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是否“证悟”，以及“境界”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领悟水平，平台上有不少朋友自诩“悟道”、“破解”了《道德经》，好友中就有几个自称“第一”的。
而世俗文化中，很多人会从老子联想到“三清四御五帝”、广成子、“八仙”之类的神话故事，其实他们都是道教故事中的人物，与老子道家是两个范畴的人物。
自诩“证悟”了《道德经》真相的人，精神可嘉，但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对立面，却以“道与俗反”作为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挡箭牌。
那些动辄以“悟”代“文”的论者，无心于文意，沉迷于“禅悟”，将《老子》当做佛言禅语来读。不行吗？不是不行，说他行，是因为他是从他的修者的角度，要命的是他们只认定自己认定的方向或角度，如同庄子所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
因此，“三教圆融式”的解读，不是不可以，但它属于“酱缸文化”范畴，可以归之于宗教炼养文化，那是一种模棱两可，飘飘欲仙的仙佛“境界”而非老子思想。
本文所谓“读懂”，指的是对老子思想主旨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能分清哪些是老子思想，哪些是后人的“杂糅”成分，并慧眼独具，以老子思想发现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并校改之。
有的人，仅一个字的解读，就可以轰动天下，令人击节称绝，成学界佳话，其学术思想得以青史留名，今天就介绍几个字，看看它在“万经之王”的《道德经》中，具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所举案例都出自对传世本《道德经》的解读，因为那时候，马王堆帛书《老子》和战国郭店楚简《老子》都没出土。
请看传本《道德经》第31章原文：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是”恬淡为上“还是“铦功为上”？佳兵者，就是修饰、美化的兵器，即便如此，那也是不祥之物，人人见到都知道那是杀生害命之物，所以有道者以之济难，而不以之为常，就是说那只是用于防备突发事件的东西。
但有道者不依赖它，并不等于弃之不用，面对无可奈何的侵略战争，奋起还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有道者”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不得已而用兵的时候，按照传本的说法，应该“恬淡为上”，“恬淡”就是恬静淡泊。然而，两军对战是生死存亡的决战，“恬淡”面对生死抉择，那是何等的“大义凛然”？那与静待成为俘虏或者被消灭有何区别？
老子面对战争的态度是取胜，如何取胜？老子说“夫慈，故能勇”，然后才能“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而“恬淡处之”，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真的像朱熹曲解老子所说的“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
第二，人不是神话人物，不可能有太上老君的一气化三清之法，亦或通天教主的灭世大法。如果非要那么理解，那么，《道德经》岂不沦为了“书生说教经”？
于是，民国时期的劳健先生，于1941年出版的《老子古本考》，对“恬淡为上”之说提出质疑说：“恬淡”二字实不可通，应是“铦锐”之讹，“谓兵器但取铦锐，无用华饰也”，“用兵而言恬淡，虽强为之辞，终不成理。”
他的这一“发明”，为后来出土的帛书甲、乙本《老子》和楚简本《老子》所证实。因为这三个古抄本都不是“恬淡”，而是“铦袭”和“铦（竖心旁一个袭，读如gong）”，以及“铦x（读如gong）”。
不幸的是，出土本的整理者受传本影响至深，不顾劳健先生的质疑，也枉顾“铦”字的“锋利”之意，直接将“铦袭”改成传本的“恬淡”。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刘殿爵先生，北京大学刘笑敢教授，通过校勘，认为劳健先生的“校勘”应予接受，“恬淡”二字，是应为“铦功”，“功”为“尖利”。
但不管怎们说，他们都对原文中的“恬淡”的悠然处之予以否定。因为只有“铦锐”或者“铦功”而非“恬淡”，才能跟“弗美之”意思一致，意即：兵器锋利即可，无须美饰，美饰兵器都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就“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是“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还是“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悲哀泣之”。哭泣就是哭泣，加上个“悲哀”岂不是蛇足？《道德经》以大唐太史令傅奕、西汉初年的河上公和魏晋时期的王弼三个版本为主，这三个版本一直流传于世，故称“传本”。这些传本的文字大同小异，“以悲哀泣之”也相互传抄，一脉相承。
傅奕本《道德经》，其母本源于项羽妾冢，比河上本更早。
上述这些传本的原文意思很明显：对于战争中阵亡的人数之多，用悲哀的心情哭泣他们。
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老子惜墨如金，用字古雅，用词精准，为何不说“杀人众，泣之”或“以悲哀处之”？既然是哭泣，当然是悲哀，何必啰嗦？
一个普通老师的质疑。大学者们囿于成规不敢轻易质疑，但民国初年有一个年轻的老师罗运贤，在他的《老子余义》一书中，断定“以悲哀泣之”中的“泣”字，是后人誊抄时出现的讹误，他认为这个字应该是“涖（莅）”字，即“对待”、“处置”之意，而非“哭泣”。因为“泣”与“悲哀”连用不规范，且“以丧礼处之”未必就得“哭”。
因此，“以悲哀莅之”就是“以悲哀的心情处理阵亡的将士”。
半个世纪后相继出土的帛书和楚简，证明了罗老师的推测是对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称道：一字之师，可谓卓识。罗运贤这一校勘，也成为古籍校勘上的一个著名案例。
赘述几句。
这一个字的“校勘”，也堪称“一字之师”，远比那些自诩“第一”“破解”的朋友高明多了。如果他们是“悟道者”，那也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稍有进步。
校勘是一门专业的学问，不是谁都可以胜任，当下的学者，不少人读不通就自行校勘，既不能“存真”，也不能“校异”，更不能“订讹”，在不明白古籍基本思想，不知“致讹”的原因，又没有所谓“正本”的情况下，只凭一己之好恶、个人之见识而进行所谓的“理校”，结果只能是把古本原有的“真”也给丢了。
还有一种情况，太拘泥于古本，认为古本是千锤百炼的“定本”，不可擅动。
如帛书甲本的“以俞甘洛”、“乐与饵，过格止”、“终身不堇”、“坐亓阅”、“奠行可以贺人”、“圣人冬不为大”、“攘臂而乃之”、“襄无臂”、“大方无禺”、“亓用不币”、“虎无所昔亓蚤”，“百仁之高，台于足下”、“勇于不敢者则栝”等等太多太多，许多字是打不出来的，这些皆是讹误。
古本出现的这些“讹误”字，显然是偏旁字、同音字、同形字的假借，还有的是明显的“错别字”，不可强执之以为“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