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为天下先”是道家圣人的“三宝之一”，“敢”与“不敢”，是关系到身家性命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故老子云“不敢为天下先”。
民俗文化中的老子是一个世外高人，他窥破天机，甘居人后，与世无争，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适时超越的大智者，“国学大师”曾仕强、南怀瑾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曾仕强：“不敢为天下先”就是“敢为天下先”，关键在变通
他认为，敢为天下先和不敢为天下先，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法不一样而已。
中国人讲话，厉害就在这里，我们要会变通。这也是《易经》的思维，而且几乎百家的思想里面都含有这么一种变动性。因为整个是变的，你怎么可以固定呢？我们要站在不敢为天下先的立场，敢为天下先。
南怀瑾：“先”与“后”相对而已，恰到好处才是妙道，才能成功
“不敢为天下先”，是否应该为天下后呢？那又不行，所以老子讲的还是中庸之道。所以，既“不敢为天下先”，也不可以为天下后，要恰到好处就成功了。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为天下先，接着是项羽，都是为天下先。可是为天下先的在历史上都下去了，不先不后的是汉高祖刘邦成功了；朱元璋起来也是不先不后从中间来的也是。所以，认为“不敢为天下先”就应该为天下后，是错误的理解，要恰为天下中，恰到好处。
两位国学大师的理解就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可随意赋形关于曾仕强。他把“不敢为天下先”理解为就是“敢为天下先”，并认为这就是中国人“说话厉害”的明证，因为言语之中暗含“变通”的玄机，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可大可小、随意赋形。又以《易经》的思维认为，站在“不敢为先”的立场，去做“敢为天下先”的事！
朱熹在解读老子这一思想时说：明里什么也不做，暗里什么都做好了。
朱熹毫不隐晦自己的用意，他认为老子为“阴阳术数”之祖，喜欢占便宜，又“心最毒”，因此会深藏不露，其“诡诈”之术高深莫测，不为人所知。
曾仕强的解读，引入周易卦辞，以其“八卦”式解读，见象而臆度，望文而生意，不如朱熹做学问老实，因为朱熹承认他的立场：“扬弃”老子思想。
而曾仕强则是完全以“正解”的姿态解读的，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南怀瑾。他坚定地认为：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讲的就是“中庸之道”，所以要“既不为先也不为后”，要恰到好处才好。
南先生的《老子他说》不少章节解释的不错，但他跟曾仕强一样，都是“三教圆融”式人物，喜欢杂糅儒易佛思想来解读老子之道，很多章句被解说的支离破碎，不知所云。
老子讲“不敢先”就是“不敢先”，他不会玩弄文字游戏，教人既不前、也不后的“中庸”。秦国的统一，西晋的灭亡，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武昌起义、新中国建立等，都不存在那种情形。
况且，刘邦、朱元璋“不前不后”的获胜，不足以证明老子的“勇于不敢”思想的正确性。
“敢”与“不敢”，关系到家国的生死存亡，是成就事业的积极策略理解经典，不能断章取义，67章既不是曾仕强理解的“不为先就是为先”，也不是南怀瑾理解的“中庸”，老子只讲“为后、不为先”。
天下皆谓我大，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细久矣。我恒有三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汝以慈垣之。
“不敢为天下先”，是道家圣人的“三宝”之一，这一思想贯穿《道德经》始终，比如：
第2章的“万物作而弗始也”，7章的“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66章的“圣人……必以其身后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退尺”，73章的“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等。
老子两次将“为先”与“死”联系起来：67章的“舍其后”而取先，“则必死矣”，73章的“勇于敢者则杀”，而且态度坚定，不容置疑。
所以，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不是曾先生所理解的“为先与不为先是一回事”，也根本不存在南先生所说的“既不为先也不为后”的中庸思想。
老子为何强调“不敢为天下先”？这是由“道法自然”决定的，大道对于万物，是“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它生畜、亭长万物却“万物作而弗始也”，对于万物，它不以首创者或起始者自居。
落实在圣人之治上，就是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敢为”，顺应百姓意愿，为他们的“自化（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百姓获得成功而不以创始者自居。
因为圣人“行不言之教，居无为之事”，他不依赖政教命令推行任何主张，也不以威权推行“天下多忌讳”的强制，所以“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同时，只有不敢为先而居后，“后其身”、“退其身”，在功名利禄方面不敢与天下百姓争，才能赢得天下的信赖与归往。
何以故哉？“以其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争”。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只有不与百姓争的，才能“天下乐推而弗厌也”，成为天下的官长。
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是积极“无为”的成就策略。“勇于敢”和“勇于不敢”这个一杀一活的“两者”或利或害，有谁知道呢？列子说：“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为道的圣人当然知道“有为”之害，所以不妄揣天道，只是“不敢为”而已。
而“不敢”就是“无为”思想的具体落实。
但是坚持“无为”“不敢”并非易事，因为“两者或利或害”，俗话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一样，有些现象看起来并非那么界限分明。
正像苏辙所说：虽然“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是常理，但有时候“敢者”反而得生，“不敢”者反而得死，这种“或然”的偶然性，也会激发世人的侥幸心理而贸然行动。
老子承认偶然性的存在，这正是老子的伟大体现。
正因为传统习俗与“或然性”世俗观念的普遍存在，所以奉行“无为”和“不敢”才需要勇气来抵御，所以老子才说“勇于不敢”。
因此，“无为”与“不敢”不是朱熹们认为的“全无事事”，而是要以积极心态，冲破传统观念，在“不敢”方面下功夫的积极超前策略！
只有这样的“不敢为”，才能让天下百姓心无挂碍地各施其长，各得其所，实现“无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