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不是圣人，即便是孔圣人，他也有短板，正像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说到性与天命“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就不高兴发表意见了”。
南先生在讲解《道德经》38章“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仍之”的时候说：“道、德、仁、义、礼”，“就跟《易经》的《系传》一样，就是一篇人类文化进化史的描述，也可以说是对人类文化进化史的感叹。严格地说，他是感叹人类文化的退步”。
此后还提到：“这里《老子》所说的，等于《礼运·大同篇》孔子感叹人类文明的退化一样。”
就是说，南先生认为：不论是老子，还是《易经》《礼记·礼运》，都认为从“道”→“德”……→“礼”，是人类文化的退化。
南先生的这些观点，自然是很能被接受的。但在具体解读时，却出现了自相矛盾和曲解的部分。
“礼”是形而上的基础，所谓“而莫之应”，就是说那是看不出形态的老子原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或“仍”）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先生解释“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
高度文化的“礼”是形而上的基础，所谓“而莫之应”，就是说那是看不出形态的。
“礼”，是看不出它的作用，普通的人更是不懂，所以“攘臂而扔之”，膀子一举就把它丢掉了。
1、把“礼”当作形而上的基础，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南先生对“礼”的解释，跟上边所说“道、德、仁、义、礼”是人类文明的退化的说法自相矛盾：既然“礼”是“道”退化的结果，那么它就不能是“道”的基础。因为，既然承认道是根、是本，那么礼只能是花枝，是“末”，不可以本末倒置。
老子并没有否定“礼”的作用，而是强调“道”本身含有“仁义礼”，但“礼”在“道”之内，不可舍本逐末。
2、“莫之应”不能理解为“看不见的形态”。“应”是回应、响应、听从。因为没有回应或对应的礼数与之相应，这样才能引起下文的“攘臂而扔之”的非自然行为。
所以，南先生的理解，割裂了本章中“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的“取道”“弃礼”思想。
3、“攘臂而扔之”不可能是“”膀子一举就把它丢掉了。韩非子、王弼等诸多注家，没有南师这种理解的。攘臂：伸出胳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绪或动作。扔：强力牵引。仍，因袭。
但不管是“扔”的强力作用，还是“仍”的“因袭”动作，都跟把“礼”“扔掉”无关。而是说，强力要求他认服从于“礼”。
河上公《老子章句》：言礼烦多不可应，上下忿争，故攘臂相仍引——河上公作“因袭此”解。
苏辙《老子解》曰：故为之而不应，则至于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应，于是刑罚兴而甲兵起，则徒作而无衍矣——不响应的，就强力胁迫，刻不容缓——苏辙作“强人所难”解。
憨山德清：不唯不应，且将臂攘而仍之。此五霸之余，战国之习也——不服就武力胁迫使屈从，这是春秋战国的霸道做派——憨山德清与苏辙理解相似。
上述诸家的注解，才能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相吻合，因为强力要求，才有“失道”之说。而南师所谓“莫之应”即是“看不出的情态”，与“失道”没有逻辑关系。
南先生对“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理解含混其辞南先生说：在老子的时代，社会已经退步到提倡“礼”的阶段。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工商业在发达，教育跟着也普及了。可是，天下思想却越来越乱，犯罪行为越来越多。而乡野之人没有受过教育，他却不敢犯罪，行为比较朴实。所以说，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这个道理。
1、社会退化到“礼”的阶段，并不是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造成的；思想的混乱与否，犯罪行为的多寡，也与科学文明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跟“礼法制度”有关：是“道”与“礼”本末倒置后，奉行最末端的“礼”带来的必然结果。
2、不是“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而是奉行“礼治”导致了“忠信之薄”，开启了动乱的闸门。
“禮”字起源于先民的祭祖、敬神仪式，“示”字旁，表意为桌面上有一团东西还在滴着水，通常被理解为指代新鲜的“肉”，右上部是一个高脚托盘，里面盛着最珍贵的东西，以玉串表示，右下是个“豆”，礼器，类似今天的高脚杯。
因此，“礼”字表达的是祭拜仪式。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氏族社会时期，这种原始崇拜就早已存在，“礼”就是先民原始自然崇拜，只表虔敬，因此，“礼”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图腾崇拜，把“礼”跟与“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的说法，很难联系在一起。
如何理解“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为本、为根，“礼”为表、为华，当社会倒退到推崇华而不实的“礼”的时候，伪诈之风日盛，忠信之本尽丧，动乱由此开始。
所以，不是“人类缺乏忠信才需要‘礼’”，而是因为“礼”才有了“忠信之薄”和“乱相”。
所以老子说“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大丈夫要亲近“厚而实”的“道”，远离“薄而华”的“礼”。
完善儒家道统的朱熹，他是既“辟老”又维护老子的，能为己所用的就赞之，但若是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就“辟”之，但问到老子对“礼”的评价时，他却说“他与孔子说的如此好”。
郭德元问：“老子云‘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又却问礼于他，不知何故？”
朱熹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晓得礼之曲折，只是他说这是个无紧要底物事，不将为事。某初间疑有两个老聃，横渠（张载）亦意其如此。今看来不是如此。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
“只是他又说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圣人用礼时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说。《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便自有这个意思（《朱子语类·老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