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婚介所门口，手里攥着一份合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合同上有一圈泛黄的咖啡渍，那是她在签约那天不小心滴上的。那天是周三……不，应该是周四。她记得阳台上的茉莉花已经枯了，叶子边缘卷曲成焦黄的形状。她曾试图挽救它，换了新的土，剪掉枯枝，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就像她对爱情的期待一样，渐渐枯萎，直到只剩下一个空壳。
婚介所的玻璃门上贴着红色的广告：“成功率高达98%，专业红娘团队为您服务。”她盯着那个数字，觉得它像一个嘲讽的笑脸。七万块钱，她用了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和存款来支付这笔费用。她甚至取消了原本计划去三亚的旅行，只为了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找到一个可以共度余生的人。
合同签订的那天，她穿了一件米白色的羊毛大衣，脚上是去年打折季买的黑色短靴。她记得红娘坐在她对面，桌上的玻璃杯里泡着一片柠檬，杯底还残留着几粒糖。红娘笑得很温柔，说：“您这样的条件，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对象。放心吧，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匹配方案。”
她的条件确实不差。38岁，外企白领，年薪30万，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车是去年刚换的奥迪A4。她的朋友圈里经常晒出健身房的照片，跑步机上的数字清晰可见，配文是“坚持就是胜利”。她不是那种美得惊艳的女人，但五官端正，皮肤保养得很好，眉眼间有一种成熟的自信。
但她知道，38岁这个数字像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许多可能性。她的前任在三年前离开了她，理由是“我们对未来的规划不一致”。她没有哭，也没有挽留，只是默默收拾了他的东西，放在门口。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听着老式挂钟整点报时的声音，心里空荡荡的。
第一次相亲是在一个咖啡馆，地点是红娘安排的。她提前半小时到达，点了一杯美式咖啡，杯口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视线。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的纽扣有些松动，但她没来得及修补。对方迟到了十分钟，进门时带着一股烟味，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刚买的外卖。
他坐下后，笑着说：“不好意思，刚下班，有点赶。”她点点头，没说什么。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讲自己的工作，偶尔问她几个问题，但语气里没有多少兴趣。她试图接话，但发现对方的眼神总是飘向窗外，像是在寻找什么更有趣的东西。
那次见面结束后，她没有再联系对方。红娘打电话来问她的感受，她只是淡淡地说：“不合适。”电话那头的红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安慰她：“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资源，下次一定会更好。”
第二次相亲是在一个餐厅，对方是一个离异的工程师，带着一个七岁的儿子。她并不介意对方有孩子，毕竟她自己也不再年轻了。但整个过程中，她发现对方的注意力几乎都在手机上。他不停地回复信息，偶尔抬头对她笑笑，眼神里却没有多少真诚。
她试图找话题，比如聊他的工作，聊孩子的教育，但对方的回答总是简短而敷衍。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就像在跑步机上跑了很久，却始终看不到终点。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发现阳台上的茉莉花终于彻底枯死了。她站在那里，闻到一股淡淡的腐败气息，心里莫名地难过。
她的耐心在一次次失败中被消耗殆尽。红娘的电话变得越来越频繁，每次都带着一种职业化的热情：“我们又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您一定要试试。”她开始怀疑，这些所谓的“合适对象”是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随便安排的。
最后一次相亲是在一个茶馆，对方是一个公务员，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毛衣起球的地方显得粗糙。他的谈吐还算得体，但在聊到未来规划时，他说：“我觉得女人还是应该以家庭为重，工作可以适当放一放。”她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她试图反驳，但对方的态度很坚定，甚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那次见面结束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冲到婚介所，要求退款。
婚介所的负责人接待了她，是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中年女人，脸上的妆容精致得无可挑剔。她耐心地听完她的抱怨，然后微笑着说：“我们已经尽力为您匹配了最合适的对象，但您的要求确实比较高。”
她愣住了，感觉自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她的要求真的很高吗？她只是希望找到一个能聊得来的人，一个愿意和她一起面对生活的人。她不需要对方有多富有，也不需要对方有多帅，只希望能有一点点真诚。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我花了七万块钱，不是为了听你们说我的要求高。我只是想找到一个能让我不再孤单的人。”
负责人依然微笑着，但眼神里多了一丝冷漠：“我们会继续为您安排相亲，但退款是不可能的。”
她站在那里，感觉自己的心像摔过的搪瓷杯，裂痕一点点扩大，最终碎成了无数片。
她离开婚介所时，天已经开始落雨。她没有撑伞，任由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她走到街角的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薯片，然后回到家，打开电视，随便选了一个频道。
她知道，生活还会继续，孤独也会继续。她或许会再尝试一次，也或许会彻底放弃。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再相信那些虚假的承诺。她坐在沙发上，听着老式挂钟的整点报时，心里默默地问自己：爱情真的值得这么努力吗？
窗外的桂花香飘进来，混着雨水的味道，让她想起了初恋时的那个秋天。她闭上眼睛，试图抓住那一丝温暖，但最终还是徒劳。
