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婴儿期，就有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敬畏心，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绚丽多彩的神话故事，诉说着趋利避害的共同祈愿，一“福”一“祸”透着华夏先民祈求天人相通，福佑顺遂的远古信息。
在传统认知里，福就是福，祸就是祸。前者与护佑相关，后者与灾害相连。此两者，一利一害，一好一坏，对立明显，不容置疑。
这种绝然对立的观念传承了数千年，突然被老子一声断喝：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福祸同根，善恶同门。真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
正因为老子的“反俗”，所以他的思想历来被误解，被曲解。
“福祸”都与“神祇”有关，有祈福纳祥、逢凶化吉的祈愿，人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神祇，并赋予他们惩恶扬善的品性，但是他哪里会按照人们的愿望，去分辨善恶予以奖惩呢？福与祸，只是人们自造的情感认同而已，“福”与“祸”的认知转换，其实只在一瞬间。
果真如此吗？好与坏，善与恶，爱与憎、尊与卑、上与下不是很明显吗？人行天地间，总得有个善恶的准则，是非的依据吧？
老子的回答很坚定：“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祅。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祸里隐藏着福，福里潜伏着祸，有谁知道这其间的变数呢？哪有个准啊！你以为的正，怎知不是权谋伪诈；你以为的善，怎知不是妖异作祟？所谓的“正奇”之说，岂不荒谬？人们的迷惑啊，本来就已经太久、太久！
那么，福祸、正奇、阴阳、善祅这些“两者”是互为存在的吗？
非也。事物本身没有所谓的一体两面之说，所谓的一体两面只是人们强加于事物的，以便于人们对事物的区分，人们觉得这样的区分很方便，于是就习惯于使用这种办法把动物分为雌雄，把人分开等级，把事物分开好坏，把行为分为善恶。
岂不知这是人制造的认识事物的工具，却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所以杨朱说“君子必慎为善”。即便是做人们公认的“好人好事”，也要小心从事。
比如：放生，善乎？德乎？列子说，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
邯郸有正月初一放生的习俗，这一天很多人向赵鞅（赵简子）进献了很多斑鸠等鱼鸟，赵简子很高兴，分别照价赏赐了他们，然后就放生了。有门客问其故，简子说：“行善积德。”
门客说：“您行善，禽鱼遭殃，百姓获利。若要放生积德，不如禁止捕捉。像您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哪里是放生，这是明目张胆地鼓励s生啊。赵简子恍然大悟，自此规定，禁捕生灵。
就赵简子而言，他要积德行善，二他的所谓“善”，确实建立在生灵遭罪基础上的，其后果当然是“失德”的“恶行”。
所以老子说“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因为事物本身“其无正也”，所谓的“正、奇”，只是一己好恶的掩饰，有事有为的幌子，自欺欺人的把戏。
所以老子在上一章说“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正”正其不正，怎知所谓的“正”就是“不正”呢？故“正”必至于“奇”，而治国必至于“用兵”。因此，只有清静无为、不造不施，与物无逆，才能赢得天下民心。
这三句话是递进式表达，而多数人将这三句话当作并列句，即把“正”、“奇”、“无事”当作了并列对举的意思了。
因此，在理解上常常误入歧途，却言之凿凿，引经据典，以《论语》的“政者，正也”来套解“以正治邦”，以《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来套解“以奇用兵”，其实，大谬不然却自以为是。
解老注老，只需以老解老即可经内求解，无须杂糅诸家，经外求解。只需知道：老子之道无正无奇，无阴无阳，没有上下尊卑贤不肖，何来“以正治邦”之说？何必执着于“福祸”之辨？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无须区分，不用祈愿，只要不神化事物，则道治可矣！无为足矣！一切祅祥怪异，自然会无影无踪，何需强调“福祸”，强调“正奇”？
老子说：“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天下的自由发展与自我创造实现的致富，以及淳朴与正义，靠的是“圣人”的“无为”、“好静”、“无事”和“欲不欲”，而不是依赖于强调的所谓“正”，就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一样，强调什么的同时，也将意味着定将缺失什么。
故云：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以无为、无事，则能取天下也。
“取”，获得，赢得。天下，不是自然界的天下，而是百姓、民心。故：“取天下”，不是武力夺取天下，也不是日常管理天下，而是赢得百姓拥戴，赢得民心，即“执大象，天下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