不知返。皆若宋人之守株待兔也，愚哉！”

综上所述，孔子“晚年喜《易》”，唯求其德义，又恐后人误解他，故不着一墨；而老子将“无缘而妄意度”的猜度定位为“前识”，其后果必将导致愚昧而不屑一顾，故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